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乐团住在六环外,月收入三千块,只唱歌给工人听-激流网

一家专门为工人、农民唱歌的乐团,在一个商业的时代,能够生存多久?

答案是,很久。北京的新工人乐团已经存在了将近17年,他们有独特的商业模式,建立起了一个类似于自给自足的系统。没有演出的时候,他们排练,种菜,打扫卫生,自给自足。在这个商业时代,活得像一队士兵。


现状

晚上,北京平谷区的一间烤鸭店里,几两二锅头下肚后,各人的脸上都浮现出了幸福的神色。孙恒对姜国良说:“下一步,我们得请一个经纪人来。”

但很快,他们又想到了困难:“不容易啊!他得会包装,会来事,还得能吃苦,能理解我们。”

对话的人是“新工人乐团”的领队和鼓手。近年来,他们所在的乐团有不少曝光度,但都不是那种能够折现成商业利益的曝光度。许多人来访,其中有媒体记者,有独立纪录片拍摄者,有社科研究所的成员,也有为了完成论文课题的海归博士,也有三农学者温铁军和李昌平。

他们大多把乐团当成一种考察的对象。来了又去,如同蜻蜓点水,激起一阵阵波纹后便离开了,然后水面又归于平静。

不久前,新工人乐团得到了一次机会,或许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次机会——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的一个番外栏目找到他们,想让他们上台演出。唯一的附加条件是:“新工人”这个名字不妥,应该换掉。

关于要求改名的理由,节目组没有解释得特别清楚。乐团内部对此有诸多猜测,主要分为两种:一说是,有广告商嫌这支乐团的名字太土,因为“工人没有消费能力”,不愿意给赞助;另一说是,“新工人”这个名字,细究起来有些敏感,容易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但具体理由如今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他们考虑再三后,还是把这次机会拒绝掉了。

“连名字都改了,不是把我们过去的历史都否定掉了么?”乐团的吉他手,留着一头长发的许多愤愤不平地说,“这是资本家的傲慢。”

提到历史,新工人乐团已经成立很多年了。最初乐团成立时,主要成员都是二十多岁的少年。到了今天,他们大部分都过了不惑的年纪。陆陆续续也有年轻人加入进来,最小的只有十七岁。

这些年间,他们住过群租房、地下室、机场附近的城中村。每个人的平均月收入从几百涨到两千,如今定格在了三千上下。最后他们来到平谷,找村委会租了十来亩地,一年租金不到十万,租约签了四十年。

他们找了施工队,在上面建起一排排类似于宿舍的平房,开辟了一个桃园。为了创收,每年暑假,他们在其中举办夏令营,招徕一帮孩子在其中玩耍、务农。

对此,孙恒说,当地的区政府和村委会都很高兴,他们认为这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能给平谷区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在北京市中心的衬托下,东边五十公里外的这块地界总显得太没存在感了些。

而对于乐团而言,这片地不光是他们未来的起点,也是漂泊半生后的保障。

“老了也算有个地方去。”鼓手姜国良说。


历史

新工人乐团的成立,可以追溯到2002年。

当时的北京对外来人口并不友好。“孙志刚案”还没被爆出,对外来人口的各种驱撵一直在进行。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每当有人来查暂住证,“有关系”的房东便会提前获知消息,通知租客。租客们便把自己反锁在房门里。查证者来敲门时,门里的人屏住呼吸,假装不在家。查证者明知房里有人,但为了省事,敲几下便不敲了。房东、租客和查证者,三方之间达到了一种奇妙的平衡。

出走家乡的原因通常很复杂。孙恒此前在开封做音乐老师,许多是余杭县临平镇的一名协警。两人扔掉铁饭碗,来到北京,成为“流民”,既有对过往生活的不满,也有对摇滚的向往和追求。

然而摇滚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般潇洒。几个人就这么住在群租房里,写歌,卖唱。攒了点钱就录歌,做成粗糙的唱片,摆在地下通道向路过的行人兜售。

这个乐团住在六环外,月收入三千块,只唱歌给工人听-激流网许多在排练

2004年,时任京文唱片总经理的许钟民听了他们的歌,深受感动,“我也是从底层这么一步一步这么走上来的。”因此决定帮他们出一张“正规一点”的唱片。

这张唱片叫《天下打工是一家》,销量不算大,一共挣了七万多元版税,这在当时也不算小数目。乐团一合计,决定拿这钱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根据地。“当时在北京一直就是在漂泊,没有归宿感。”许多说。

