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3年,全国总工会提出“农民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官方出面肯定了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地位,但是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受限于流行的阶层研究与利益群体分析范式的局限,研究者很少以“转型期工人阶级再形成”的宏观视野研究农民工群体的发生与发展过程。由此在农民工研究中产生了两方面的缺陷:首先,很多研究将农民工构建为抽象庞大的整体社会范畴,没有对这个群体的历史进程与意识发育进行系统研究;其次,受限于分层研究方法,没有考察农民工所处阶级与其他阶级间的实质性关系,忽视了阶级的共同利益,也没有考察基于阶级利益的行动潜力。2006年,《社会》期刊发表了仇立平的论文《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呼吁社会学研究重拾阶级分析视角。

阶级形成的多重维度-激流网刘建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9-1

2014年出版的《农民工阶级的形成与阶级意识研究》一书,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刘建洲博士的博士论文修改稿,书中充分整理了阶级视角的社会学研究文献,从阶级视角对中国农民工的阶级转化与形成历史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并基于理论进行了一次社会干预。阅读这本内容详实的著作,对于从阶级分析视角理解中国农民工的历史与现状必定能够提供帮助。

1、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理论

西方无产阶级劳工研究中,对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基本可以分为两条路径:①结构研究路径,该路径注重从现有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解释工人阶级组织与行动呈现出的改良与革命交织的特征;②社会-历史研究路径,该路径侧重解释工人阶级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形成一个自觉区分于其他群体的,具有自我意识的群体。

结构研究路径更加依赖于马克思的结构式分析,关注共时性的社会结构切面,以马克思所提出的“自在阶级”、“自为阶级”作为分析的主干框架。无产阶级区分于其他阶级的特殊性根本上源于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结构中所占有的特定位置。这个被剥削的结构位置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使其成为一个客观的自在阶级。而一旦无产阶级开始产生阶级意识,对自身所处的阶级位置产生自觉,并团结起来争取自身利益以至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其就逐渐形成一个具有主观上明确自我意识的自为阶级。根据结构研究路径,阶级形成的过程首先是一个结构性的派生过程。在客观结构上生产关系与最终通向革命的阶级行动之间,阶级意识则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从这一路径出发,无产阶级的自在存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客观形成了的,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往往是这种自在阶级为何没有完成向自为阶级的转化。国家制度在工人阶级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在这条研究路径中得到了广泛研究,葛兰西与阿尔都塞的国家理论在此得到了广泛援引。

阶级形成的多重维度-激流网E.P.汤普森/译林出版社/2013-3

社会-历史研究路径的经典文本是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条路径更多关注历时性过程,将阶级首先视作历史现象,“阶级的定义,应该依据人们自己生活的历史来定义”。该路径强调工人的道德自主性,主张工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而不是被历史其创造的产物;强调对历史过程,反对静态分析;突出自我意识在阶级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反对自在阶级概念;强调文化与制度对阶级形成的作用,认为客观的阶级经历不是形成阶级意识的充分因素。

根据对上述两种路径的批评反思,出现了一些更加复杂的,从多个维度研究阶级形成的分析框架。卡茨尼尔森/佐尔伯格将阶级概念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自在阶级-自为阶级两个层面扩展为了四个维度:①经济结构;②社会生活方式;③文化意识倾向;④工人集体行动。四个维度之间不存在因演绎假设而产生的联系,在不同因素的有影响下,四个维度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变化。而影响阶级形成的因素主要分为三组:①经济因素,如工业化水平、;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劳动组织;②社会因素,如人口统计状况、社会地理、宗教、性别;③国家因素,如国家的形成、官僚制度、征税情况、公民权、选举权、劳动法律、社会政策。

无论遵循哪一种阶级理论路径,阶级意识都是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关于阶级意识的问题,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就展开过诸多争论,列宁的灌输论与卢森堡的摩擦论都形成了相关的系统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大量关注这一问题,形成了以卢卡奇的物化意识理论为代表的一些观点。汤普森则将阶级意识与阶级经历区分开来,阶级经历包含人们的生活经历与实践活动、对这种经历与活动的感受与理解以及直接的或间接的知识,而工人以文化的方式(包括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与组织形式)处理阶级经历的结果,才是阶级意识,强调夺取文化霸权对阶级意识形成的推动作用。

