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的报道是实事求是的,把真正好的说成好的,真正坏的说成坏的,有一分说一分,有两分说两分,那末,读报的人就不会在工作中走错路。反之,如果我们的报道错误,把坏的说成好的,好的说成坏的,或者报道有了夸大,把一分说成两分,八分说成十分,那末读报的人就会在工作中走错路,有时甚至发生很坏的影响,影响到某项工作,也影响到报纸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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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以来,我们的报纸有了很大的进步。这种进步,表现在报纸与群众的联系大为增强了,与抗日战争和建设根据地的各种实际运动的联系也大为加强了。我们有许多记者和通讯员,散布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个角落里,他们把每一地区各种工作的经验反映到报纸上来,经过报纸的公布,使大家来效法好的经验,对于坏的经验则有了“前车之鉴”。这样,报纸对于运动的指导作用也就加强了。

毛主席说过,党对于群众运动的领导就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或者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谓集中起来或者从群众中来,对于运动来说,就是从当时当地的群众中,发现每一项工作的好的典型和坏的典型,好的办法或坏的办法,研究其所以好或所以坏的原因,从这里来发现运动的规律。所谓坚持下去或到群众中去,就是研究出规律与办法之后,把它传播出去,在工作中实行起来。这种领导方法,与教条主义或狭隘经验主义的领导根本不同。在党的这种领导之中,我们的记者通讯员,我们的报纸,担负了很大的任务。我们的记者与通讯员写来的新闻,经过报纸传播出去,使大家有所效法,有所警戒,这个过程就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党对于运动的领导的工作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的报道是实事求是的,把真正好的说成好的,真正坏的说成坏的,有一分说一分,有两分说两分,那末,读报的人就不会在工作中走错路。反之,如果我们的报道错误,把坏的说成好的,好的说成坏的,或者报道有了夸大,把一分说成两分,八分说成十分,那末读报的人就会在工作中走错路,有时甚至发生很坏的影响,影响到某项工作,也影响到报纸的威信。由此看来,求得新闻的完全真实,对于我们是何等重要。

检查我们已往的许多新闻,自整风以来,向壁虚造的是找不到了,每条新闻都是实有其事的。但是我们还有毛病,这个毛病就是有些新闻还有分寸上的夸大。例如事情正在计划做,报道为正在进行中,正在进行中的则报道为已经完成了,这种报道方法,据说叫做“提高一步的报道”。又例如一个药方医好六条牛,报道起来说成几十条牛,这是数字上的夸大。又例如报道有一技之长的某一劳动英雄,把他写成十全十美的圣人,这是分寸上的夸大。又例如为了形容一个大会的热烈,用写小说的“集中典型”的手法,把许多人做的许多有声有色的事情,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去,把别的大会上的情景搬到这个大会上去,这是不了解文艺作品与新闻的区别(文艺的典型是可以由作者根据事实材料想象创造,而新闻中的人物必须完全符合当时当地事实)。还例如把已经办得不好要垮台下去的个别合作社,写成正在欣欣向荣的合作社,其目的是为了“要赞扬工农兵事业”,但恰恰把坏的说成了好的。凡此种种,见之于新闻,也见之于标题,这就是我们的毛病所在。虽然这种毛病只见之于个别的新闻、个别的标题,在几千条新闻中只占极少数,可是这今天在我们说来,还算是顶主要的毛病,必须力求改革。

旧型的新闻事业,目的是做生意,虽然在广告上写着“消息翔实”的招牌,然而决不能完全实事求是。到了法西斯手里,报纸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会造谣,会愚弄人民,会掩盖黑暗无耻的反动统治。德国的戈培尔就公开提倡这种“原则”,大后方新闻界里面现在也有他的一批徒子徒孙。这种情形,甚至影响到我们队伍里,也有人以为“报纸还能不夸大一点么”。其实这是一种坏传统,是旧型新闻事业中的特别是法西斯新闻事业的恶劣传统,决不是我们新民主主义事业所应有的。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这才真正是我们的新闻事业的方针。旧型的新闻事业,对于社会多少是不大负责任的,而法西斯的新闻事业,则以欺骗社会、愚弄社会为目的。我们就要改革这种风气,要建立新闻事业对社会对人类完全诚实完全负贵的风气,对党对人民完全诚实完全负贵的风气。我们要把这种革新风气的责任担负起来。

当然,我们的新闻虽然个别的还有在分寸上夸大的毛病,我们的记者与通讯员的立场是与旧型新闻记者不同,与法西斯则更是完全对立的。我们这里,夸大的出发点,大概是由于要想赞扬工农兵的伟大事业而来,这种出发点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在出发点之外,在动机之外,还要看到效果。而就效果来说,即使只是分寸上的夸大,还是不对的,还会影响报纸的威信,以及影响到工作和党的领导的。

应当指出,我们有了若干新闻在分寸上夸大的毛病,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对于我们的抗战成绩与建设成绩还宣传得不够。这两个毛病似乎是互相矛盾的,但实际上还是统一的。这两方面的毛病,都说明我们的新闻工作还不够深入群众,不够深入运动。因此,就一方面有许多应该报道的没有报道,应该着重报道的没有着重报道。但另一方面又有空洞的赞扬,即夸大了分寸的赞扬。我们一方面去掉上面所说的分寸上还有夸大的毛病,就会另一方面督促我们的记者与通讯员更加深入群众、深入运动、发掘问题、研究问题,因之,就可以去掉另一个毛病,即宣传不够或不深刻的毛病。我们希望解放区从事新闻事业的同志们,都来一齐努力。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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