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你的眉,吐我的气-激流网

这一阵子,随着“复兴”之路越走越宽敞,在“韬光”旗子下憋屈了若干年的人们也稍稍觉得扬眉吐气了些。然而,形形色色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也开始四处飘散起来,大有集体狂欢的味道。这类民族主义的主张大概有三,一是要尊重祖宗,保证祖宗流传的血统纯洁,二是要追求本民族对他族的优势和支配,三是要维护文化,保证文化纯粹。对待这些情绪,大家还是要冷静地辨析一番的。

人大多有点祖先崇拜,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关于祖先崇拜的重点,还是孔老二看得清楚:“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之《学而》)也就是说,孝的重点不是你的种纯不纯,你长得像不像老子,老子死了哭得惨不惨,而是在于能不能把老子的事业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搞好祖先的事业,这样的祖先崇拜才有意义。说“老子英雄儿好汉”之类大话的,爹妈是好汉不假,自己却大半是些孬种。做不成老子的事业,只好吹吹牛皮,挽回点面子,借祖先的事情给自己脸上贴金。这是消费祖宗,是扒死人皮给自己美容,以掩盖自己的无能。不但不孝,而且“有辱先人”。

其实,在孔老二的年代,只有两种事业。一个是做统治者的事业,一个是做被统治者,乖乖奉养统治者的事业。一切阶级社会,大抵如此。至于什么民族主义之类的,在那时候还不时兴。孔老二是商人的后裔,却从不觉得给商人搞点什么伟大民族复兴是尽到了孝道。在统治者眼里,只有继续做统治者、做好统治者才是继承了祖先的事业,其他的什么民族大义,都入不得他们高贵的法眼。

一般而言,只要不动他们的蛋糕,他们大抵是不会讲什么大义的。只要是统治阶级,掌握了统治技术,到哪儿都是能够吃香的,这也是孔老二周游列国时打的如意算盘。只是他的统治技术不顶用,才不受待见,而不是因为什么别个原因。至于认谁做主子,他是不大在意的。亡了国,也无非是换一个主子罢了。

鲁肃对这事情看得蛮明白。他跟孙权讲:“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乎?”(《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五,汉纪五十七)其实,所谓的亡国,该倒霉的,都只是统治阶级中的首要分子,其他老爷,大半还是要做他的老爷的,没什么大的妨碍。改朝换代,吃香喝辣的还是一批人,只是换了个皇帝,而已。

即使在民族的征服中,统治者也同样要找着被征服民族的统治者,筛选一番,剔除掉不听话或者太有威望以至于威胁自己统治的,比如处在统治阶级顶层的若干家族,再杀掉一批不中用浪费粮食的,比如王夷甫之流,然后挑出一些可用的充作帮凶,好贯彻他的统治。总之,老爷多半还是要做老爷的。披发左衽也好,茹毛饮血也好,都不在话下。这,就是统治者的事业。

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要求节约,花更少的钱,办更大的事。在面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问题时,殖民者们找到了最简捷的办法:收买几个头面人物,肯定比收买群众花费少、成本低、收益多,而且能够让殖民地劳动者处于吃不饱的状态,只能接受剥削。无论是老殖民者找头面人物作买办,还是新殖民主义扶持独裁军政府充作代理人,都是一个逻辑。日本人侵华,要置办几个伪政权,找的还都是北洋的、国民党的和满清的头面人物,也就是过去的统治者。英国人在香港搞殖民,也要扶持一些买办和商界大佬,以示怀柔。总而言之,相比于古代的征服者,殖民者只是依样画葫芦罢了。

做统治者的,总是一丘之貉、惺惺相惜。只有按照实力互相利用,没有什么恒常的“忠义”可言。讲什么民族大义,总是敌不过精细算计。披发左衽之类的事情,只有孔老二这种老顽固感到害怕,因为他不知变通,枯守礼乐,大半是要被作为无用的王夷甫之流“排墙杀之”的。而精于此道的大有人在。比如,今日国人津津乐道的“大唐盛世”,按照民族主义者的说法,也是勾结境外势力搞起来的。李世民曾经道出了他爹当年创业的密辛:

“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旧唐书》卷六十七,列传第十七)

啊!丢人啊!称臣了!可是又怎么了?今天谁还揪着这小辫子不放呢?因为他儿子给雪耻了嘛。做统治者,大抵只有成功和失败两种,没有什么丢不丢人的区别。如果后来晋出帝石重贵对契丹抗战胜利,他干爹石敬瑭做做儿皇帝还是个事儿么?可见,把老子和祖宗的统治事业发扬光大的,都是孝子贤孙,如果能顺带着把老子的委屈洗白的,就更是大大的孝了。

上面谈的是统治者的祖宗事业。对被统治阶级而言,境况就大不同了。周代有一群人,被朝廷喊作戎人,分布在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的山区。无论镐京周边还是雒邑周边,都分布着大量的戎人。这些戎人是什么人呢?大多是不服从统治的百姓,躲进山里当野人去也。虽然自然条件苦点,但是社会条件却大好,不受管束,不受苦役和剥削。所以,朝廷要不停地去讨伐戎人,让他们不得安生,教他们逃亡也痛苦。要不然,没有了被统治者,统治者吃啥?

秦代修了一道长城,说是要防匈奴。以后的历代统治者,都说长城是防御工具,是民族堡垒,是防范外敌入侵的。于是不停地加高加固,很是壮观。其实,关于长城的妙用,汉朝人透露了一点小秘密:

“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威,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

匈奴人来找皇帝求归顺,说,把长城撤了吧,我给你保家卫国。汉朝大臣告诉皇帝:“俺们修长城,不仅仅是为了防匈奴,更是怕老百姓逃亡的……”为什么逃呢?民族大义哪里去了?剥削压迫太重,不能不逃。“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大伙都想跑。有边境管理,尚且跑了一大堆呢!汉时没入匈奴数万家,就成了匈奴,没入汉家,就成了汉家的奴,对于劳动者而言,地位并无什么差异。哪边待我好些,我就去哪边。管你官军来还是匈奴来,底层民众照样过他的,只不过是给这一族的剥削,还是给那一族的剥削罢了。用脚投票,是被统治阶级的事业。汉武帝耗举国之力讨伐匈奴,征服朝鲜、东南诸越和西南夷;古时那么多帝王的开边、征服活动,一直到明清的海禁,看了半天,其实都是一个意思:“看你们往哪跑!”

统治者要喝人血、吃人肉,就鼓吹“跟我走啊,要不然你亡国啦”,好招你去“刲剔如羊豕”。先是把这个道理叫做“忠”,就是说,在对待别个统治者的问题上,要和统治者一道同呼吸共命运,死死捆绑在一块儿。而对内,同呼吸是可以的,共命运则是万万不能的。统治者照样吃香喝辣,被统治者照样做牛做马,这也叫做“忠”。必要时,还要把自己的血肉充作口粮,供统治者喂饱自己,好和别的统治者争其他的人血人肉:

“孙儒自逐行密,入广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杀民老疾以饷军,驱其众渡江,号五十万。”(《新五代史》卷六十一,吴世家)

对待敌方的百姓,则想收编过来慢慢喝血吃肉就慢慢喝血吃肉,想屠杀就屠杀,从来没讲过什么民族大义。白起、项羽、曹操,乃至宋太宗、曾国藩、蒋介石,哪个不是对自己“同胞”痛下屠刀的?于是有声音说:然而异族也搞屠杀啊!然而,先须问一句:屠杀,是为了统治还是为了民族?

杀人天天有,只是这一回,被人认为是按照民族杀的;压迫也天天有,只是这一段时期,被人认为是按照民族压迫的,而已。其实,只有为了统治而杀人的,没有什么为民族杀人的。统治者扩大统治范围,取得优势,搞些“民族扩张”,只是使更多的人受到奴役,使统治者取得了加固枷锁的材料。所谓“本民族对他族的优势和支配”,只是扩大了本民族统治者的优势,巩固了他的统治,增加了被统治者的反抗难度。对被统治者而言,这绝不是什么好事。

