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后“干部必读”的出版-激流网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结束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如何统一全党思想和意志,争取全国最后的胜利?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强调在关键时期我党更应该加强理论学习,并确定了12本“干部必读”的马列著作。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时说:“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作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就12本“干部必读”的马列著作,他指出:“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其实,早在1944年初,毛泽东就曾提出要学习5本马列著作。1944年3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解释说:“指定读五本理论书,是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过去没有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郑重提出全党要读5本马列主义的书:“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的这两本书写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那两本书也写得很好,这四本书薄薄的,读完它们不用花很多时间。此外,还有斯大林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比较厚一点。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前面四本书也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

至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又将马列著作的学习范围扩大至10本。毛泽东提出要训练干部必须制定一个计划,并通过“干部轮训”、“政府办学校”(包括大学、专门学校)的办法来训练党内外的干部。至于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他提出要精读一些马列著作:“如果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不然书那么多,读起来也是困难。华东局印了五本,说是有人在读。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包括《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概论》《帝国主义论》在内。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选一些。宣传部可以研究一下,看挑些什么书好,五本不够就十本,但是不要太多,多则不灵。”1948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提出要“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并认为这是完成各项工作的重要环节。为了开展理论教育工作,毛泽东指示中宣部负责挑选一些理论书。

此时的中宣部共有工作人员20人,“编辑委员二人(张仲实、艾思奇),编辑干事四人,翻译干事二人,助理编辑二人,助理翻译二人,助理出版一人,图书管理员二人,文书三人,行政秘书一人,机要秘书一人”。10月、11月,中宣部两次开会讨论9月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提高干部理论水平的指示,并开始着手选择理论书。“所选的书籍,《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编好目录。《思想方法论》第三章第一节列宁《哲学笔记》一段,请王明同志重译,并得原译者艾思奇同志的同意,改用新稿。”11月16日,中宣部部务会议决定在人员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部内设编审组、党内教育组、普通教育组、翻译组、出版组、文艺组、图书组等,并决定成立广播管理处。1949年2月23日,中宣部向毛泽东报告:“中宣部本身,一月廿起开始建立集体办公制度,星期二、四、六下午二时起,办公室在东柏坡。秘书长丁华已到任。胡绳于一月底到任,编审组与党内教育组已分开,编审组由胡负责,党内教育组由张仲实负责。”

张仲实曾回忆“干部必读”的产生过程:“1949年2月间,七届二中全会时,中央叫我提出一个干部学习理论的计划,我就同胡乔木同志商量,拟定了一个学习书目,经中央批准,这就是‘干部必读’十二种书。其中《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简史》等系我编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亲自编辑,我和艾思奇同志、吴亮平同志、柯柏年同志等参加了搜集材料的工作。”

此时的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央政治局秘书,1942年5月曾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4年至1945年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誉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据逄先知介绍,“在现存的档案中,还有当时胡乔木写的这十二本书的目录,毛泽东在这个目录前面加了‘干部必读’四个字”,并请周恩来即刻印发给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参会人员。“干部必读”,是毛泽东正式为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基本材料定下的名称。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出版“干部必读”,报经毛泽东批准。该任务由刚成立不久的出版委员会承担。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2月22日,由中央宣传部出版组、新华书店、新中国书局等组成的出版委员会于北平成立,黄洛峰、祝志澄、王子野、平杰三、华应申、史育才、欧建新任委员。出版委会员由华北局宣传部代为领导,随即由中宣部直接领导,正式名称改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下设出版处、厂务处、秘书室和会计室。截至1949年10月,出版委员会本部有职工87人,包括解放区出版战线的干部,也包括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三联书店干部,其中共产党员36人。从年龄构成上说,20岁至30岁的有65人。此外,还有出版委员会直接管理接收的北平新华印刷厂、新华油墨厂、华北新华书店等单位,共有职工1428人。1949年11月出版总署成立后,出版委员会改组为出版总署出版局,黄洛峰任局长。至11月底彻底停止使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的名义。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从成立到结束,仅存在了不到一年时间,是个带有临时性、过渡性的机构,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履行了“准国家出版管理机关”的职能。黄洛峰在《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出版委员会不仅是进行业务的一个企业部门,更重要的它还是我党出版工作的领导机关。”