更加晚近的研究则进一步深化了阶级意识概念,开始关注如何将阶级意识在具体研究中概念化、操作化、定量化。其中三种方法较有影响:

1. 麦克尔·曼在《西方工人阶级的意识与行动》对工人阶级意识发展做出了四个阶段的划分,认为成熟的阶级意识需要包含四个接续发展的要素:①阶级认同感;②阶级对立感;③对阶级总体性的把握;④对另一种可能社会的构想。这四种阶级意识层次依次递增,只有抵达最后一个层次后才意味着阶级意识的成熟。

2. 伯特与富林在《工人阶级意识的来源》中提供了一种有所不同的阶级意识操作化层次:①阶级认同;②阶级行动;③激进平等主义;④对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取向。

3.奥林·赖特采用9个问卷题目作为与阶级意识有关的测量指标:①公司使老板获利,是以工人和消费者为代价的;②应有法律禁止管理者在罢工期间雇人顶替罢工者;③罢工阻止破坏罢工的人进厂开工是正当行为;④美国大公司权力太大了;⑤贫困的重要原因是私有财产和牟利经济的存在;⑥在没有老板的情况下工人工作的效率会提高;⑦没有牟利动机的社会应该能运转得更有效率⑧假设某个大企业的工人正在罢工,以下哪种结果是你最希望看到的(答案略);⑨你认为自己是否属于特定的阶级,如果一定要进行选择的话,你认为自己属于哪个阶级?

2、阶级研究的方法

阶级研究中的首要问题是阶级的结构概念与社会-历史概念的分歧。前者将阶级首先定义为客观的,以关系的形式加以定义的位置,后者则将阶级定义为通过分享共同的文化与生活经验而形成阶级意识的过程,两者之间侧重的区别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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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现实中不存在理想的结构阶级或理想的过程阶级,社会阶级总是处于特定的客观位置之上,并受到个人经验和集体经验的塑造。任何单独的路径都有其内在缺陷,需要在应用过程中时刻保持对研究方法的反思。前文提到的三种阶级研究理论范式的缺陷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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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马歇尔也认为,西方工人阶级意识研究还存在着对阶级意识的来源的探究不够充分;对阶级意识的操作化显得静态缺乏历史感;对阶级意识的研究方法多先于问卷调查,欠缺对诸如民族志。话语分析、社会学干预等研究方法的应用等问题。

在《农民工阶级的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研究》一书中,刘建洲主要参考了卡茨尼尔森/佐尔伯格的研究路径,结合中国农民工阶级形成的历史与当下现实,做出了一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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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农民工阶级的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研究》一书的研究中还采用了社会学干预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由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发展,这种方法要求实现从社会到社会行动的过渡,社会学家不应作为社会生活之外的旁观者,而应成为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通过介入社会生活,社会学家能够在与行动者的互动中共同形成关于行动者本身的真切知识。按照图海纳的设计,社会学干预可分为三个阶段:①导入阶段:该阶段至少由两次会议组成,每次会议包括2-3名学者与6-10名行动者,会上学者表明学术客体背景与提供实际帮助的意愿,双方分别介绍自己的经历与诉求;②互动阶段,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相遇并进行面的面对话,通过互动重建行动者的各种社会关系而发掘出对关系的认知;③自我分析阶段,检验行动者在对话者残缺不全的情况下,能否提前进入自我分析,其行动意识是否达到了自觉的阶段。在研究中,学者与长三角地区三个劳工NGO合作,借助韩国工人全泰壹的传记与传记电影进行干预。

3、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是阶级社会还是无阶级社会,是一个敏感却富有争议的问题,其答案不仅取决于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历史情境,也取决于回答者的理论预设与“问题式”变化。

