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美国新左派运动重要组织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和民主政治改革。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尤其是越南战争不断升级,该组织在60年代中期从追求体制内政治改革转向反战运动和反权威、反体制、反主流文化运动,甚至暴力对抗权力部门。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国家安全为由,借反苏反共的冷战话语和维护美国传统价值信念之名,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实行全面监控,并于1968年启动“反谍计划”,通过渗透、误导舆论、心理战、法律骚扰等手段破坏和消解该组织的活动和影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对60年代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走向衰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联邦调查局对新左派等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体现了美国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美国联邦调查局与新左派运动的衰落——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为中心-激流网

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内冷战意识形态盛行,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思潮甚嚣尘上。受50年代中期兴起的民权运动的激励,得到传统左派资助的“学生工业民主联盟”(the Student 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SLID)于1960年春改名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联邦调查局认为,50年代中期兴起的民权运动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当60年代初期“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积极投身民权运动时,联邦调查局同样推断该组织也与共产主义有关,开始对其进行调查和监控。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全国各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逐渐成为反战抗议运动的主力军和领导者。60年代后期,“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不仅在政治上日益走向主流社会的对立面,主张使用暴力手段颠覆美国体制,而且在文化上与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日渐疏远,成为美国政府和联邦调查局眼中抛弃美国信念的“反美主义者”。1968年5月10日,联邦调查局启动针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反谍计划”。

国外学界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研究比较丰富。美国学者认为,自1908年成立以来,作为“国家镇压机构”的联邦调查局通过各种窃听手段和监控措施,对那些政治信仰不同的普通美国民众进行全方位监控,展开了一场秘密战争。这是一种非法行为,类似于警察国家的行径,侵犯了公民自由权利,与美国所谓的“自由、民主”理念背道而驰。有关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和反战运动的研究,国内学者大多从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的角度对其起因、基本内容、性质、失败原因和历史意义等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有学者探讨了联邦调查局针对民权运动重要组织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长期监控及其破坏性影响;也有学者从新文化史和历史记忆的视角,探讨美国主流新闻媒体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衰落之间的关系。但既有研究对联邦调查局与新左派学生运动之间关系的探讨不多。本文以联邦调查局“反谍计划”档案文献为基本史料,借鉴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试图探究美国联邦调查局针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反谍计划”对该组织衰落所起的作用。

一、联邦调查局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监控

二战后美国科技发展迅速,经济高度繁荣,消费主义迅速兴起,美国社会逐渐从传统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价值观念发生剧烈变化;技术理性的蔓延和物质至上主义的浸润使社会生活日趋程序化、标准化、机器化和单一化,与人性的自主、自由和多样性形成尖锐对立;对大自然无止境的索取所造成的生态失衡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原子时代美苏之间剑拔弩张的对抗,使全人类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世界末日近在咫尺。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政治气氛异常紧张。美国知识分子对公民权利的诉求、对自由平等社会的渴望、对人人参与影响其生活质量和方向的决策权的追求,汇聚成巨大的激进主义洪流,促使普通美国人政治意识觉醒。

在民权运动的激励下,以中上层白人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顺势而为,成为60年代美国激进运动中最重要的新左派组织之一,矛头直指南部种族隔离、军备竞赛、核武器试验、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膨胀、战争以及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等问题。“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一个非党派的教育性组织,“其目的是促进更多美国学生积极参与解决当代社会问题”。最初,该组织全力投入民权运动,影响力逐渐扩大,并于1962年发表《休伦港宣言》。在《休伦港宣言》和“参与性民主”观念的引领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尝试在美国现行体制内进行社会变革。

1960—1965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积极参加民权运动,投身白人种族主义盛行的南部腹地黑人投票登记活动,参与废除南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密西西比之夏”活动和“自由乘客运动”,在道德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驱动下,积极支持黑人争取各种政治权利的斗争。该组织以校园和社区活动为主,在北方一些精英大学校园掀起了反对大学体制的“自由大学”运动和大学校园改革运动,1964年爆发的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同时,在“参与性民主”思想的推动和指导下,学生们深入社区,开展组织城市穷人和失业青年的“经济研究与行动项目”(Economic Research Action Project,ERAP),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不仅提高了当地基层民众的政治意识,为他们在七八十年代积极投身“新美国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还储备了骨干组织者,使“让人民自己决定”的信条广为流传。