出版委员会对出版“干部必读”非常重视,1949年3月17日,陆定一在关于出版局工作方针等问题致周恩来的请示信中称:“出版局工作方针,对于教科书,党内教材(12本书,初级党校读本、党员须知、党员识字课本等),毛主席主要著作,时事及政要书籍,充分供给。对于除此以外的书籍杂志,作有限度的供给,种数多而份数少。”此后,出版委员会数次开会讨论“干部必读”的开本、版式、封面设色、印装、纸型、付印等出版细节。如1949年3月23日,出版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记录:中央发交的“干部必读”文件12种,版式必须一律,请由朱执诚同志负责办理。3月30日,出版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记录:干部读物版式拟定为下列数种,如何,请公决。第一方案25开本,第二方案32开本,第三方案25开本和32开本都用。共12本,200余万字。4月6日,出版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记录:“干部必读”12种版式应如何确定案:决议:用25开本,直排,双面装。印书贷款,由王子野同志负责交涉。4月20日,出版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记录:“干部必读”12种,已发下9稿,《毛选》也即将发下,加上其他各项工作,真是越来越忙。“干部必读”已发一种交京华印书馆承印。4月27日,出版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记录:东北书店来函中叙东北生产力有剩余,希望把《毛选》或“干部必读”等稿发交东北承印。但因这是书的清样,都必须送请中央宣传部负责校对,在校对过程中也许会随时更动原稿,而中央也要切实掌握这类出版物,所以转发排印,事实上做不到,只有等纸型打好后,可酌予发型加印。朱希同志报告:“干部必读”12种如每种印3万本,计共需纸5000令。6月30日,出版委员会综合报告(1949年2月16日至6月30日):“干部必读”12种,已发稿11种,《马恩列斯论中国》尚未发稿。此套丛书分为平装、精装两种。精装本合订8册:第一册,《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两种。第二册,《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种。第三册,《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四种。第四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一种。第五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上部。第六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下部。第七册,《马恩列斯论中国》一种,尚未发稿。第八册,《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种。前三册,共8种,已付印7种,第8种即可付印,7月中可陆续出版。后5册,除《马恩列斯论中国》尚未发稿外,均已排齐,在校对中。

曾任出版委员会出版处印务科科长的王仿子回忆,出版委员会出版的书籍,凡是政策文件和理论读物如“干部必读”等,用解放社名义出版(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重新成立后,解放社的版权归人民出版社),其他图书用新华书店名义出版。为了统一版本,每一种书一般都要打六副纸型,除自留两副外,分送东北、华中、华东、华南各一副,使全国印的同一种书有一个经过认真校订的版本。出版委员会所出版的所有图书与杂志统由华北新华书店总发行。1949年11月,《关于出版委员会的报告》中亦称:“过去各个地区都是自编自印,版本极不统一,优劣互见。为避免这些缺点,首先统一版本,把各种版本重加校订,分为‘干部必读’‘政策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等重行排印,打出纸版,分发各区,或寄出样本,由各区翻印。”

1950年1月13日,出版总署出版局《对“统一版本说明及版权页、封面、扉页等格式的意见”的补充》中体现了对“干部必读”封面设色的要求:“整套的书如丛书、干部必读等,每套几册的墨色应该一律,不要拿每一种墨色来区别每一本书,应该拿每种墨色来区别每一套书。”

1949年10月19日,胡乔木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提到“干部必读”:“这回我们出版的干部必读,这一套干部必读印得很好,叫人看起来很舒服。出版以前我曾向黄洛峰同志提了个小意见,为什么叫‘干部必读’?什么地方规定出来的?是什么样子的‘干部必读’?在什么意义上必读?为什么多种书合订成一本书?这一点出版者有责任应该加以声明。”可惜笔者并未见到“干部必读”有这种声明。