按照标准的斯大林主义观点,社会主义社会结构是“两个阶级(工农)一个阶层(知识分子)”、战后苏联社会学科学形成了另外两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只存在分工不同的阶层;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但阶级之间是非对抗关系。但是随着90年代苏联解体,大量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型,重建了市场并重新接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性分工与交换。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也有一些持有非官方观点的研究者,如南斯拉夫的吉拉斯、美国的奥林·赖特和匈牙利的塞勒尼认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着管理者与非管理者的对抗关系。

对于中国的情况来说,在1949-1956年这段时间内,中国通过农村合作化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取消了小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建立了以农村集体经济、国营企业与城镇集体企业为组成部分的经济结构,形成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随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了“身份化政治分层体系”与“身份化户籍-职业分层体系”,在1956-1965年之间出现了人民-非人民二元政治身份、城乡二元户籍身份、干部-非干部二元认识管理档案身份与全民工-集体工二元单位身份等多维二元身份登记体制。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身份化的社会。

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工业规模的的快速发展又导致了工人队伍规模的扩张。这个工业发展过程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特殊性。在西欧与美国,工业化是以工匠工场手工业为起点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工匠行会与管理方就生产过程的控制与劳动关系以及价值分配展开了持久斗争,这种斗争决定了西方社会工人阶级的组织与阶级面貌。

但在中国,工业化越过了手工业向工业的过渡阶段,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直接创造了工人群体,这些工人在进入工厂前不具备共同组织与过去的传统,其阶级意识与组织形式与西方的工人阶级不可比拟。中国受到规划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也影响了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限制了工人队伍规模的扩大,致使城市化速度远低于工业化速度,在农村滞留了大量劳动力,受到严格的户籍制度管理没能进入城市,使得无产阶级化受到限制。

阶级与身份互构又使得65年之前的工人群体中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农村社队企业工人、农村临时工、城市临时工、城市中的集体企业工人、国企中的正式工在身份、工资待遇等社会保障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差异。

阶级形成的多重维度-激流网图为九十年代下岗潮,源自网络。

在79年之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传统产业工人在分配格局中的地位与数量下降,其与企业的劳动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得不面临阶级的消解与在形成过程。变化了的经济结构位置上的角色也由传统的体制内产业工人逐渐向农民工群体过渡转化,由此正式在历史中引出了农民工的阶级形成问题。

4、农民工的阶级形成:经济与社会维度分析

从经济与社会维度分析,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受到国家干预的强烈影响。首先,在户籍政策构建的“公民权差序格局”的制约下,逐步形成了“经济上完全接纳,社会上选择吸纳,政治上象征吸纳”的政策实践。

总工会对农民工的吸纳与劳动法规的制定实施使得阶级形成越来越带有“体制内阶级形成”的特点。社会保障体制在农村的重建以及在城市对农民工的渐次覆盖体现了政府主导的再分配对市场配置机制干预的增强。

其次,中国的农民工阶级还形成了特殊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使农民工处于生产与再生产空间相分离的“半无产阶级化”状态,相应地形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这种并非纯粹技术性而依靠身份、社会关系维持分化的劳动力市场格局将农民工更多地分配向不稳定就业岗位。产生了独特的针对农民工的剥削型劳动力使用与管理机制,有效降低了工业生产成本,减少城市化压力,推进基于廉价劳动力的工业化战略,同时也不利于工人阶级社区的形成。

再次,农民工的所处的劳动体制根据行业与企业背景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出现了从专制型劳动体制(潘毅)到霸权型劳动体制(彭昉)再到以包工头为核心的工头管理体制(蔡禾、贾文娟)的不同变化。

5、农民工的阶级形成:文化与政治维度分析

首先,在文化方面,阶级话语在当代被社会主流与工人自身中被抛弃,导致新兴产业工人阶级的阶级形成在缺乏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及共同的集体记忆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与阶级主体双双对阶级议题处于失语状态。农民工问题表述中政治化与去政治化并存,中国的阶级历史先后被国家与市场取代。农民工阶级形成历程中的能指与所指发生错位,阶级政治问题只能以个人问题进行表述,转而将行动引向自我改造而非社会改造,引发了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间的张力。