这个时期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试图联合自由主义改革者,团结国内弱势群体,希冀在美国现行体制内进行激进政治改革,实现所谓的“自由、平等、民主和正义”的理想。随着美国政府越来越深地卷入越南战争,1965年4月17日,该组织举行了当时最大规模的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活动。这次示威活动“突然成了发泄抗议情感的一个出口,愤怒的不仅仅是学生,也包括许多年长的一代人”。成功领导这次示威游行活动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政治组织出现在全国反战抗议活动的中心位置,在客观上扩大了自身影响。众多寻求结束越南战争的反战人士纷纷加盟这个组织,三个月之内,其分部的数量增至一百多个。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受到美国政府和联邦调查局的高度重视。美国政府认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反战运动将成为越南共产党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持续对抗美国的因素。甚至有人提出,学生的反战抗议活动是受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影响的“反美阴谋”。1965年4月28日,约翰逊总统与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会晤,表达了对新左派运动可能给美国带来负面影响的担忧。不断激化的反战情绪会引发严重的国内危机,会导致美国国内法律与秩序的完全瘫痪;最后,为了恢复国内秩序与安宁,美军将不得不从越南撤离。所以,约翰逊认为,苏联指使了新左派反战抗议运动,他们的活动在鼓励美国的敌人继续与美国作战。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指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策划了反战示威游行。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称,“世界共产主义机器”正在为反战运动“勤奋工作”,而且,“反战示威游行者受到共产主义机构的支持,(他们的反战示威游行活动)在延长越南战争”。胡佛承诺为约翰逊政府准备“一份关于越南示威游行活动和共产党影响的综合性备忘录”。4月29日,胡佛在备忘录中说,“我想要转给总统的是这个组织的相关背景知识、尤其是该组织内部共产主义者的影响”,最后他递交了“与美国对越政策相关的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司法部长尼古拉斯·卡津巴赫警告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有共产党”,参议员约翰斯·特尼斯则建议政府将反征兵运动“彻底粉碎”。总之,无论是美国总统、政府高层官员,还是国会议员,都认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领导的反战运动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是一场阴谋推翻美国民主制度的革命,是一场仿效第三世界国家革命手段、试图在美国城市中心地带发起的游击战。他们认为,国内外共产主义者的目标就是使学生与“现有体制”隔离,促使学生激进化,推动他们加入“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中去;学生示威游行活动是多方共谋的结果,许多好战的组织者鼓动校园叛乱,这些人极有可能是共产党组织的成员。

事实上,美国政府的“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由来已久。十月革命以后,美国就掀起了第一波红色恐怖活动,对同情苏维埃的人士进行政治迫害;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内部对苏维埃的恐惧和怀疑也一直存在。历史学家安德斯·斯蒂芬森曾说,美国反共主义冷战意识是从美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形态中演化而来,包含激进的新教主义、传统的共和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思想,三者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独特的政治语言。这种传统意识形态虽然在不断变化,但其核心宗旨没有变化,即西方国家的“自由”受到威胁,需要得到保护。

在这种思维模式指引下,联邦调查局加强了对新左派学生运动的监控。早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参加民权活动时,联邦调查局就对其进行了严密监视。1966年春季,联邦调查局给各地办事处下令,“调查所有与倡导学生权利有关的‘自由大学’的活动,搞清楚他们以何种方式与颠覆性的反战组织有关系”。胡佛表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这个国家“最激进的组织之一”,而“共产党正积极推进和参与这个组织的活动”。因此,要加强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监视,以便能够“像(我们)对付共产党一样尽量多地收集相关信息”。不久,联邦调查局开始大规模渗透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各地所设的分部,大面积“约谈”该组织成员及其支持者,还加强与校园警察和行政人员之间的“合作安排”。特工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直接与某些大学的行政当局合作,共同对付新左派运动。联邦调查局特工罗伯特·华尔回忆说:“当(1967年)10月新左派在五角大楼举行示威游行活动时,联邦调查局的人一直在活动现场,监视、监听、拍摄并记录当天发生的事情”。被捕的示威游行者的名字很快被发送到联邦调查局各地办事处。这些情报成为联邦调查局华盛顿总部和各地调查局数据库的一部分。华尔说:“成千上万市民因为对越南战争表达了不同意见而‘触犯了法律’,成为联邦调查局监控的对象。” 1964—1968年,针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反谍活动”主要包括卧底渗透和安装窃听装置等手段。如联邦调查局对该组织及其骨干成员进行了“非犯罪性调查”,包括至少150次秘密潜入、安装了八百多个窃听装置和七百多个窃听器、调动大量秘密线人和卧底等。从1964年开始,联邦调查局利用中央情报局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新左派组织进行的“邮件检查制度”也获取了大量信息。

二、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发展与联邦调查局“反谍计划”的出台

从1965年中期开始,大量蜂拥而至的新人改变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构成。早期“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大多出生于中产阶级或中上层阶级家庭,是常青藤等名牌大学品学兼优的学生,具有挑战和质疑精神,倾向于浪漫主义、智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有的早期“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是“红尿布婴孩”,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左派理想主义的影响,与其父辈在基本价值观和理想抱负方面一脉相承。他们寻求一种突出自我表现、强调人文主义、注重体验和社区生活的生活方式,其思想与活动基本属于政治改良主义范畴。新生代主要来自中西部和西南部,对传统左派及其思想知之甚少,对新激进主义理论却了然于胸。他们的行为和主张比较激进,具有反智倾向,对理论争辩和意识形态不感兴趣,更热衷于行动,给“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带来的是“对行动的能量和热情”。他们倡导用自己的身体和直接行动解决问题,反叛与对抗美国中产阶级传统价值观。他们具有个人主义、暴力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主张与过去完全疏离和彻底决裂。

