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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疫情持续近两月,现今总算大头向下,形势趋稳。回看疫情的发生发展一系列过程,作为和平时期的特殊状态,反映出社会在非常态下的运行特征,也体现出政府和民众互动的机制特点,需要检视和总结的问题很多,有亮点也有弊病,有经验也有教训,有成绩更有代价。

一、舆情管控的惯性思维

政府设立有监控舆情的专门机构,建立了一套应对舆情的机制,还有一批研判舆情的专家,就整个政府处理舆情来说,这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不可谓不完备。实际上常规性的舆情确实能够在这一套机制的运转下,得到迅速有效的处理,从而保证政府达到完成绩效目标任务的目的。也正因此,舆情部门往往把管控作为主要手段,其直接的方式就是删帖、封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早期就有苗头,以李文亮为代表的八名医生通过微信的方式提醒熟人注意安全。在信息化的社会里,任何私密性信息都可能放大公开。显然,八名医生关于病毒的信息尽管开始仅限于个人,但由于其高度敏感性,于是很快在网络传播放大,形成了舆情。在这种情下,舆情部门开始介入,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最常用最拿手的管控手段。作为舆情管理的上级政府,具有舆论处理的决策权,从政府的管理角度来讲,维护大局的稳定当然是第一要务,也是全部工作的基础,长期的维稳思维加之惯化的管控手段,使疫情露出的苗头轻易地被视而不见。更糟糕的是,由公安部门出面,给予李文亮等人训诫的处罚,对社会公众展示公开辟谣的姿态,从而在强化了“不存在病毒”公众心理,最终灾难来临,政府和民众都猝不及防。之后,又有“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的公开宣示,更是在错误的决策上又进了一步。

二、行政体制的弊与利

中国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政府负责落实党的政策方针。行政体制与西方文官制度形同质不同,其最大特点在于科层制基础上的集中统一领导。由于一切权力来源于上级,作为下级最惯常的办法是照章办事,一层一层批转文件,层层压实责任,最后的结果就是好象层层都有责任,其实层层都不负责。比如此次疫情已呈爆发之势时,政府严令社区承担起疫情管控的主责,其实作为最基层的官方机构,大多数社区既没有资源,又没有手段,只能穷于应付,或者干脆流于形式主义。正是在这个阶段,社区的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拖成重症,同时又由于社区管理的不到位,使疫情继续扩散。只到后来采取了党政干部下沉到社区、抢建方舱医院等多措并举,社区管控才得以真正有效落实。初期疫情反应的迟钝,当然也不无干部官僚主义作风和文牍主义的因素,尤其是疫情发布中政府与专家之间的纠葛,引人注目。从表面来看,专家作为某一方面的权威,承担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的职责。然而,实际上政府有可能借专家之口,做自己要干之事;也有可能政府本身懒政,直接将专家的意见作为自己的决策,而没有综合其它的意见。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府决策很可能出问题,就会出现互相甩锅的情况。

显然,集中统一领导的科层体制如同硬币的两面,既有弊端,容易产生问题,甚至是大问题;又有优势,就是举全国全省全市之力,动员力超强,行动迅速果断,没有枝枝节节,能很快达到效果。