拿着这笔钱,2005年夏天,他们来到了皮村,办了同心实验学校,主要生源是打工子弟。当时的皮村还几乎是一片荒地,没有如今这般热闹,一到晚上八点,就陷入一片黑暗。城中村里,冬天没有暖气,大家冻得受不了,只好用煤炉取暖。

用煤炉容易一氧化碳中毒,但晚上开窗通风又太冷。于是他们想了个土办法:自制风斗。“墙上打一洞,然后从外边钉一木盒子,上边敞开,风从里边能进去。”姜国良解释道。除此之外,为了保险,还要打一盆水放在煤炉边,因为据说“一氧化碳就容易围着水打转”。

在皮村,他们给工人办夜校,白天辅导工人子女上学。虽然条件不佳,但好在得到了当地的支持,朝阳区文化委员会帮着建起了剧场、图书室,以及后来的打工文化博物馆。

当时,团队完全按照NGO模式在经营。资金来源主要是向基金会和政府申请,成员也很节俭,开支相当小,都是自己搭伙做饭。偶尔下馆子吃顿烤鸭,就算“改善了伙食”。

那几年的经营,给他们带来了名气,却没有带来什么实际利益。团队也就仅仅够个温饱。其间,孙恒、许多的父母都表达过对这种漂泊生活的担忧。

其实也不是没有得到实际利益的机会。姜国良回忆,2006年,文化部决定给孙恒一个北京户口,理由是帮助了北京的精神文明建设。但却被孙恒拒绝了。

“那时候一说赚钱,就觉得很丢人。你怎么能这样想呢?在做事呢,你怎么想起赚钱来了呢?”姜国良笑着说。

孙恒的理由更是直接:“我这哥们几个都没户口,就给我一个人,那我不要。”

结果,时至今日,乐团成员中依然没一个人有北京户口。

大地民谣

2015年前后,来自各个基金会的资金越发少,政府的支持力度也在削减。在有限的收入下,乐团只能勉强支撑。

支撑了一段时间后,孙恒决定主动打开局面。走出北京,去全国做巡演。这也是“大地民谣”全国巡演的前身。

根据孙恒观察,很多流行音乐节,比如迷笛、草莓等,针对的主要群体都是城市青年。“我们就想,基层那么多的工人也是年轻人,他们也有听音乐的需求啊。”

此外,根据常年在乡村跑动的经验,孙恒发现,很多留守老人、儿童,甚至残疾人,包括智障人士,其实都有很强的精神需求,但碍于条件所限,不可能老往音乐节跑,只能反过来,让乐团去主动接触他们。

这个乐团住在六环外,月收入三千块,只唱歌给工人听-激流网大地民谣音乐会

于是他们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运作模式:政府购买服务。

政府购买服务的意思就是,政府为了丰富当地百姓的娱乐生活,邀请乐团前来演出,负担食宿,另外再给一部分演出费用。不过,作出邀请的乡镇政府在预算上往往也不宽裕,这笔钱通常很少,有时还负担不了车的油钱,因此路费往往都是众筹。

“我们有一个大圈子,同行、家人、朋友也支持,这给一百,他给五十。路费就出来了。“姜国良解释。

听众的人数往往不固定,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上千人。让他们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是2018年11月20日的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鱼鳞滩村。那一天,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到鱼鳞滩村小学,原本计划容纳300多人的场地,实际上却来了千余人,三层的教学楼也挤满观众,水泄不通。

这样热闹的情况并不多见,经人告知,上次村里举办这样大规模的聚会,还是20年前的一场篮球赛。

叫孙恒印象深刻的还有一次。那次巡演,他正在唱歌,一个年龄大概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经过,“就是很明显你会觉得他精神有问题” 。

年轻人听到歌声,便站着不走了,一边听一边微笑。他妈妈是个六七十岁,头发花白的妇女,大约是怕儿子闹事,想要把他硬拽走。但儿子连续四次都挣脱了,继续返回来听歌。

虽然没赚到什么钱,但这些场景让乐团成员们觉得,自己做的事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些人,他们真的是有这个需求的啊。”