新生代的这些特性以及美国主流媒体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反战抗议组织形象的塑造,导致该组织后期的组织原则和策略偏离了“休伦港一代人”的航道,原本积极投身民权运动、主张联合民主党进行体制内政治改革的工作重心也发生了转移。他们分析了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帝国主义本质,指出美国政府不仅使越南民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还导致国内民权运动和各项改革进展缓慢。而且,随着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美国出台的新“征兵法”直接牵涉到青年学生的切身利益,使他们不得不参与一场万里之外与他们毫无关系的非正义的战争。深感失望而逐渐觉醒的青年学生由原来的抗议转向抵制抗拒策略,最后诉诸极端激进主义和暴力革命,走上了与美国政府对抗、对立、对峙甚至直接发生街头对垒的道路。

1966年8月29日到9月2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爱荷华州科利尔湖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领导权从“休伦港一代人”手中传到了那些在边疆个人主义传统中长大的人手中,从“职业政治家”转到了“无政府主义者”手中。新一代行动主义者主张“学生权力”,提出学生是变革社会的主体,不是要在大学校园进行教育改革,而是要打造一个全新的美国左派,从根本上实现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学生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等开展了各种反征兵、反对大学与政府军工企业合作的活动。他们还提出要“创造一场革命”,从抗议转向抗拒,最突出的就是“嬉皮士”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大拒绝”。

1968年是美国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淖引发全国性的反战情绪不断升温,各阶层人士反战示威游行活动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参加人数和规模不断扩大。青年学生是反战活动的主力军,仅1968年1—6月就有110所大学爆发了221次示威游行活动,有3,463次校园抗议活动见诸报端。例如,4月26日,100万学生罢课抗议越南战争;第二天,10万学生在纽约市举行示威游行活动。

1968年4月23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哥伦比亚大学分部领导千余名学生进行反抗活动。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占领了学校教学楼,校方请求警察进行镇压,双方发生直接冲突,造成二百多名学生受伤,七百多人被捕。此次事件标志着“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与权力部门的公开对立。在1968年8月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嬉皮士为主的新左派行动主义者在芝加哥街头与警察发生直接的暴力冲突。

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反战抗议运动的迅猛发展,国内反叛力量日趋激进与暴力,使约翰逊政府备感紧张。从1967年开始,联邦调查局每周给约翰逊总统提供数份关于反战行动主义者的报告。哥伦比亚大学生反叛事件加剧了约翰逊政府和联邦调查局内部的紧张气氛。负责“新左派反谍计划”的特工们对当时来自上级的巨大压力记忆犹新:“我不能将其准确地归入某种歇斯底里,但政府内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联邦调查局成为政府领导人依赖的帮手。”

在美国政府和联邦调查局看来,这个不断发展壮大、日趋激进和暴力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已不再是60年代初期那个仅仅是同情和参与民权运动、可能与共产主义有关的小政治组织了,它所领导的反战抗议运动与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认同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而且日益诉诸武力和暴力手段对抗现存体制,倡导与美国信念背道而驰的另类生活方式,在文化上拒绝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反对一切父辈们所支持和代表的中产阶级价值体系、政治体制以及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对美国社会现状和现有价值体系都构成巨大威胁。联邦调查局认为,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为代表的新左派显然代表了一种反美主义“颠覆力量”,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有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因素”。它并不专指某个具体组织,而是一个“松散联合、随心所欲、以大学为中心的运动”,还包括“极端的、好战的反战和反征兵组织”。其成员“对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道德和社会准则完全不予理会”;他们“忽视个人卫生,使用淫秽语言,公开进行男女性乱交”;穿着肮脏和污秽的衣服,吸食毒品,以其不为主流社会所容忍的另类生活方式腐蚀着美国社会,最终将会“彻底地推翻美国政府”。所以,联邦调查局有必要对新左派“从内部进行摧毁或使之无所作为”。

为了消解共产主义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影响,打压其对美国传统生活方式的挑战,降低其在反战抗议运动中的影响力,联邦调查局在哥伦比亚大学生反叛事件后,实施了针对新左派的“反谍计划”。这是五个“反谍计划”中“联邦调查局进行的力度最大的”监控活动。1968年5月9日,联邦调查局高级情报官员查尔斯·D.布伦南起草了成立“新左派反谍计划”的备忘录,建议采取最强硬的行动对付反战激进分子,声称:“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面临分裂的、充满暴力的时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与新左派有关的人造成的。新左派激进分子极力主张在美国进行革命,希望美国在越南吃败仗。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污蔑警察的执法行动是暴行,不管不顾地通过非法手段从事他们所谓的事业;在很多场合充满敌意、粗野无礼地攻击胡佛局长,试图妨碍我们的调查,把我们从大学校园中赶出来。有鉴于此,我们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反谍计划,使新左派及其骨干激进分子无所作为。” 5月10日,联邦调查局正式启动针对新左派学生运动的“反谍计划”。