三、卫生工作的防治关系

此次疫情,医疗卫生工作首当其冲,经受重大考验,医护人员的牺牲和损失也最大。疫情突发,顷刻使全市各医院人满为患,后火速修建火神山、雷神山仍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不得不另辟方舱医院和隔离点。有人以私立医院纷纷关门逃避,公立医院挺身而出,成为抗疫中流砥柱为由,反思医疗改革废公立私的市场化、资本化政策。此论固然不错,但设想在疫情大面积扩散之下,即便把所有私立医院一并开张,也不可能容纳激增的巨量患者,因为这只是一种非常态的医患供求关系,在正常的社会里不可能建立那么多医院。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医院的主要职能只能是治病,因为治病更容易产生效益和利润。对患者来讲,也只有生病了才去医院,没有谁想进医院白花钱,尽管预防疾病不一定是白花钱。因此在医院利润至上导致患者自费为主的前提下,必然是治病重于防病。政府和医院把主要精力用于治病,盖了很多医院,培训了很多医生,但是病人反而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的身体康健并未得到切实保障。反观前三十年,新中国在自身资源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能够迅速消灭血吸虫、麻风、天花等一系列传染病,主要采取的就是以预防为主的医疗卫生方针,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为基础的医疗制度为群众开展疾病预防提供了保障,国家和民众能够用极小的成本获取身体健康的极大效益,这恰恰与改革后医疗卫生状况形成对比。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反差,根本原因还在于医疗卫生方针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正是市场化、资本化改革的结果。如果说医疗卫生具有公益属性,那么开展疾病的预防工作更应是国家公益事业的重要内容,是只有政府才能发挥作用的部门,也只有政府才能承担起责任。然而,多年来政府倡导的爱国卫生运动因为失去体制的基础支撑,逐渐流于形式,无法发挥有效作用,也就使疾病预防成为几成空白区。笔者曾经听说一些地方的血吸虫病又发生回流就是这种情况。此次疫情暴发,也是轻防病、重治病一贯指导思想的表现,然而,治病终是不得已的治标之策,而防病则是主动积极的治本之法。可以想见,假若疫情出现苗头之时,不是掩盖事实,而是发动群众开展积极预防,后果将不会如此严重,火神山、雷神山、方舱也很可能不必修建,付出的代价将大大减小。

至于说到方舱医院,有人强调其社会意义,认为是公有制医疗关系的样板,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笔者认为,其作为非常情况下的非常举措,其实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过度拨高就是想当然,这样的现象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无关制度本身,并没有任何独特的意义。

四、疫情下的社会民生

疫情发生在春节期间,这一段时间是中国人最空闲的日子,人际交往最为最密切,伴随的生活消费也最大。但因为疫情的发生,所有人只能隔离在家,因此节省了人际交际费用,只需要付出生活成本,因此在短期内还不至于明显影响居民生活。但在随着时期的延长,尤其是没有固定工作者由于失去收入,生活将出现困难,即便以后封城解除,整个社会恢复常态也会有一段时间的调整期,这部分人的的工作机会肯定不容乐观,疫后的影响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如同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那样,每一次灾难对大多数人造成巨大损失,同时也为极少数人提供了借机发财的机会。此次疫情期间,社会上也不免出现借机哄抬物价、强制搭售物品的情况。虽然在政府的管控下,还不至于囤积居奇,暴利相胁,也时有钻空子的现象发生。总体上看,虽经封城之苦,尚社会稳定,民生有序。随着疫情逐步进入尾声,灾后恢复秩序和发展社会经济将成为头等大事,如何保持稳定,发展生产,控制物价,使社会民生得到很好地保障,也将是一场不次于疫灾本身的大考。

五、政府治理的大考

虽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此次疫情给政府和民众的教训深刻。如何使坏事变好事,是对政府智慧和治理能力的考验。中国数十年未经战事,国家和民众危机意识日渐淡薄,此次大疫恰似一场上天安排的和平时期的临战演习。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沉溺于太平盛事景象其实是极危险的事。政府和民众历此危机,总会百失而一得,一方面,民众的危机感将有所增强,凝聚力将有所提升,更重要的是,通过此次大疫,对政府治理展开一次全面深刻的检验,所有问题和短板都暴露出来了,所有优势和长处都发挥出来了,如果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举一反三,防微杜渐也不是不可能。从此次疫情得以有效管控的关键来说,党的严密组织发挥了主干和基础作用,几乎全体党政干部下沉社区,与社区力量结合,才使社区隔离工作得以有效开展,同时也为社区居民的民生提供帮助。如果不是这样一支绝对服从领导、组织纪律严明的队伍参与防控,遏制疫情显然不可能如此迅速有效。然而,如前所述,体制的弊与利并存,而且人们向来有健忘症的毛病,也就总是重复秦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的故事。

20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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