四川阆中,地处四川盆地北部,是南充的县级市。花园村,距离阆中市60公里,村子千余人。自改革开放以来,这里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年轻人外出打工,儿童与老人留守。

1993年春节刚过,陈述琼暂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生活,北上打工。那一年,她37岁。在此之前,她的生活轨迹没有超出四川。

与陈述琼同时离乡的还有,她的妹妹陈恩华。不过,比姐姐小12岁的陈恩华没有北上,而是选择南下广州。

1990年,一部讲述六个从乡村到广州打工的电视剧《外来妹》红遍大江南北。此后几年,大批农村女性离开家乡进城打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曾撰文指出,流动人口真正大规模的出现是从1990年开始。据统计,1990年流动女性为949万人,占流动人口比例为44.45%。

“当时看到大人们整理行李,就很想跟他们一起出去看看。”看着两个姑姑外出打工的陈会蓉,当时只有13岁。

2008年,两代人相聚北京,她们有个共同的身份:家政工。虽三人在亲缘上是姑侄关系,但在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主任梅若看来,她们仨一样热情、爽朗,不像姑侄,更像姐妹。陈会蓉(左一)、陈恩华(中)、陈述琼(右一)。摄影:莫力。本文图片均由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提供。

流动妈妈|两代人“三姐妹”的家政岁月-激流网陈会蓉(左一)、陈恩华(中)、陈述琼(右一)。摄影:莫力。本文图片均由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提供。

打工

1993年3月,在外出打工亲戚的鼓动下,陈恩华和丈夫决定南下到广州打工。那时大女儿才一岁多。“很舍不得孩子,但是在老家,务农赚不到钱”。

慢车、站票、中转,折腾了三天,陈恩华和丈夫才到广州。“没有心思去看大城市,那时候就是愁啊,怕找不到工作。”

陈恩华先在饭店打了一段时间零工,后来到鞋厂工作——包装鞋子,一个月基本工资480元,加班补贴算下来平均一个月600元。

陈恩华说,到广州的前半年,晚上经常哭,“从来没有离家这么远,也想女儿。”

大姐陈述琼外出打工的理由很简单,“孩子读书需要钱”。也是在1993年春节后,她和一个发小结伴到北京,在熟人的介绍下,开始做家政工。

1983年,中国第一家家政公司北京朝阳家务服务公司成立。此后,全国各省市都推广了北京经验,以中介形式推进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进程。

在广州打工两年期间,由于经常生病,再加上想孩子,陈恩华决定返乡。“我回到老家,家里觉得我像鬼一样,瘦得不行。”

回到老家,陈恩华没有想到日思夜想的女儿竟不认识自己了,“心里特别难过,后来每到女儿升学的那一年,我都要回老家陪她。”

1996年春节后,在北京做家政的姐姐陈述琼介绍了一份住家阿姨的活儿给陈恩华:350元一个月。“我想着在家种庄稼也赚不到钱,就屁颠屁颠到北京了”。

第一个雇主家里是三代人同居: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一对中年夫妻——儿子残疾,儿媳患了绝症,还有一个孙女。家里请了两个阿姨,16岁的小姑娘照顾年轻夫妇,陈恩华照顾老夫妻,负责洗衣服、做饭、做卫生。

“决定做住家阿姨了,就做好受委屈的准备,死猪不怕开水烫,能凑合就忍一忍,实在太为难,我就不干了。”

虽然同在北京,但因为每周只有一天休息,陈恩华和姐姐陈述琼半个月见一次面,她们会和老乡约好逛公园、拉家常。

1996年下半年,陈述琼回老家后,陈恩华在姐姐之前的雇主家做起了住家阿姨。这家老夫妻是高校教授,小夫妻都在外企工作。

“这家人特别好,但就是懒得出奇,我连他们一家人的内衣都洗,后来与他们相熟了,每次休息回家,看到满屋子乱七八糟,还有一堆的衣服,我就发火,他们很委屈,对我说,要不以后休息就别出去了,一回来就发火。”陈恩华说到这时,笑个不停。

陈恩华之所以敢对雇主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一家人很尊重我,没有任何歧视。”当时,住家阿姨月收入是500元。“比我两年前在广州的收入还少,但是,我做得开心。”

“我老公,或者亲戚来,都住在雇主家。雇主家女儿与我同龄,有一次开玩笑说,我们同龄,以后退休了她和她老公养老金有七八千元,我们四个人结伴养老。退休金能养活我们四个人。我就负责做家务。”

1998年,雇主家的女主人因病去世后,陈恩华又回到了老家。而在老家呆了一年多的姐姐陈述琼,“因为没有好的收入”又返回北京继续做家政。

这一年,她们的小侄女陈会蓉年满18岁,中职毕业,“但啥也没学到,从小就看着家里人外出打工,所以也想着出去看看。”

由于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担心陈会蓉年纪小,在外会学坏,于是托亲戚相了门亲事。当年,比自己大三岁的老公同意入赘,在定亲后,两个人结伴南下广东打工。