随后,联邦调查局列出了“反谍计划”清单。内容如下:第一,准备各类传单,破坏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的名声,防止大学校园成为像“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其他少数族裔组织掌控的场所;第二,在新左派领导层内部制造“个人矛盾或敌意”;第三,污蔑组织领导人是“联邦调查局或其他执法机构的卧底”;第四,寄送有关新左派“堕落腐化”、“支持性自由,使用毒品”的文章给德高望重人士、大学校长、富裕的大学捐赠人和国会议员;第五,给学生家长、邻居和家长的老板寄发有关学生活动的匿名信;第六,给大学行政官员、立法委员、校董会和新闻媒体寄送匿名信或传单,描述新左派教职工和研究生助理的“活动和他们的社会关系”;第七,利用“友好、合作的新闻媒体人”在报纸杂志上杜撰有关新左派活动的负面文章;第八,深挖“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与其他新左派组织,包括社会主义工人党、青年社会主义联盟以及进步劳工党内部的“敌意和矛盾”;第九,通知当地警察部门有关新左派支持者的吸毒行为;第十,利用漫画、照片和匿名信讽刺新左派;第十一,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新左派组织成员之间提供错误消息或制造互不信任,引发内讧。

这份清单成为联邦调查局总部和各地方办事处行动的指南,上面提到的所有手段在这个针对新左派的“反谍计划”实施过程中都无一例外被用到了,实现了最大限度限制目标组织或个人实施预定计划活动的能力。在实施该项目的几年里,联邦调查局总部从被批准实施“反谍计划”的各地办事处获得了381项提议,其中有285项行动提议被实施,而且在77次行动中获得了值得肯定的结果。在针对新左派“反谍计划”行动中有40%使用了匿名邮件或虚构邮件。在25次行动中,特工们将联邦政府档案中的信息透露给联邦调查局眼中的媒体“友好人士”。在20次行动中,新左派成员的身份信息被透露给了他们的雇主和当地信用部门。在8次行动中,联邦调查局联系了处理新左派成员财务的行业和个人。在12次行动中,联邦调查局联系了新左派激进分子的家庭成员和朋友。

联邦调查局与大量秘密线人合作,对新左派组织和个人实施全方位跟踪、调查和监控。事实上,除了故意破坏以外,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大多没有直接刑事犯罪行为记录。正如历史学家弗兰克·T.唐纳所言,针对新左派的“反谍计划”是“自诩为美国人生活方式捍卫者的一种不加掩饰的攻击”。其间,联邦调查局运用了大量“危险的、厚颜无耻的、公开的违宪手段”,比以往任何类似的“反谍计划”更为变本加厉。由于联邦调查局很难给“新左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因此,这个“反谍计划”可以针对任何反对战争的人,针对“任何持不同意见的人”。以“反谍计划”的名义进行的调查活动是一场针对政治左派的战争。

三、 联邦调查局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渗透

联邦调查局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及其各类活动中安插线人和卧底。线人既是信息收集者,又是组织内部矛盾的谣言制造者,还是暴力对抗权力机构的鼓动家和煽动者。他们充当联邦调查局的耳目,迅速而有针对性地收集各类信息,对新左派组织的活动方案、计划等了如指掌。同时,他们还在组织内部和行动主义者之间制造矛盾和冲突,挑起事端、引发内讧。有时候,他们还充当新左派活动中的急先锋,诱惑、怂恿不明就里的参与者采取极端、激进、对抗的方式与执法警察发生直接冲突和对峙,激化警察与抗议者之间的矛盾,制造紧张局面。

联邦调查局利用线人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进行渗透。一般而言,联邦调查局招募的线人往往是目标组织中的核心人物,能够对组织的决策和发展方向产生重大影响。联邦调查局可以通过遥控线人指导新左派组织政策的制定。这样的线人对目标组织的危害极大。告密是线人最有效的破坏方式。线人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信息,有一位女性线人同时在反征兵组织和教会组织中工作长达18个月。她为联邦调查局联络人提供了一千多个激进分子名字,造成许多人员被捕。另外,线人一般都是煽动者和鼓动者,他们想方设法改变所在组织的内部气氛,破坏组织成员之间产生的信任感。戴维·戴林杰回顾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会议变得越来越隐秘,领导人因担心有秘密线人在场,拒绝公开讨论反战计划,组织内部任何形式的民主讨论几乎难以进行。

60年代后期,“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开始意识到来自政府机构无处不在的破坏。1968年秋,该组织内部刊物《新左派通讯》开始定期刊登联邦政府各级司法部门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的审判和拘捕等信息。对此,“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做出了反跟踪、临时更换会议时间或地点、拒绝配合联邦调查局特工的约谈、采取非常规手段引诱卧底和秘密线人暴露身份等反制措施,收到了一定效果,但组织自身变得越来越封闭。对于该组织成员来说,似乎“在每一个信箱背后都有一个特工”。

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分裂出去的极端激进派占据了总部办公室,组建了“气象员组织”(Weatherman)。一位名叫拉里·D.格兰特沃尔的线人成功潜入辛辛那提“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极端激进派“地下气象员组织”,成为该组织最好战的代言人之一。他擅长爆炸和制作炸药,积极参加暴力示威游行活动和爆炸事件,“有一次在辛辛那提开会讨论武装政治抵抗和实施爆炸的问题时,格兰特沃尔指责其他人仅停留在讨论破坏财产的问题上;这种破坏远远不够,‘真正的革命者要随时准备去杀人,并且要迫不及待地去杀人。’”其激进和暴力思想使他隐藏得很深。他与联邦调查局特工定期联系,与起诉“地下气象员组织”的司法部主管官员经常见面交流。这些线人想方设法潜伏下来,给联邦调查局提供了大量有关“地下气象员组织”的重要信息,导致许多“气象员”被捕。

