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斗争


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什么是阶级斗争呢?某个工厂或某一行业的工人起来反对他们一个或几个老板,这是不是阶级斗争呢?不是,这只是阶级斗争娇弱的萌芽而已。只有当全国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切先进人物都意识到自己是属于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并且开始进行斗争,不是反对个别老板,而是反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和维护这个阶级的政府的时候,工人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只有当每个工人都意识到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员,都认识到他每天同个别老板和个别官吏进行小的斗争就是在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整个政府的时候,他们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工人同业主的任何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斗争,那就错了。这句话应当这样理解。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随着这个斗争逐渐成为阶级斗争而必然成为政治斗争。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工人组织起来,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和鼓动,从而把他们反对压迫者的自发斗争变成整个阶级的斗争,变成一个政党争取实现一定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单靠地方工作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列宁:《我们的当前任务》(1899 年),《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191—192 页。


工人阶级的斗争是政治斗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不争得对国家事务、国家管理、发布法令的影响,就不可能进行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俄国资本家早就懂得了这种影响的必要性,我们也已指出,俄国资本家是怎样不顾警察式法令的百般禁止而找到了千百种手段来影响国家政权,以及这个政权又是怎样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由此不难了解,工人阶级假如不争得对国家政权的影响,也是不可能进行自己的斗争,甚至不可能争得自己处境的不断改善的。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必然促使工人同政府发生冲突,同时政府本身竭尽全力向工人证明,只有进行斗争,只有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工人才能影响国家政权。1885—1886 年俄国发生的大罢工,特别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政府不得不立即重新审查工人条例,立即颁布关于工厂制度的新法令,向工人的顽强要求实行让步(譬如当时施行了限制罚款和合理支付工资的条例)。目前(1896 年)的罢工也同样立即引起了政府的干预,而且政府已经懂得:只是逮捕和流放工人是不行了,再用颂扬厂主高尚为怀的愚蠢训令(见财政大臣维特 1896年春季发给各工厂视察员的通令)来款待工人,就太可笑了。政府已经看出,“联合起来的工人是一种不能不估计到的力量”,于是它就重新审查工厂法,在圣彼得堡召开工厂视察长代表大会,讨论缩短工作日和其他不可避免的对工人的让步的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必然成为政治斗争。这个斗争现在的确已在影响国家政权,获得政治意义。但是工人运动越向前发展,工人在政治上毫无权利的情况(这个情况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工人根本不可能公开地、直接地影响国家政权的情况,就越清楚、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感觉出来。因此工人最迫切的要求和工人阶级争取影响国家事务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争取政治自由即争取以法律(宪法)保证全体公民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自由集会、自由讨论自己的事情和通过各种团体与报纸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争取政治自由成了“工人的迫切事情”,因为没有政治自由,工人对国家事务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影响,从而必然仍旧是一个毫无权利的、受人鄙视的、不能发表意见的阶级。如果现在,当工人的斗争和团结还刚刚开始,政府就急于向工人让步,借以阻止运动的继续发展,那末毫无疑问,当工人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会迫使政府投降,一定会为自己、为全体俄国人民争得政治自由!

列宁:《社会主义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1895 年—1896 年),《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89—90 页。


我们内部产生了一个集团,它宣称要工人放弃政治活动。我们认为有义务声明:这种原则对我们的事业是极其危险和有害的。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他们如果不愿意像轻视和摒弃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样,永远失去自己在尘世的天国,就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

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1872 年 9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179 页。


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存在着而且要进行政治活动。向工人的党鼓吹放弃政治,就是破坏国际。单单是对形势的估计、为社会目的而施加的政治压迫,就迫使工人从事政治,鼓吹放弃政治者把工人推入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怀抱。在巴黎公社已经把工人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消灭阶级。唯一的手段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而我们不应当从事政治吗?所有主张放弃政治的人都自命为革命家。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关心不让工人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又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问题只在于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唯有从事无产阶级的政治,而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尾巴。

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1871 年 O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446 页。