家里的三个女人,为了生计,往返于城乡之间。据统计,上世纪末,流动女性接近5000万人,几近流动人口的一半。

初到番禺,和大多数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一样,陈会蓉在一家大型制衣厂找了份工作,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忙起来没日没夜”,一个月平均工资在500元-600元。后来,她和丈夫先后在钟表厂、玩具厂工作,但收入始终没有过千。

2000年,由于第二家雇主女儿的强烈要求,陈恩华带着才三个月的儿子又回到了北京。“儿子快到一岁了,她要生孩子我也帮不了,孩子又闹,我就又回老家了。”

五六年前,雇主家女儿打电话请陈恩华帮忙做晚饭,但是因为距离较远,而且手上的活儿也满了,陈恩华便拒绝了。“我特别内疚,就不好意思再联系。以前,我还把我闺女过继给她,她还把儿子过继给我。”

2001年临近春节,在外出打工三年后,陈会蓉和丈夫回老家办婚礼。之后,大女儿出生,陈会蓉和母亲留在老家带孩子和做农活,丈夫和父亲外出打工。“虽然我在农村长大,但是从小没有干过农活。”

2003年春节才过,看到村里返乡的亲朋,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陈会蓉决定北上打工。“出门打工的头一个晚上,我还再给女儿喂奶,第二天,我就收拾包袱去了北京。”

相聚

陈家两代女人在北京相聚了。

初到北京,陈会蓉和陈述琼的女儿一起去职业介绍所找工作,一开始在饭店做服务员,“没有干多久,感觉规矩比较多,别人在吃,你在边上站着,还要微笑,别扭。”后来她们在一家位于地下室的足疗店找到做收银员的工作,“老板说收到假币,自己赔,那些花花绿绿的纸币,我们哪能辨别出真假,这份工一天也没有做。”

辗转了几份短工,最终在2003年“非典”前,陈会蓉和大姑、小姑一样,做起了家政工。“当时听说非典要封城,我又想孩子,担心封城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去,就赶在封城前,回了老家。”2017年6月10日,北京朝阳区费家村的出租屋内,陈家两代人的家庭聚餐。

流动妈妈|两代人“三姐妹”的家政岁月-激流网2017年6月10日,北京朝阳区费家村的出租屋内,陈家两代人的家庭聚餐。

两代人再一次在北京相聚已是2008年冬天。陈会蓉没有想到,“家政工也没有想象中的安全。”

第一份住家工作,陈会蓉就遇到了性骚扰。雇主是一对60多岁的夫妻,身体都有不同程度的毛病,老太太问题严重些,老头子闪到腰,但不影响正常的活动。陈会蓉没有想到老头会对自己动手动脚,“我不能接受,找他们家孩子理论,他们家孩子还不相信,后来我录了音。”

陈会蓉想讨回公道,她和婶娘一起去找雇主讨公道。婶娘要让对方赔偿,“我坚决说,我要的不是赔偿,是赔礼道歉。”虽然最后雇主没有道歉,也没有赔偿,但是陈会蓉认为,他们承认了事实,对自己来说就够了。

此后,陈会蓉不再接家里有老头的住家活儿。梅若说,一些年纪较大的家政女工,只要干活给钱就行,在雇主家受点委屈都很正常,甚至一些老人动手动脚也就忍忍算了,因为年龄大了不好找工作。但是年纪轻一点的,就不能接受,她们更希望与雇主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陈述琼的想法也佐证了梅若的观察,“像我们这种没多少文化又没有特长的人,有活可干能赚到钱,遇到一些尖酸刻薄的雇主,能忍就忍。”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苏熠慧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年龄的家政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不同。年龄大的家政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更低,可以获得的工作资源越少,市场议价的能力也较低。

陈会蓉说自己的住家经历没有小姑的好,“可能是我运气不好,没有遇到好人家。”

2009年底,陈恩华将最后一家雇主的孩子带到2岁多后就不再做住家阿姨了。“年纪大了,住家夜里休息不好”。2017年6月10日,北京朝阳区费家村。陈恩华(左一)与侄女陈会蓉逛夜市。

流动妈妈|两代人“三姐妹”的家政岁月-激流网2017年6月10日,北京朝阳区费家村。陈恩华(左一)与侄女陈会蓉逛夜市。

从2002年到2009年,陈恩华先后在两个雇主家带了三个孩子,最小的一个孩子从出生7天就开始带了,月收入从600元涨到了1800元,而2020年住家阿姨的月平均收入在7000元左右。

陈恩华做了13年住家阿姨,只换过三个雇主。她说,“每个雇主对自己都非常好。我既然做了,就做好,让雇主放心。要和雇主建立起信任,她才会把孩子交给我。”

但大多数的家政工与雇主之间较难建立稳固、持久的信任关系。苏熠慧认为,家政工与雇主之间是“类家人”关系,这种关系既亲密又有张力。亲密是因为家政工的工作要提供情感慰藉和照料服务,但雇佣关系是商业和经济导向的,与亲密存在张力,使得信任关系较不稳定,存在一定的边界。