此外,联邦调查局招募的线人还渗透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全国总部。因为线人告密,1970年10月“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四位参加过激进活动的学生被波士顿警察局逮捕。“这次逮捕导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全国总部内部分裂,使该组织成员特别惊恐。他们怀疑组织内部有奸细,彼此猜忌怀疑的情绪持续发酵。”线人的告密导致很多行动主义者和激进学生被捕。行动主义者都认为,“联邦调查局及当地权力机构在各种持不同政见的组织中有数量庞大的线人,因此不敢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他们被捕的行动。”联邦调查局安插在各种新左派组织中的线人,不仅在心理上给行动主义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恐慌情绪,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限制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有效开展各项活动。

联邦调查局还通过线人收集情报,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活动进行破坏和打击。1968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全国代表大会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举行,与会代表550人。联邦调查局秘密线人大量潜伏进来,全程跟进,实时报道会议进程和各项议题,内容翔实。比如,“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会议主题包括种族主义、“哥伦比亚大学事件”以及有必要招募“还没加入的大学生、高中生、工人、嬉皮士以及美国穷人”;该组织国际部秘书强调有必要联合其他国家的学生力量“推动未来几个月的运动向前发展”。

线人提供的最重要信息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派系斗争激烈,面临分裂危险。最主要的两个派系是进步劳工党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全国总部管理层。前者信奉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后者则信奉赫伯特·马尔库塞“现代乌托邦革命”理论和精英革命论。他们为了争夺控制权而展开了激烈争吵。但两派都把“完全彻底地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种派系分歧的信息,为进行反谍行动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联邦调查局总部收到这些重要信息后马上指示特工,给“友好媒体”提供“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全国代表大会的细节,要他们“将相关信息利用到极致”。媒体的报道将这些组织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公之于众。这使得本来就矛盾重重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派系间的裂缝越来越大。

1968年底和1969年初,“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全国委员会会议期间,进步劳工党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管理层总是爆发激烈的争论。联邦调查局总部对这一动向了如指掌。他们从联邦调查局线人提供的信息中获悉,“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总部领导层不够强大,没有统一部署和一致目标,管理混乱,决策权往往掌握在地方分部手中。有鉴于此,联邦调查局决定利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总部与各分部之间的矛盾,阻碍“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采取更有效的行动,消解其反战运动的努力,将暴力冲突降到最低。联邦调查局59个地方办事处中有42个办事处调动成千上万特工和秘密线人,在1969年初开始积极投入针对新左派的“反谍计划”运作中来。

联邦调查局利用线人在新左派组织内部发布虚假信息、制造矛盾、挑拨离间,消解新左派运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例如,该机构长期调用潜藏在费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分部的线人进行破坏活动,在组织内部制造不和谐的声音。1968年11月21日,联邦调查局费城办事处给总部的备忘录上写道:“一位线人挑拨一个派系领导人和另一个激进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之间发生争吵,结果,后者决定退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洛杉矶,联邦调查局想方设法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分部内制造矛盾。1968年11月7日,洛杉矶办事处向总部报告:“这所学校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分部在进步劳工党和共产党两个派系之间存在持续的分歧和摩擦。”

胡佛从中看到了巨大的“反谍”机会,指示联邦调查局采取进攻性策略。联邦调查局指示秘密线人到处散布谣言,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一位领导人偷用募集来的资金吸毒;又无中生有地指责另一位领导人挪用资金。这样的“空穴来风”无异于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投放炸药,引起轩然大波。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办事处的特工在呈送给总部的报告中说,“这个线人的行动导致洛杉矶‘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拳脚相向,在分部的几次会议上都彼此指名道姓辱骂对方”。随后,该组织洛杉矶分部的成员一大早就给其他成员打电话,并且“威胁他们,试图阻止他们参加‘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会议”。

1969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召开最后一次全国性代表大会。其间,联邦调查局的破坏活动达到了高潮。为了阻止各大学或其他学术机构给“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提供开会场所,联邦调查局将线人收集到的有关该组织的负面消息透露给学校当局。“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全国代表大会原定在得克萨斯大学举行,联邦调查局将该组织拖欠学校债务的信息透露给大学行政官员后,学校拒绝其使用校园各类设施。共有五十多所大学拒绝给“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提供开会场所,致使其“被迫推迟会议”。几经周折,“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最后不得不以超过开会预算2,000美元的代价租用芝加哥大剧院召开会议。联邦调查局又散发匿名信,谴责全国办公室故意推迟会议夺取权力,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制造纷争和矛盾。当会议终于召开之际,“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事实上已经完全在联邦调查局的掌握之中了,“几乎每一个分部内都有联邦调查局的卧底特工和线人”,这有效消解了该组织作为激进校园政治组织的核心作用,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彻底分裂。