2014年,他们正式定下了“大地民谣”这个品牌。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希望我们这个音乐节扎根在中国大地上,把音乐、艺术等文化活动回归到基层中。”孙恒说。


小岛

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中,工人和农民都是低文化群体,所以“工人乐团”自然也差不多。

但其实,乐团成员普遍都读了很多书。孙恒的房间里有一面书柜,书塞得满满当当,里面有《劳动社会学》《南非的启示》以及《复杂社会的崩溃》。在闲暇时候,还会研究《资本论》。

这个乐团住在六环外,月收入三千块,只唱歌给工人听-激流网孙恒房间的书柜

大量的书本、手记,让平谷这片基地有了一股独特的气质,吸引了众多后来者。路亮,姜杰,小帅都是近几年加入的。对他们而言,从某种意义上,新工人乐团相当于在生活的风暴中的一块栖息地。

路亮曾经是矿工。在井下,往往一待就是十二三个小时,从井下上来,浑身酸疼,不灌上一杯白酒睡不着,长期干下去的结果是,煤灰浸在了手部皮肤里,“洗都洗不出来。”

但比起身体上的劳累,更可怕的是没有时间去思考人生。日复一日的重复,让他感到巨大的虚无感。2015年,经人介绍认识孙恒后,他感觉自己抓住了改变的契机,立刻收拾行李来到了北京。

贝斯手姜杰则是两年前加入新工人乐团。被朋友给骗了,把仅有的一套房子做了抵押贷款。无处可去。“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个人生的坎。”孙恒告诉我。

外来的力量也给乐团注入了新的想法。姜杰加入之前,乐团众人都处于很单纯的状态,大量时间花在了社会工作,而非音乐上。创作的歌词内容也较局限,大多表达打工的心路历程,对工人权益的诉求等。盈利模式更是聊胜于无。“说白了不是一个商业化的制作方式,甚至是反商业化、反消费主义的。”随行新工人艺术团演出,并跟踪研究近两年的传播学博士晓宇说。

姜杰加入后,团队的思路开始有了一些改变,开始调整音乐的质量。众人也逐渐开始想办法往商业发行的路子上靠。


未来

目前,乐团进入了一个稳中求胜的状态,从原先的依靠政府购买服务和基金会捐赠,逐步过渡到了寻求自主可持续发展上。对此,孙恒有着更具体的规划。

“我们有十七年的历史,出了十二张专辑。很多高校大学生,公益志愿者,公益机构,都听我们的歌。”孙恒说。“中国十几亿人,不用多么火,但总能找到一批属于我们的听众。

这个乐团住在六环外,月收入三千块,只唱歌给工人听-激流网路亮和许多在排练

在他的计划中,他把自己的听众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支教的大学生群体;第二部分是全国各地的工人组织;第三部分是主要由农民组成。

根据他的估计,这些听众加起来,“应该有一百万人”。依据是,十年前,一个移动数据公司的朋友把他们的歌制成了彩铃。根据朋友当时查询到的后台数据,一共有五十万听众。而十年来,每年都有新一批大学生支农,直到现在,“加起来怎么也有一百万了。”

在孙恒的设想中。虽然这人群消费能力不算高,但现在移动互联网发达,人人都有手机,即使一首歌一人出一块钱,基数也很大。

但设想归设想,难度也是显而易见。“问题是,怎么把这一百万人连起来,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孙恒依然觉得大方向是对的,理由是“国家现在振兴乡村,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文化振兴”。

但包装,策划,营销,市场,于他们而言都是短板。回过头来看,还是需要一个专职经纪人的协助才行。

相比孙恒,乐团的其他人并不是都有这么远大的理想。“我们这些人都是傻实在,都不太会赚钱。”姜国良告诉我,他也没有什么长远的打算,觉得只要把平谷营地慢慢经营起来。把夏令营、会议室、公益商店和同心小学做好,让收入保持平稳状态即可。

但谈到孙恒描绘的前景时,他还是有些兴奋。

“人活着总得有些改变。六七十岁了,总得有些变化。”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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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乐团住在六环外,月收入三千块,只唱歌给工人听-激流网(作者:石若萧。来源:公众号  中国慈善家杂志。责任编辑:还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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