当然,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逃亡匈奴的百姓,难道不晓得农耕好?只是剥削太重,活不下去罢了。选择民族,其实就是选择生产方式。古代反对若干游牧民族的斗争,是老百姓选择生产方式的斗争,是反对更残暴剥削的斗争,是先进社会生产方式对落后生产方式的斗争,因而是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为了打破大小封建主和教会的权力,欧洲形成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这一主张吸引了农民和小生产者,在他们的共同斗争下,教会和大小封建主被打倒了,欧洲大地上建立起一批“大一统”的民族国家。这是大生产对小生产的胜利,也是进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也借助了民族主义的旗帜,用于团结被压迫民族的各种力量,共同打碎殖民者和帝国主义的锁链,这样的民族主义,还是有历史进步性的。比如,在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是帝国主义法西斯,要把全中国占去做它的殖民地,这是更残暴的剥削,对中国劳动者的危害更大,所以要先联合一切力量把它打倒,才能再追求全民族的解放。然而,在这样的斗争中,我们团不团结日本人民反国内统治者呢?还是团结的吧?这时候,哪还计较什么民族呢?在这些情形中,民族问题是什么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个生产关系问题,是要分个先进落后的。有时候,历史运动借助民族主义的旗子得以表现。但实际决定运动方向的,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

又有人讲,要保证血统纯洁呀!然而,人不是禽兽,不需要筛选出特异的基因来。只有那些需要特别培育的怪诞动物品种,才需要纯种。比如,人类把狼驯化成狗,也不过一万年左右。一万年过去了,野生狼还是一般模样,而狗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这是追求纯种,让变异保持、叠加的产物。这些怪诞的品种狗,寿命也比狼短许多,因为不健康。真正的纯种,是同一爹妈生养的兄妹产生下一代。然而,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全人类都有兄妹乱伦禁忌。其他哺乳动物也都存在这种禁忌。兄妹乱伦这样的事情,古代埃及的皇室搞过,后来灭绝了。日本皇室也搞过,发现大多数子女夭寿,近代以后就不搞了。中国人把这样的纯种叫做乱伦,可见中国文化要求杂种。一味地追求纯种,既不健康,也不美观,还要命。

亡国灭不灭种呢?其实不大容易。亡的其实都是上层精英那一套。语言啊、文化啊,都是上层的玩意儿。落后的,自然就亡了,先进的,自然就留下来了。老百姓只有逆来顺受的份儿。所谓语言,还不是统治者说什么话,老百姓就跟着说什么话?“官话”这个词,最形象地把语言的这个特征讲清楚了。再看看所谓文化:强调礼乐衣冠的,哪个不是统治阶级?若是个平头百姓,礼乐衣冠,与你何干?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不需要被统治者有什么知识,乖乖认命就是了。所谓“礼不下庶人”,就是不许文化。都文化了,咋区分贵贱呢?在西欧,圣经都不许你瞅一眼,哪有啥文化可讲呢?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了,需要有知识的劳动者,被统治者才能够接触必要的文化知识。一旦他们接触了文化,马上又被民族大义唬住了。

啥民族大义,不过统治者巩固自身统治的说辞罢了,是只许我吃你,不许他吃你的事情。民族是分赃者的协定,而你的血肉,不过是他们的赃物罢了。至于你的死活,人家是不大管的,还要时不时祭出个“忠”字招牌,趁你迷糊要你命。

许多同志,一到古代,一到民族和“文化”问题上,阶级立场上就糊涂了。就只认统治阶级,不认劳动群众了。阶级仇都被“民族恨”盖住了。还是把统治者认作祖宗,中了统治者的毒罢了。

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所谓民族问题,对劳动群众而言,只是给哪国资本打工的事情。鼓吹民族主义的资本家只是要你就近当韭菜,方便收割,必要时做做炮灰,给他续命罢了。况且,资本都不大讲祖国了,有奶就是娘,全世界满地跑,劳动群众为什么还要分个你我呢?

人是社会的动物,已经摆脱了什么禽兽阶段。辨认敌友,分清你我,还是要看社会运动的方向,而不是什么种啊宗啊祖啊族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只要和我们方向一致的,不管是个谁,都是同志,是朋友。反之,就算血缘再亲,也是敌人。这就是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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