四、 联邦调查局的破坏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衰落

为了削弱“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参与各种活动的能力,联邦调查局想方设法阻挠组织成员参加新左派的各类活动。最常用的就是给目标学生的父母写匿名信,不遗余力地丑化学生激进分子。联邦调查局休斯敦办事处给学生父母寄了一份“淫秽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小册子复印件及一封简单描述他们的孩子参与其中的附函,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领袖描述为“绝大部分都是淫秽的、胡子拉碴的、留长头发的人,这些人臭名昭著,别有用心地利用美国社会出现的某些问题从事颠覆活动,使原本善良、单纯而值得尊敬的学生也卷入其中”。联邦调查局希望此举能激发父母亲“把他们的孩子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拉回来”,破坏“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招募更多青年人参加他们的活动。他们还给学生家长寄送大量复制的明信片作为补充手段,希望学生家长引起重视,干涉子女的政治活动,甚至断绝经济支持以阻止孩子参与激进政治组织和活动。巴尔的摩办事处一位特工说:“许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乳臭未干,非常不成熟,在经济上依赖父母,给父母寄送这样的明信片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联邦调查局各地方分部给学生家长寄送各种有关“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负面消息的信函,如“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沉迷色情文学,公开倡导“自由性爱”,学生受到别有用心的左翼学生组织蛊惑而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的绝食活动,组织成员吸毒、道德品质败坏、从事颠覆美国秩序、推翻美国政府的活动等。

联邦调查局还试图通过杜撰小册子、匿名信等方式在新左派内部制造矛盾。1969年1月8日,芝加哥办事处报告了进步劳工党和其他“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小集团内部持续不断的矛盾和摩擦。1月13日,该办事处得到上级批准,制作一个具有煽动性的小册子,以“扩大‘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与进步劳工党之间的隔阂”。芝加哥、纽约、圣迭戈和圣弗朗西斯科办事处将小册子分发到各大校园。小册子图文并茂,瞄准了现任“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领导人,指责他们公然滥用组织资金。1月23日,芝加哥备忘录表明,“一个靠近‘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全国总部的线人报告说,几个组织成员认为这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的进步劳工党寄出去的”。芝加哥办事处因制造假象混淆视听而得到胡佛的表扬,说他们“很有头脑,足智多谋,别出心裁”。

1969年2月27日,联邦调查局克利夫兰办事处虚构了一封信,发给来参加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全国委员会代表大会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挑拨该组织中的进步劳工党和其他成员的关系。信中称进步劳工党成员是共产党组织中的骨干分子,也是联邦调查局的奸细,他们鼓吹最富战斗性的策略,采取极端革命和暴力的立场,导致不明就里的青年学生被拘捕,而进步劳工党怕暴露身份,没有参加芝加哥的暴动。

联邦调查局还采用“告密者的夹克”手段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目标人物中间制造猜忌和不信任。“反谍计划”一位负责人C.摩尔指出,“告密者的夹克”是一种极端危险的手段,会引起非常严重的暴力事件。一旦子虚乌有地给某个目标人物贴上卧底的标签,这个人如果能够幸免于难的话,纯粹是因为运气,否则必定名誉扫地,甚至必死无疑。如戴维·戴林杰、汤姆·海登等重要领导人曾经被污蔑为“政府的告密者”,给他们贴上“告密者或政府的芬克斯”这样的标签,极大消解了他们的战斗力。

此外,联邦调查局利用所谓的“友好媒体”引导公众舆论反对新左派,对其进行破坏。1969年6月6日,一封联邦调查局的匿名信被送到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总部的最高领导层手中,指责他们因为担心支持进步劳工学生联盟的力量过于强大而拒绝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全国代表大会原计划6月份在芝加哥举行。然而,该组织全国办公室内部矛盾丛生,甚至有人建议“让进步劳工学生联盟召开他们自己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大会”。联邦调查局抓住机会,利用与《芝加哥论坛报》的友好关系,开始筹划破坏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特工给《芝加哥论坛报》新闻记者罗恩·库奇奥提供了有关“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争夺控制权的信息。1969年6月17日,该报刊登了头版头条新闻,大字标题是“赤色小分队孜孜以求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控制权”。6月30日,芝加哥特工负责人M.W.约翰逊向总部汇报,这篇文章“使紧张局势更加恶化,成功制造了冲突,使‘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彻底分裂”。

对目标组织和个人进行“丑化”和“妖魔化”是其常用手法。联邦调查局特别反感新左派的另类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尤其是其成员的同性恋行为,因为同性恋者明目张胆挑战传统基督教家庭观念和“正确的”性表达方式。联邦调查局试图将这些“离经叛道”的个人行为与新左派的颠覆思想联系起来,他们的观念、个人行为与其所从事的颠覆活动一样,都必须受到打压;仅仅确保这些组织不再从事破坏性的抗议活动还不够,必须彻底清除掉,因为其观念本身就是对现存体制的威胁。