烦恼

2016年,在老家办完丈夫丧事后,陈恩华听说可以补缴社保,等到了50岁,能领到养老金。因为之前给丈夫看病几乎花了所有的积蓄,陈恩华当时并没有心动。

回北京后,干了三个月的活儿,攒了快3万元,陈恩华心里开始打补缴社保的主意。2016年底返乡,她到村里询问后知道,自己需要补缴16年的社保合计10万元多一点。陈恩华向外甥女借了6万,并承诺第二年一定还清。

当时,丈夫去世不到一年。“农村人买社保,还是借钱买社保,很多人不理解,当时连我女儿都不太能理解我。我姐也说我,不给孩子买房子,借钱给自己买保险。但是,我用自己赚的钱买,借的钱也不用孩子还,而且自己有养老金,也是给孩子减负,所以我没把村里人的冷言冷语放在心里。”

2017年底,陈恩华还了外甥女的借款。2018年,在补缴社保一年多后,陈恩华开始领退休金,一开始只有900多元,现在有1000元。“有了养老金,我心里踏实多了。至少吃饱的饭钱有了。”

2017年北京大兴大火后,面对上涨的房租,已过六旬的陈述琼决定回老家。“做了好些年家政工落下一身毛病。”回到老家后,陈述琼腰腿毛病不断,“农村人又没有社保,现在最大的烦恼是没钱”。

养老是摆在家政女工面前的一大现实难题。苏熠慧认为,很多家政工无法像陈恩华那样补缴社保。有些家政公司有给家政工上社保,但很多家政工仍然是商业保险。2019年南京大学刘林平教授团队在南京、无锡、广州和佛上发放的1007份问卷显示,仅有10.23%被调查的家政工参加职工社会保险。

2017年底,陈恩华花了30万在阆中市里买了一幢130多平方米的复式房,“我想以后和儿子一起住,房子要大一些。当时考虑到还贷的压力很大,就一次性付清,我自己出了14万,剩下的钱都是借的。”

2018年回北京后,陈恩华又要开始拼命找活干。疫情前,陈恩华的一天是满满的:

6:30-9:00,在一家幼小衔接机构搞卫生,月工资3000元。

10:00-12:30,到一个雇主家烧饭,月工资2400元。

13:00-17:00,在一个雇主家做卫生,月工资3500元。

17:00-18:00,到早上那家幼小衔接机构洗碗。

18:30-19:30,到一家公司做保洁,月工资1400元。

去年,陈恩华还了买房借的钱,本想着今年可以赚点装修钱,没想到碰上了疫情。正月初五,陈恩华从老家回京,幼小衔接机构没营业,开旅行社的那家雇主因受疫情冲击也不再雇佣陈恩华。

陈恩华在为装修钱发愁。80后的陈会蓉也有中年危机。

2018年,陈会蓉结束了六年的分居生活,与丈夫离婚。“他对家里几乎没有贡献,赚不到钱,也不关心孩子。”“孩子如果判给父亲,我担心两姐妹的关系会淡了,我自己是独生女,所以希望她们俩好好的,离婚协议上我坚持将两个女儿判给我。”

陈会蓉的大女儿已满18岁,去年女儿学习化妆,花了9万元的学费,“那时候,每个月的工资一发下来就给她汇去。”小女儿跟着父母在老家读初中。梅若说,家政女工几乎所有的收入都花在家人身上,特别是子女教育。

2017年,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在天津做了一次小样本问卷调查。从199名受访者的数据分析看出,家政工收入所得分配前三是孩子、父母、家庭开支。

3月7日,陈会蓉从老家回到北京,一直在找活儿,截至发稿,仍赋闲在家。

“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又只身一人,压力很大,但是家政工这份活,我也在犹豫要不要继续干下去。”

陈恩华的大女儿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她说自己的年纪大了,等赚到装修的钱就回老家,“给别人家带了十多年的孩子,以后给自家闺女带孙子去。”

已到不惑之年,陈会蓉想做点改变,但是“年纪大了,要考虑的事情特别多”。2017年5月21日,北京朝阳区费家村出租屋内。每次家庭聚餐,陈会蓉当仁不让是主厨。

流动妈妈|两代人“三姐妹”的家政岁月-激流网2017年5月21日,北京朝阳区费家村出租屋内。每次家庭聚餐,陈会蓉当仁不让是主厨。

陈会蓉的厨艺不错,家里人建议她回老家开个小餐馆,“但是那点积蓄投进去,血本无归,今后的日子咋办呢?”

她又想着和小姑陈恩华一起回老家开滴滴,“买了车,万一接不到什么单子呢?”

“没有依靠的人,做什么事情都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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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妈妈|两代人“三姐妹”的家政岁月-激流网(作者:吴英燕。来源:澎湃新闻。责任编辑:郭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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