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诺尔曼·白求恩同志牺牲80周年-激流网

诺尔曼·白求恩只是我们树立的一个难以企及的榜样,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绝对的医德可言。

今日的中国,“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战士”、“共产主义理想”早已成了市侩、庸人们嘲笑讥讽的名词和空泛、乏味的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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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国老百姓心目中,他只是一个好心人,像个外国志愿者。

实际上,白求恩并不简单。他是多伦多大学医学学士毕业, 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 , 临床研究生 ;26岁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32岁时获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奖;曾任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胸外科医师和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 加拿大联邦和地方政府卫生部门的顾问 , 美国胸外科医生协会的五人执委之一 。发明改进过二十几种医疗器械,由美国费城皮林父子公司特许专利生产,有些器械现在还在使用。

1924年,他在美国底特律开私人诊所,买下豪华别墅和汽车,加入了高尔夫俱乐部。

但是他却发现底层人民根本就不敢看病,也看不起病,很多人被本可治愈的疾病拖死。

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美国四分之一的劳工都失业了。成千上万人饥寒交迫,加拿大却在焚烧小麦,美国把牛奶倒进河里,把棉花翻耕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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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在日记中写到:

“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死亡。”

“我已经成了一个严密制度的俘虏,这是一个大家互相照顾的制度:普通医生给我送病人,我给他们送回扣,专科医生按病人的家底尽量多收费,再把利润分出去,就这样敲病人的钱维护这一制度。”

“这很简明地说明了经济学和病理学的密切关系。”

这时候的白求恩,还是一个富裕的外科大夫,早实现了财务自由,对于很多人来说,一生走到这一步也就够了。

1935年8月,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大会在苏联召开,白求恩看到了苏联公共卫生人民委员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医疗制度”——全部免费和覆盖全员、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福利医疗体制。苏联新宪法第42条和苏联及加盟共和国卫生法第4条规定:“国家保证对所有居民提供免费的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苏联医疗保健制度建立在劳动者都能享受免费医疗的原则之上,医疗保健事业由国家经营,所有费用由国家负担。

回国后,白求恩参加了加拿大共产党。

他用分娩和产痛作比喻,为俄国革命和苏联制度辩护,他从医学专业的问题出发,却得出了社会学结论:

保护健康的最好方式,就是改变产生不健康的社会经济制度,消灭愚昧、贫困和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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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更多地讨论医疗事业与国家的关系,讨论这一职业对人民的责任,讨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让我们承认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是技术和科学问题。”

——1936年的演讲《从医疗事业中清除私利》

白求恩的这次演讲,是在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举办的医学经济学专题讨论中发表的。当天,其他发言人都反对社会化医疗,唯有白求恩为之大声疾呼。

西班牙内战期间,白求恩参加国际纵队,创办了一种装在汽车上的野战急救系统。这个东西就是 野战外科医疗方舱(MASH)的雏形 。

在中国,他发明了一种牲畜驮运的“卢沟桥”木架,可以在野外很快布置起一个简易手术站。

据说战地输血在中国军队野战外科史上第一次取得成功 ,就是白求恩在山西五台县实现的。

白求恩亲自参与创建了晋察军区卫生学校(该校后来发展成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并亲自制定教学方针和教学计划,亲自修订教案、授课。

他写下了 《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为代表的20多种医学教材 ,创新了培训模式,组织“特种外科实习周”,将一大批医护人员快速培训成战时急需的医务人才。

在冀中,他还创作了两篇小说《创伤》和《哑弹》。

在延安传说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从1938年2月抵达武汉开始为伤员手术,在韩城、延安、贺家川、晋察冀、冀中,施行手术上千例,检查伤员无数。仅齐会战斗一次,他连续三天三夜不休息,69小时做手术115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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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对医护人员的要求到了严苛的程度。”

年过六旬的王永革是白求恩的助手王道建之子,在白求恩逝世75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他给记者转述了自己父亲的一个故事:在一次白求恩检查伤员情况时,发现一位伤员伤口没有处理好,他大发雷霆,问道:“这个手术谁做的!”王道建站了出来。