联邦调查局希望通过杜撰各种丑化“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材料来消解其招募新成员的努力。1968年5月,纽瓦克办事处提议杜撰并散发一张具有“疯狂”因素的蒙太奇照片,凸显新左派是“嬉皮士、辍学者和牢骚满腹的疯子组成的一个奇怪的组合”,目标读者群是各地方院校的主流学生会。得到联邦调查局总部批准后,纽瓦克办事处将这张蒙太奇照片寄给了新泽西地区的各大学生联谊会(兄弟会和妇女联谊会)。1969年2月,芝加哥办事处提议散发由联邦调查局特工们写的名为“走进街道:使孩子们起来革命的指南”的小册子。这份小册子的预期读者是“负责任的、温和的学生组织”,联邦调查局担心这些组织会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引入歧途。所以,小册子试图呈现新左派的反面形象,将他们描述为“一群被宠坏的未成年人”。洛杉矶办事处也于当年夏季启动了一个类似的行动,将一些信息编辑成册,分发给即将入学的大学新生,目的是让这些新生“觉察到来自‘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其他新左派组织的危险”。

联邦调查局最担心的是民权组织与新左派联合起来采取统一行动,于是想尽办法进行破坏。1968年11月6日,圣路易斯办事处通知胡佛,当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试图与当地一个黑人激进组织“黑人解放者”建立密切的工作伙伴关系。办事处备忘录上说“黑人解放者”“有一个武器军火库,还经常提到杀戮和暴力”。这个黑人组织的“头目”查尔斯·肯恩是一个非常有感召力的演讲者,打算在华盛顿大学“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主办的一系列讲座中发表演讲。为了阻扰两个组织建立联系,联邦调查局以华盛顿大学“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几个成员的名义,给查尔斯·肯恩寄了一封匿名信,意在离间黑人和白人组织。信中指出,白人组织的一位领导人演讲风格和水平有限但又试图超越肯恩,还有歧视黑人的倾向,曾经“在黑人社区说过‘黑鬼’这样的话”,最后建议肯恩对大学校园的演讲不应涉及武器问题,“我们是左派分子,不是好战分子。对您来说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获得你们的自由是可行的,但是,白人不支持这种好战主张”。

联邦调查局尤其担心“黑豹党”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合作,想方设法进行阻挠,如给两个组织邮寄杜撰的匿名信,制造敌意。1969年4月22日,巴尔的摩办事处特工通知“黑豹党”内部线人“向‘黑豹党’成员建议,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是一个精英主义的白人沙文主义学生组织,正在利用‘黑豹党’富于战斗力为自己谋利”。1969年5月1日,芝加哥办事处向总部报告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黑豹党’正在组成强大的联盟”,担心两个组织的联合行动将使“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如虎添翼,借助“好战的‘黑豹党’进行危险的暴力行动”。对此,胡佛授权芝加哥办事处,下令要他们安插在“黑豹党”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的线人散播谣言,“在‘黑豹党’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之间制造裂缝”。

这样的挑拨离间极大地削弱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力量。1969年8月26日,联邦调查局巴尔的摩办事处的备忘录报告说:“‘黑豹党’成员被告知不要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有任何瓜葛,不要参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任何事情”。另一份备忘录报告说“巴尔的摩‘黑豹党’的一位负责人因为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一位成员有联系而被‘黑豹党’开除了。”这次破坏活动中,联邦调查局总部要求16个特工采取行动,“进一步扩大两个组织之间出现的分歧”。到1969年秋天,有17次行动就源于总部的要求。

1970年3月3日,联邦调查局底特律办事处的特工给“黑豹党”寄了一封匿名信,称“黑豹党”长期以来受到白人种族主义的迫害和对其命运的控制,所以“黑豹党”只有发展一套自己的理论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不需要其他人指手画脚,而“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只会开空头支票,对黑人事业毫无益处。“黑豹党”必须与非黑人组织划清界限,尤其要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划清界限,追求一场为了黑人、由黑人进行的、纯粹的黑人革命。这种匿名信对两个组织的合作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在目标组织之间制造纷争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镇压策略,能够有效地削弱被选定组织进行抗议活动的能力,在联邦调查局针对新左派“反谍计划”中使用了42次这样的行动中,其中有22次行动就是针对新左派与“黑人权力”组织的联盟行动。

为了实现其打击、瓦解和破坏新左派学生运动的目的,联邦调查局还将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到的信息透露给当地警察机关和执法部门,协助各地执法机构加强对学生运动的打击力度,或者向司法机构提供某些涉及运动参与者隐私的信息,与司法、税务部门合作,通过司法起诉和查税等方式对学生运动参与者进行打击,消耗他们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消解学生运动骨干分子的战斗力,达到瓦解和削弱学生运动的目的。如旧金山特工同美国国税局豁免组织部门、当地审计部门等取得联系,重点审查那些曾经申请或已经获得免税权的新左派组织。国税局利用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情报,决定是否终止这些组织“享受免税权”,清查对象还包括那些给新左派捐款的人。美国国税局的介入非常有成效,如1968年8月初联邦调查局的一份备忘录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全国总部的工作人员抱怨经常受到美国国税局的“骚扰”。联邦调查局还曾与芝加哥警察联手,设计杀害了一位芝加哥“黑豹党”领袖弗雷德·汉普顿,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引起极大震动。一直都非常活跃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领导人汤姆·海登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严峻现实:“不论你是否参加了‘武装斗争’,一旦被捕,就不要指望他们会对你彬彬有礼;极有可能的是,你会像汉普顿那样在自己的床上被射杀。” 1970年2月18日联邦调查局总部收到来自旧金山办事处的信息,涉及一位新左派行动主义者。此人在1968年11月因为被指控拒捕和干扰执法人员而被判两年缓刑,被假释的条件之一是“他不再参与更多违法骚乱或任何违法活动”。当地特工在《运动》杂志上发现他在继续从事违法活动。于是联邦调查局授权旧金山办事处,在3月3日向旧金山县成人缓刑办公室提供相关信息,“涉及某某1月21日参与华盛顿大学新左派活动及他在缓刑期间所写的材料的相关信息”,并且还希望把这个信息带给最初做出宣判的法官。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对新左派学生运动产生了巨大冲击。

