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咸猪手”,女性车厢管用吗?-激流网

女性车厢,争议再起。

9月7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网站发起《深圳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的意见征求,目前草拟的规定中,有一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地铁可以设立优先车厢,在高峰时段优先车厢可以仅供残疾人、未成年人、女性等有需要的人士乘坐,对于乘坐优先车厢的其他乘客,地铁工作人员应当劝离。

消息一出,立刻挑起性犯罪,性别歧视和特权等话题,争议和讨论铺天盖地。这是一场无休无止、难以两全的辩论。

撕裂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地铁车厢,一个几十平米的局促空间,仍残存一种对性别关系的不安。


一、漩涡中的女性车厢


深圳总能率风气之先,女性车厢也是如此。2017年6月底,该市就启用了女性优先车厢。地铁公司辟出首尾两节车厢,供女性乘客优先使用,共涵盖了四条线。

但女性优先车厢不是硬性隔离的,仅通过站内广播、导向标识、车站告示等方式,宣传引导。

这在全国地铁中,当属首次尝试。很快,一些兄弟城市也积极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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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地的落地情况来看,挤满的男乘客,却成了女性车厢里一道颇为尴尬的“风景”,甚至有市民反映,女性车厢里的男乘客比例,远高于其他车厢。

于是在今年9月,深圳再次决定扭转风气,要限制和劝离其他乘客进入优先车厢。像往常一样,深圳“限制男性进入女性优先车厢”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争议,争论者主要基于三种立场:

其一,性骚扰的防范。一项调查显示,8500多位受访者中,约有64%的人表示设女性专用地铁车厢是个好主意。地铁历来是性骚扰的高发区,隔离了男性的女性车厢,可以减少性犯罪。即便没有主观动机,拥挤造成男女间的不适,依然无处不在。

反对者看到了性别的特权色彩,“是否应该设立男性车厢?”当然,另一种更加复杂的观点在于,隔离背后,是一道隐性的枷锁,是善意保护还是变向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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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深圳地铁也出面解释,此举并非为了排斥男性,减少性骚扰事件,而是“为了培养尊重女性的社会氛围,倡导进一步关爱女性,进一步提高深圳的社会文明程度。”

政策制定者的初心在于尊重女性,但争议却远远超出了公共政策所能涵盖的范围。在社会文化层面,政策本身无所谓好坏,它成了一面镜子,折射出一个现实:

现代都市里,性别间的惶恐与不安,仍在某个角落里潜藏着。我们会发现,一个简单的出行问题,一间几十平米的狭小车厢,对何为性别平等的理念仍然存在分歧。


二、城市是男性的


列车是都市空间的联结,现代女性登上这些交通工具,紧跟着一个历史性的现象而出现:女性冲出了家庭的禁锢,打破一种被分化的格局,找到了走向公共场合的途径。

从城市空间格局来看,两性是分化开的。借助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E.W.伯吉斯等人提出的概念——同心区理论(Concentric Zone Theory),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分化的内在机制:

男性占据了中心,从事公共领域的生产并取得报酬,是支撑家庭的经济来源,父权制以这样的手段合法化。

女性则被限定在边缘,囿于家庭,困于厨房,承担生育、赡养、和一切家务的职责,且无须支付报酬,从而陷入附属化的地位。

本质上,这是一种霸权。在漫长的前现代社会里,这种特征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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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走出私人领域,进入公共场合,不仅是在挑战禁忌,也是置身未知的危险。这种观念钳制在社会文化里,也被女性自身无意识地拥戴。

比如19世纪末的旧金山,女性乘坐电车去中心区域购物,大多由男士陪同。女性单独进入餐厅还会受到异样眼光的打量,男人们可能做出非礼的挑衅乃至犯罪行为。

女性进入公共空间有重重限制:穿什么去,跟谁去,什么时间去?比如,“穿着暴露”的女性夜晚独自出门,会遭遇比男性更多的恐惧和危险,当然,也会得到更多的善意提醒。

中华女子学院副教授王欢曾撰文谈到,“女性若在夜晚遭遇伤害,人们会更多地谴责说,这个女子不应该晚上一个人出门。毋庸讳言,这种谴责论调的背后是说,夜晚的城市是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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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加恐惧城市。弗吉尼亚大学教授Daphne Spain在一篇论文中谈到,如果女性避免踏入特定地点,或基于恐惧而限制其日常活动,她们也就丧失了参与政治、经济或社会工作的机会。