白求恩怒不可遏地咆哮道:“你离开这里!你不配做医生!”——在白求恩英文传记里,这里使用的“离开”,其实完全可以译成“滚”。

王道建的领导通过翻译反复向白求恩解释:王大夫是放牛娃出身,业务确实不精通,但是人品好、爱学习,是个好同志。经过反思,白求恩向王道建连连道歉:“是我不对,我是法西斯,我不该骂人。”后来,王道建成了白求恩最满意的助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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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牺牲在中国的大地上,牺牲在抗日战争纷飞的炮火中。

弥留之际,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新中国诞生了……”

白求恩的遗嘱:

亲爱的聂司令员:

我今天感觉身体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

请你给(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十号。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惟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拨一笔生活款子,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所负的责任很重,决不能因为没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两张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

马靴和马裤给冀中区的吕司令。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医学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并另送小鬼一双皮鞋。

照相机给沙飞,贮水池等给摄影队。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治疗疟疾和极大多数贫血的患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购买药品,因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人民),我十分快乐。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

读罢,钢铁一般的聂荣臻也流下了眼泪。

有人说,白求恩是一面镜子,我们都应该多照一照。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有的人以他为榜样,也有些物种为他编制谣言。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英雄能够幸免于难。

逍-遥在文后提到一个他以前写青霉素收集的有关白求恩之死的八卦,大意是说白求恩得了葡萄球菌引发的败血症,生命垂危,中共通过上海闻人杜月笙搞到极为珍贵的抗生素盘尼西林,送到延安时白求恩已处于极度危险状态,有人认为不该把如此珍贵的青霉素用在白求恩身上,因为已经无法保证可以把他救活了。讨论后决定询问白求恩的意见,白求恩婉转地用法语说:“为了我们的事业,生命也是重要的。”被翻译成:“为了我们的事业,生命也是可以奉献的。”于是就放弃使用青霉素,逼着白求恩做圣人云云。

逍-遥说这则故事“仅供八卦,真实性存疑”,其实只要用点脑子,就可知这是一个非常拙劣谣言,疑都不必存,不该不加驳斥地为之传播。白求恩死于1939年,而青霉素做为药物要到1941年才研发成功,1943年发现了高产的产黄青霉才开始大规模生产青霉素。白求恩病危时,中共得到哪里去找一台时间机器飞到未来才能搞到青霉素。

《关于“白求恩之死”的谣言》方是民

网易在《还原真实的白求恩:曾经放荡不羁的冒险家》一文中,蔑称:

正当大家准备赶往“革命圣地”渡黄河的时候,白求恩却突然消失了,找不到他人在哪儿。护送他的人最后实在没有办法,请一名同是加拿大的牧师罗明远帮忙,罗明远不负众望,在一家娼寮中找到了白求恩,那时白求恩已经连喝两天酒,醉得一塌糊涂地倒在女人身旁。

结果这一说法被护士兼翻译琼.尤恩 (Jean Ewen)和加拿大牧师罗明远(Robert McClure)的回忆录证明是无稽之谈。护士记录了白求恩一路奋不顾身抢救伤兵,无论国共;多次救助流浪的孤儿,在一个排的八路军保护下渡过黄河。牧师只记录了他爱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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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点像列宁,不仅长得像,内心也像。

在西方世界,他拥有汽车、别墅,丰厚收入,却为信仰回到人民之中,走上一条旁人看来艰辛到无法想象的道路,并以此为最大的幸福。

远赴西班牙之前,白求恩曾写下这句话:“生是资产阶级分子,死为共产主义者。”

“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希望有一天,中国人看到毛主席1939年所写的这段话,不再麻木不仁,而是找回被阉割的信仰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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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诺尔曼·白求恩同志牺牲80周年-激流网(作者:阵雨。来源:知乎。责任编辑:林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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