第三个教条: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是无产阶级不能采用的,因为这种方法既然在理论上没有根据(见恩格斯的批评),在实践上有危险(会破坏国家经济生活的常态,会耗尽工会的基金),它就不能代替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即议会斗争形式。列宁主义者回答说:好吧,可是,第一、恩格斯当时所批评的并不是任何总罢工,而只是某种总罢工,即无政府主义者为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而提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总罢工,——这和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有何相干呢?第二、什么人和在什么地方证明了议会斗争形式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呢?革命运动的历史难道不是证明议会斗争仅仅是组织无产阶级的议会外斗争的学校和助力吗?难道不是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是要用暴力,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直接斗争,用他们的总罢工,用他们的起义来解决的吗?第三、关于用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来代替议会斗争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呢?主张政治总罢工的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曾经打算用议会外斗争形式来代替议会斗争形式呢?第四、难道俄国革命没有表明,政治总罢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的学校,是在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前夜动员和组织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吗?——这和那些因为怕破坏经济生活的常态、怕耗尽工会的基金而发出的庸俗怨言有何相干呢?革命斗争的实践也粉碎了机会主义者的这个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 年 4 月),《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75—76页。


促进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组织,是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谁把这个任务推到次要的地位,不使一切局部任务和个别斗争手段从属于这个任务,谁就会走上错误的道路,谁就会给运动带来严重的危害。把这个任务推到次要地位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他们号召革命者依靠某些脱离工人运动的阴谋家小组的力量,去同政府作斗争,第二种人,他们经常缩小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内容和范围,他们认为只有在工人生活中的特殊时刻,只有在庄严的场合,用“政治”款待工人才是可能的和适当的,他们过分注意把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化为要求专制制度作个别让步,而不太注意把这些要求变成革命工人政党反对专制制度的系统的坚决的斗争。

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1900 年 11 月),《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331页。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不是做没有政治权利的群众的尾巴。第二(这是主要的)、说群众不能理解政治斗争的思想,这是不正确的。这种思想,连最不开展的工人也能理解,当然,这是要有条件的,就是要鼓动员或宣传员善于接近他们,把这种思想告诉他们,在传达这种思想时,要善于用通俗的语言,并且要借助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在说明经济斗争的条件时,这样做也是必需的,因为在这个领域内,具有中下等知识水平的群众中不开展的工人也是掌握不了总的经济斗争思想的。能够掌握这种思想的,是少数有知识的工人,跟着他们走的;是受本能和目前切身利益支配的群众。

在政治领域内也是如此。能够掌握总的政治斗争思想的,当然只是有知识的工人,群众会跟着他们走,因为群众深深地感到自己在政治上没有权利(正如基辅委员会在《Profession de foi》的某个地方所承认的那样),最切身的日常利

益,经常使他们和一切政治压迫现象发生冲突。在任何一个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中,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阶级群众或人民群众同该阶级或人民的少数知识分子代表之间的关系,只能是这样的: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某个阶级的领袖永远是该阶级最有知识的先进代表人物。俄国工人运动也不能例外。因此,忽视工人的这个先进部分的利益和要求,企图把它降低到知识水平较低的部分的认识水平(而不经常去提高工人的觉悟程度),这必定会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并且为一切非社会主义思想和非革命思想侵蚀工人准备温床。

列宁:《论<PROFESSION DE FOI>》(1899 年),《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56—257页。


只要被压迫阶级——在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年 8 月—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197 页。


对工人最为重要的,不单是要从书本上获得法律知识,而是要在生活中熟悉法律,这样他们才会了解,这些法律是为谁制定的,那些运用法律的人是为谁服务的。任何一个工人一旦熟悉了法律,就会很清楚地看出,这些法律代表的是有产阶级、私有者、资本家、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在他们还没有权利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法律的制定和监督法律的执行以前,永远也不能根本改善自己的景况。

列宁:《论工业法庭》(1899 年),《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65 页。


由此可见,由业主和工人双方选出相等的代表组成的工业法庭,对工人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工人有许多好处,如工业法庭比普通法庭更接近工人;工业法庭的拖拉作风和文牍主义要少些,工业法庭的审判员了解工厂生活条件,做出的判决比较公正,工业法庭可以让工人熟悉法律,使他们养成选举自己的代表和参与国家大事的习惯;工业法庭可以使工厂生活和工人运动公之于世;工业法庭可以使厂主对工人客气一些,使他们用平等的身分同工人进行合理的谈判。正因为这样,所以欧洲各国工人要求设立工业法庭这种机构,而且要求不仅为工厂工人(德国和法国已经有这种法庭),而且为在家里替资本家干活的工人(家庭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设立这种法庭。政府委任的一切官吏(法官也好,工厂视察员也好)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代替这种有工人亲自参加的机构。在我们作了上面的说明以后,这一点就不必再谈了。何况每个工人根据切身经验也都知道,他们会从官吏那里得到什么,每个工人也都清楚地了解,说官吏会像从工人中选出的代表一样关心工人,那就是撒谎和欺骗。这种欺骗对政府是非常有利的。政府希望工人仍然陷于无知和无权的状态,希望他们不声不响地当资本家的奴隶。正因为如此,我们就经常从袒护厂主和政府的官吏或著作家那里听到这种骗人的鬼话。