从传媒为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农民工的话语构建上,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在文化方面就不是一个自发自主的过程,而是被打造被建构的“被形成”过程、媒体对农民工形象的构建主要由①沐恩模式;②遭遇不幸报道模式;③失范违法模式;④进取向上模式。无论哪一种模式都没有表现出农民工的真实生存状态,而只是表现了这个阶级与其的生存条件的想象性关系,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但是在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农民工阶级进行话语构建的同时,农民工自身也在寻找表述自身的言说,由此形成了打工文化。以打工诗歌、打工小说与打工歌曲为载体。农民工一方面揭示主流意识形态的荒谬,一方面对自身的命运进行审视,将自身置于觉醒的打工主体的阶级体验中。不过打工文化尚处于出生阶段,带有强烈“道德经济学”意味,还没能脱离生存文化逻辑。

在政治方面,劳工结社在体制内被严格禁止。而国家制定的劳动保障制度文本与制度实践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导致农民工合法权益遭受市场与资本的双重侵蚀。

农民工缺乏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的结社力量与自由,尤其是缺乏代表其利益的,有斗争经验的,契合市场经济的工会组织,国家资本与劳工关系难以真正通过市场机制与劳资博弈来解决。现有工会组织尝试对农民工进行吸纳与为全功能介入,但大量工会本身就是“空壳工会”,存在着制度性弱势,难以真正代表农民工利益。在这种背景下,众多农民工草根组织在跨国NGO网络的支持下发展起来,推动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保护。这些组织多成立于2003年,大部分进行工商注册,近一半为农民工自发组织,绝大多数处于初生状态,缺乏合法身份,但是其存在得到了当时政府的默许。

在阶级深受自身结构力量与结社力量发育现实制约的条件下,农民工为了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展开了个人或集体,消极或积极的阶级行动,各种行动类型与案例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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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个人的抗争无论积极还是消极都充满原始道义色彩,是阶级结社空间受压缩,“强政府、强资本、弱劳工”现实下的无奈举动。在这种状态下,集体行动也多以消极形式进行,降低受政府干预的风险,但这种抗争不足以概念劳工结社力量缺位的格局。农民工的积极阶级团结仍只停留在萌芽状态中。

6、农民工无产阶级化历程的理论探究与历史考察

无产阶级化理论中存在两种研究取向。一种将无产阶级化看作生产者的生活资源逐渐减少或逐步受剥夺,不得不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来谋生的过程;另一种将无产阶级化历程等同于无产阶级在劳动人口比例中增加,从低度无产化的产业类别向高度无产化的产业类别转移的过程。前一种被称为弱无产化,后一种被称为强无产化。在《欧洲无产阶级的人口起源》论文中,梯利将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与雇佣劳动区分为两条不同的逻辑线索。只有当两者联系到一起时,才会发生无产阶级化,而在其他情况下则会出现其他类型的生产方式。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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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具体的无产阶级化历史路径而言,先发工业国家与新兴工业国家也经历了不同的历程。在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原初工业化是由商业资本将乡村散工制工业推动,工业与行会控制的手工业经历了长期的斗争最终摧毁后者,将大部分手工业主转变为无产者。而在新兴工业国家,其工业化常常受到全球化跨国资本的影响,跨国资本在新兴工业国家积极地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从而使“半无产阶级化”与“非正式经济部门就业”十分盛行,有效抑制了工资增长。沃勒斯坦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半无产阶级化家庭要受到更残酷的剥削,无产阶级化的动力经常来自于工人。阿瑞吉对罗德西亚农民无产阶级化历史过程的研究也证明,在一定条件下,局部的无产阶级化更有利于资本积累。然而决定无产阶级化历程的条件仍然是复杂的,对外国资本的依附程度,政府的干预,不同的出口导向或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等等因素都将决定无产阶级化是彻底的还是局部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化历程则更为复杂,塞勒尼分析了匈牙利的无产阶级化状况,表明虽然官方理论认为家庭性质的农业小生产会很快消失,但由于国家对商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相当程度上的放任,匈牙利已经出现了地下形式的雇佣劳动与阶级分化。