“干部必读”12本中,有马列原著(《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论列宁主义基础》),有对马列论述的专题摘编(《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也有解释和宣传马列主义的著作(《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等),还有历史著作(《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等)。其实,早在1948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即已指出,“学习顺序,一般应先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与毛主席的基本著作,然后必须学习下列10种名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概论’‘联共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马恩列斯论中国’‘思想方法论’。学习方法是以个人阅读为主,辅以集体讨论,并必须分配理论知识较高的干部为教员来指导学习,并作各种理论的报告和讲演。应该提倡在实际工作中发生解决不了的理论问题时,经常翻阅马恩列斯的著作和中央文件、毛主席著作的习惯”。当时尚没有“干部必读”之名,所附在职干部学习书目中共有19种理论图书(涵盖了“干部必读”12本)和2种时事与政策类图书。

《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由毛泽东亲自编辑而成,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作为代序。张仲实曾回忆:“延安整风期间,1942年的一天,在毛泽东办公室参加了他召集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编辑会议,到会者有艾思奇、吴亮平、柯柏年等。会议决定:大家分头找材料,由一个人整理编辑,最后送毛泽东审阅。后来毛泽东看了这份整理的初稿,认为不适用。他自己重新编辑最后成书。这就是后来流行的《思想方法论》。”该书自编成即不断被出版翻印,至被确立为“干部必读”后,各地又出版翻印了近10个版本,如沈阳东北书店1949年5月长春再版,封面印有“干部必读文件”;冀鲁豫新华书店1949年6月印行,封面印有“干部学习丛书”;东北新华书店辽东分店1949年8月印行;华中新华书店1949年8月再版,封面印有“十二种干部必读名著之一”;1949年9月解放社干部必读版、新华书店北京再版、沈阳东北新华书店印行;1949年10月解放社华中版等。

“干部必读”中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采用的是博古译本,从1949年8月至1950年12月共出版发行了10种“干部必读”版本:1949年8月解放社本,1949年9月解放社本,1949年11月解放社(北京)本,1949年11月解放社(山东版)本,1950年1月解放社(粤)本,1950年3月解放社(沪)本,1950年4月解放社(京)本,1950年6月解放社本,1950年7月解放社本,1950年12月解放社本。除“干部必读”版本外,该书还出版印行了其他22种版本。

《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简史》由时任中宣部党内教育组负责人张仲实编译。张仲实于1903年生于陕西省陇县,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活动。1926年受党的派遣去莫斯科学习,1928年被分配在翻译班翻译教材。1930年8月回国,1931年开始翻译马列主义著作。1940年5月到延安后始终如一地、长期地从事翻译工作,1953年中央编译局成立后担任领导工作。就他的素质、性格、专长、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而言,他适于译书和编辑出版工作。经过他笔下处理的任何文稿,都很认真,炼字造句,一丝不苟,精雕细琢,不遗余力。他笔下的稿纸勾来勾去,涂涂抹抹,天头地脚、左右空白,都是移行添字,线条纵横,犹如蛛网。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由斯大林提议、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联共(布)中央全会审定的一部党史著作,更是一部理论读物。蔡美彪在谈到它对自己的影响时即称:“《联共(布)党史》不是史学著作,是政治著作,延安时期解放区叫作政治读本、理论读本。”

据统计,“干部必读”初版每卷印3万册,其中平装本1.9万册,布面精装本1.1万册。《出版总署三个月(1949年11月至1950年1月)工作简报》中称:“为减轻读者负担,把‘干部必读’印普及本,已印6种,9万册。”1950年9月16日,胡愈之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的报告中称:“由于汹涌全国的学习运动的高潮,一般干部和新解放区的读者,对于政治理论书的要求要比对于文艺读物的需要迫切得多。包含12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干部必读’已经全部出齐,印行的总数达300万册。”1950年10月1日,叶圣陶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一年来的出版工作时说:“这一年,通过全国规模的学习运动,在思想战线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出版业实际成了思想战线的武库,以大量武器装备了一切干部与学习人员。12本‘干部必读’(总篇幅约占170万字)的出版与大量发行,是这一年出版工作方面应该特别提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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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干部必读”的出版-激流网  (作者:王彦波。来源:《党史博览》2019年第5期。责任编辑:黄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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