工业法庭对于工人的必要性和好处是非常明显的,这一点,甚至俄国的官史也老早就承认了。

列宁:《论工业法庭》(1899 年),《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68—269 页。


至于谈到工人参加城市社会管理,那末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没有否定过工人社会主义者参加城市自治的好处和重要性,但是在俄国来谈这一点是可笑的,因为在俄国,社会主义还不可能进行任何公开的活动,在俄国诱导工人参加城市自治(如果这是可能的话),事实上就是使先进工人脱离工人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走向自由主义。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 年),《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40页。


工业复苏为危机所代替,这不仅教导工人必需经常不断地进行团结一致的斗争,同时也破除了在工业繁荣时期形成起来的有害的幻想。某些地方的工人采取罢工的手段比较容易地取得了厂主的让步,因此开始夸大这种“经济”斗争的意义,忘记了工会(行会)和罢工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使出卖劳动力这一商品的条件稍微有利一些。当这种“商品”由于危机而找不到销路时,行会和罢工就无能为力了,它们不能改变使劳动力变为商品、使劳动群众极端贫困、经常失业的条件。要改变这些条件就必须同现代的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革命的斗争,工业危机使愈来愈多的工人对这条真理已经深信不疑了。

列宁:《新的激战》(1901 年 6 月),《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12 页。


在现有条件下,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不能“用任何方式”来帮助工人改善处境。例如,我们现在不能照祖巴托夫的方式来帮助工人改善处境,甚至将来也不能在祖巴托夫腐蚀的条件下帮助工人改善处境。我们只是争取能提高工人进行阶级斗争的能力的那种改善,就是说,改善条件不会腐化工人政治意识、不会使工人受警察监管、不会使工人固定在一个地方工作、不会使工人受“行善者”的奴役、不会使工人的人格受到侮辱,等等,等等。正因为在俄国,专制制度非常喜欢(并且愈来愈喜欢)用各种小恩小惠和虚假的改革来赎免革命,所以我们应当坚决同一切“改革家”划清界限。我们也同样为改革而斗争,但不是“用任何方式”,而只是按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按革命的方式为改革而斗争。

列宁:《给“北方协会”的信》(1902 年 4 月),《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145 页。


危机证明,如果土地、工厂、机器等等不是被一小撮靠人民贫困而获得亿万利润的私有者所窃据,那末,现代社会就能够生产出多得无比的产品来改善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危机证明,工人的斗争不应局限于取得资本家的个别让步:在工业复苏时期,这种让步是能够争得的(俄国工人在 1894—1898 年期间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止一次地争得了让步),但破产到来时,资本家不仅要夺回曾经作过的让步,而且要利用工人的孤立无援大大降低工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大军,一天没有把资本和私有制的统治推翻,这种情形就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发生。

列宁:《危机的教训》(1901 年 8 月),《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74 页。


我们认为,只有由群众亲自登场、由群众的情绪引起的事件,而不是由某个组织“抱着特殊目的”去演出的事件,才能够起到真正重大的“鼓动的”(激励人心的)作用,并且不仅仅是起激励人心的、而只是(这重要得多)起教育的作用。我们认为,要起到这种激励人心的和有教育意义的作用,就是成百地暗杀沙皇也根本无济于事,这只能靠成千上万的工人参加集会,讨论他们的切身利益和政治同这些利益的联系,只能靠他们参加斗争,去真正唤起无产阶级的愈来愈多的“没有触动过的”阶层投入更加觉悟的生活、投入更加广泛的革命斗争。

列宁:《新事件和旧问题》(1902 年 12 月 1 日),《列宁全集》第 8 卷第 247页。


工人同志和你们所有给资本家干活的人!你们都已看到,当政府扼杀自由幼苗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开始夺取工人取得的一切胜利果实,又开始延长工作日,减少工资,增加罚款,加紧进行各种压迫,压制或开除觉悟的工人。工人和职员们只有取得自由,才能保证自己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的胜利果实,才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才能取得较高的报酬和勉强过得去的生活条件。工人阶级只有领导全体劳动群众进行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和英勇忘我的斗争,才能给全体人民争得真正的自由。