谢菲尔德大学的教授吉尔·瓦伦廷曾写过一本《女性恐惧的地理学研究》,她把女性对城市的这种恐惧精确地描述为“父权制的空间表述”,对来自陌生人的性攻击——尤其是强奸——的恐惧,极大地抑制了女性的移动性。


三、无性别城市


女性车厢的出现,预设着一个显而易见的观念:女性出入都市的陌生场所,是不安全的,是需要被保护的。这种观念跟现实经验铰合在一起,无论男性、女性,都接受了这样的现实。

日本是较早出现女性车厢的国家,电车路线途经东京女子学校,自然,它面向是那些刚拥有受教育权的女学生。昭和时代,神户女学院还包租整节车厢,以保护女学生的纯洁,维护校风。这些女性车厢出现又消失,断断续续地延续着。

二战后,许多人批判女性车厢对女性的歧视:将女性视为弱者,区别对待。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保护,而是一种枷锁。就这样,女性车厢在日本再次消失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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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女性车厢是积极的,是进步的,它呵护着现代女性的权益。但它的失败和消失,又证明着自身的无效性。

20世纪在很多西方城市,随着女性越来越普遍地出入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上,对女性的“特殊照顾”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就像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场景那样,无论男性女性,都会给更弱势的老幼病残让座,为他们设置爱心专座和优先车厢,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社会文化里的礼仪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父权制规约下的城市生活一去不复了。

不要小看了都市女性的出行问题。在社会学家眼里,女性出行本身是对性别规范力量的挑战。2011年,维吉尼亚大学副教授杰西卡·斯维尔在《女性与日常城市:旧金山的公共空间(1890-1911)》一书中写到:“女性在公共场出现得越多,她们也被赋予了更强大的力量,去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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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大都市里,基于性别的空间隔离大多被消除了,女性以相对平等的比例,跟男性共享着都市空间,她们出入办公楼、公共交通和商场等,参与政治、经济或社会工作。

城市呈现一种无性别色彩。这就是社会学家眼中的中性城市。这是性别平等的前提,也是结果。

按道理来说,女性车厢必然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和文明程度提高,最终寿终就寝,但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


四、性攻击的庇护所


女性车厢并没有因为观念的进步、文化的改变而消亡。21世纪的今天,女性车厢依然存在于日本、韩国、墨西哥、中东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日本女性车厢的再次出现是在2000年,主要应对“电车痴汉”的犯罪行为。骚扰、性侵女性乘客,是上世纪下半叶以来就涌现的性犯罪,尤其是在一个崇尚女性忍耐为美德的社会里,随着交通越加拥堵,这种行为日趋猖獗。

女性车厢实施后,犯罪行为的确减少了,但无法确定是车厢本身的功劳还是加强威慑力的法律,或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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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1日,台湾通勤电联车上实行女性专用车厢制度,但效果不佳,男女混乘的情况时常出现,女性车厢半年后即废止。不过,2010年5月26日,屏东线区间车有男乘客性侵女高中生,台湾铁路管理局紧急划定了女性专用车厢,在晨间和夜间使用。

在香港,几年前就有人倡导设立女性车厢,遭到了港铁的忽视,说法是已有足够措施保护女性,而且可能违反性别歧视条例。有趣的是,香港的地铁和巴士上,“咸猪手”却屡见不鲜。

大多数女性车厢设立的意图很明晰:作为防范性犯罪的补救措施。它揭示着一个事实:拥挤和混乱成了性攻击的庇护所,不对等的性别关系,在这里原形毕露。用吉尔·瓦伦廷的概念来说,“父权制的空间表述”,依然残存于地铁的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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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车厢”的可操作性并不大,大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这里远不是没有亚当的伊甸园,对别有动机的人来说,它或许还成了犯罪的温床。

强制的隔离,可能会把逐渐多元化的性别共识拉回刻板的对立,并唤醒一种古老的认知:男性=强势,富有危险,女性=弱势,需要关爱。巩固女性在公共空间来之不易的地位,始于尊重;而平等共存,才是文明该有的风景。

回到最切实的问题上来,面对拥挤车厢里性犯罪的威胁和恐惧,隔离或许有着补救性的效应,但比起划定保护区,我们还有更紧迫的事要做,比如加大对性骚扰的法律惩戒,给潜在的犯罪以威慑,这些是更为根本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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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咸猪手”,女性车厢管用吗?-激流网(作者:阿树。来源:公众号    南风窗。责任编辑:还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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