针对中国的情况来说,中国在79年之后的无产阶级化历程呈现出了多种路径,存在着国家与资本主导的从农民向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从农民到农业雇工的非农化进程中的无产阶级化。前者经历了1985-1993年期间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导的离土不离乡与1993年至今的以沿海城市企业发展为主导的离土又离乡两个阶段,离开第一产业的农民工大部分进入到了第二产业与逐渐发展的第三部门中,但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仍然维持着生产与再生产相分离的半无产阶级化状态。后者则与匈牙利的情况类似,意味着农业部门中的阶级分化。

在无产阶级化过程中不同环节的概念化与度量化尝试方面,可以将无产阶级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重要环节:①对乡村生产者的剥夺;②对从农民到雇佣劳动者的乡村人口进行再分类;③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其中剥夺环节是需要从理论层面加深阐释的。

阶级形成的多重维度-激流网图为农民工进城,源自网络

李强提出了“多重剥夺”的概念认为资本引导的逐利竞争与社会保障的缺失会连续对农民工进行剥夺。

吴介民发展的剥夺理论框架认为除了资本与官僚对资本的剥夺之外,“中国式多重剥夺”中还包括了不平等的公民权所导致的“身份差序”剥夺,农民工处于多重剥夺结构,是最弱势的群体。

孙立平提出,在农民工被剥夺的背后,工业化过程及其逻辑、转型过程及其逻辑、全球化过程及其逻辑都发挥着作用。

7、基于社会学干预对农民工阶级意识的研究

在干预的第一步先进行了阶级意识访谈,在访谈中,农民工群体从自身的打工体验出发形成朴素的阶级意识,一方面认同与打工者的共同身份,另一面受限于组织资源的匮乏与不稳定工作的高流动性难以寻找共同的阶级利益,难以将阶级认同在现实生活中长期稳定维持下去。虽然农民工不对工人、管理层、老板的身份做系统的区分(都是打工仔),但对其他位置上的角色产生了对立感,同时对城市户籍居民产生了对立感。在阶级利益的认知方面,对自身的核心利益颇为关注,但限于个人经验对整体阶级的经济地位较为懵懂,尚未上升到集体利益层次,也未能突破既有利益博弈框架。这也影响了农民工的阶级行动意识,虽然他们认为怠工罢工是劳工的天然权力,也能在个人层面娴熟使用,用于与资方的博弈,但仍然只能在个体层面思考阶级行动,在对未来图景的想象方面,农民工无可避免地受到当下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憧憬通过个人奋斗改善经济与社会地位。

阶级形成的多重维度-激流网【韩】赵英来/劳动力出版社/2013-7

集中干预阶段要求参与的工人阅读韩国工人运动的图腾式人物全泰壹的传记《全泰壹评传》,学者同时布置一些思考题,随后进行阅读讨论会,交流体会感悟。阅读过后,大部分参与的工人对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表示出一定的觉悟和觉醒。无疑,这本传记通过对照历史与现实的同构关系,促进了农民工对自身阶级处境的反思。而干预过程则表明,农民工阶级意识浮现是一个自然过程,研究者、干预媒介在其中发挥的书触媒作用,是将本来已存在的阶级感悟提升到阶级意识的某个层次,而阶级意识的产生是一个历史过程。

阶级形成的多重维度-激流网韩国影片/1995《美丽青年全泰壹》

在后干预阶段,作者组织工人观看了根据全泰壹与维权律师赵永来事迹改编的纪实电影《美丽青年全泰壹》,通过观影,一些工人能够将被遮蔽的个人苦难的体验上升为社会苦难,开始审视农民工的阶级形成困境,而作者整个的干预研究成为了正在萌生的农民工阶级意识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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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形成的多重维度-激流网(作者:鱼某人。来源:互啄的日常。责任编辑:郭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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