在对这类破坏性策略进行评价时,历史学家弗兰克·J.唐纳曾经写道,针对新左派的“反谍计划”中使用的这些手段,人们并不感到陌生:对目标组织进行破坏、通过无中生有的宣传工具对个人的声誉进行诋毁,匿名邮件、约谈、污蔑某人为告密者,“故意制造虚假情报”,猜忌,给亲属写信以及利用右翼组织作为实施者等。联邦调查局采用的这些措施屡屡奏效,的确实现了“揭露、分裂新左派,使之无所作为”的目的。

1969年上半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变得日渐孤立和衰弱,失去了美国国内各个阶层人士的支持,最后土崩瓦解。6月18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个分支,一派信奉“毛泽东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强调蓝领工人的先锋作用,并成立了“工人—学生联盟”。它后来逐渐融入进步劳工党,完全脱离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到70年代初期,随着全国性政治运动逐渐偃旗息鼓而自动解散。另一派则信奉马尔库塞的“现代乌托邦革命”理论,否定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坚持杰出人物和精英革命论,组建了“气象员”组织,仍然占据“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设在芝加哥的总部。后者奉行无政府主义原则和恐怖主义的暴力策略,主要从事破坏性的爆炸活动,专门针对美国政府权力部门中的象征性机构和建筑物。他们的暴力活动“使许多本来认同其解放思想和反正统观点的左派人士也离他们而去”。1970年3月6日,“气象员”组织四个成员在纽约格林尼治村一幢空置的建筑物内自制炸药时发生爆炸,三人当场死亡,从此“气象员”组织转入地下活动。组织领导人比尔·阿耶斯描述他们第一年的地下活动时说,“(一年)搬几次家,准备了22个紧急时可用的藏身之处和8套完整的身份证明,耗费了大量时间和巨大精力隐藏身份”。

固然,导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走向衰落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该组织内部结构松散,目标多样,宗派林立,学生与工人之间的对立以及后期转向好战和暴力的策略等;媒体对该组织歪曲和夸大其词的报道使普通民众失去了对学生运动的宽容和耐心;消费文化的强大吞噬力、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自我调节能力和有关抗议活动的制度化、越南问题的最终解决等;美国政府机关和权力部门的严厉打击和镇压,如尼克松上台后毫不犹豫实施其竞选承诺——维护法律与秩序,通过立法机构制定多项议案,加大对学生运动的压制和镇压。正如坎宁安所言,美国联邦机构和各级权力机构,如司法部、中央情报局、联邦经济情报局、国家安全局、海军情报办公室,以及全国警察局和地方警察局等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了镇压,但联邦调查局及其实施的“反谍计划”对持不同政见者造成的威胁同样不容小觑。

在1969年春夏之交,有四千多名学生激进分子被逮捕。新左派持不同政见者被开除学籍或留校察看。佛罗里达州、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以及马里兰州等完全禁止“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出现。联邦调查局一份报告称:“我们的内部信息促使很多地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分部变得越来越隐秘。他们要到最后时刻才制订计划……这种只能偷偷摸摸活动的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该组织本身。”联邦调查局对学生运动的渗透、镇压、打击和破坏作用,很难用具体数字来说明,它也不像警察的暴力执法和司法部门的打击那样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作为公开镇压机构的补充,“反谍计划”营造了一种无所不在的恐怖气氛,对消解“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作为新左派运动核心组织的作用、瓦解其内部结构,致使其最终走向衰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结论

公民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条主线。早在1798年,美国就曾经制定《惩治煽动叛乱法》,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辩论。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为代表的新左派和反战运动是20世纪美国最大规模、最持久的政治抗议运动,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与其他政府部门也实施了美国有史以来针对不同政见者和本国公民最大范围的“反谍活动”。在标榜“自由民主”体制和宪政体制的语境下,联邦调查局严密监控、设计陷害受宪法修正案保护的左派人士,针对新左派的“反谍计划”已经远远超出了该机构实施秘密情报活动以破坏反战运动的权限范围。正如总审计长给司法部众议院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言,“司法部和国会都没有对联邦调查局国内情报活动实施恰当的控制和监督。”联邦调查局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实施的“反谍计划”及以其他名义进行的类似行动,削弱了美国人民改变政府政策和政府结构的能力,对人们争取和平和社会正义的斗争造成了极大危害,更加凸显了公民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本文作者谢文玉,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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