列宁:《告选民书草案》(1906 年 11 月 23 日),《列宁全集》第 11 卷第 286页。


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等于承认现存制度。但是,既然这个制度把反对它的手段交到我们手中,那末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意味着承认现存制度。

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1871 年 9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450 页。


如果不同时把武器交给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就不能争得自己的政治统治,不能使这种政治统治在宪法和法律中表现出来。针对着按出身区分的各种旧的等级,它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人权,针对着行会制度写上贸易和工业自由;针对着官僚制度的监督写上自由和自治。如果坚决彻底,资产阶级就应当要求直接的普选权、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废除反对居民中各个阶级的一切特别法令。然而这也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向资产阶级要求的一切。它不能要求资产阶级不再成为资产阶级,但是它毫无疑问能够要求资产阶级彻底实行自己的原则。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就得到为取得彻底胜利所必需的武器。它借助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可以为自己争得普选权,而借助直接的普选权并与上面所说的鼓动手段相结合,就可以争得其余的一切。

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 年 1 月—2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85 页。


社会民主党不害怕正视真理。它知道资产阶级叛变的本性。它知道,自由带给工人的不是安宁,不是和平,而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更伟大的斗争,是与现在自由的资产阶级朋友作斗争。但是(而且正因为如此)自由是工人一定需要的,工人比任何人都更需要自由。只有工人能够领导人民争取完全的自由,争取民主共和制度,而工人也一定会为此进行生死斗争的。

列宁:《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奴颜婢膝 》(1905 年 7 月 8 日),《列宁全集》第 8 卷第 507 页。


工人运动的有觉悟的代表者社会民主党所抱的目的,是使全体劳动人民彻底摆脱一切压迫和剥削。要达到这个目标,要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没有政治自由便不可能设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不可能设想广泛的、公开的和自由的阶级斗争,也不可能设想无产阶级群众的政治教育和团结。这就是为什么有觉悟的无产阶级一向把坚决争取充分的政治自由,争取民主主义革命作为自己的任务。

给自己规定这种任务的不光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也需要政治自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代表们很久以前就举起过自由的旗帜,多半出身于这些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也曾为争取自由进行过英勇的斗争。但是,整个说来,资产阶级不可能坚决地与专制制度进行斗争,因为它害怕在这个斗争中会失掉使它和现存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财产,它害怕工人过火的革命行动,因为后者从来不会只停留在民主主义革命上,他们要力争社会主义变革,它害怕和官吏、官僚制度完全决裂,因为有产阶级的利益和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的特点是胆怯、一不彻底、半途而废。推动资产阶级前进,向全体人民提出彻底的民主主义变革的口号,独立而大胆地实现这些口号,一句话,在争取自由的全民斗争中起先锋队,先进队伍的作用,是无产阶级的任务之一。

列宁:《革命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1905 年 6 月 17 日),《列宁全集》第 8 卷第 479—480 页。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而且按其阶级地位来说不能不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作任何让步和妥协。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因为第一,政治压迫最厉害地打击到无产阶级身上,而不容对这个阶级作丝毫让步,因为这个阶级既没有接近最高政权的机会,甚至也没有接近官吏的机会,也无法影响社会舆论。第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现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实行这种民主化,就会使工人成为这个制度的主人。因此,把工人阶级的民主主义活动与其他各个阶级和集团的民主主义溶合起来,就会削弱民主运动的力量,就会削弱政治斗争,就会使这一斗争不是那样坚决,不是那样彻底,而是比较容易妥协。反过来,把工人阶级作为争取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突出来,就会加强民主运动,加强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因为工人阶级将推进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和持反政府态度的分子,将推动自由派去与政治激进派接近,将推动激进派去与目前社会整个政治社会制度坚决断绝关系。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1897 年),《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289—290 页。


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的表现之一,就是许多完全以承认私有制和商品经济为立足点而不能越出这个范围的社会阶级、集团和阶层;都迫于形势而不得不承认专制制度和整个农奴制度毫无用处,都附和要求自由的呼声。另一方面,为“社会”所要求、为地主和资本家的滔滔不绝的言词(仅仅是言词!)所维护的这种自由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性,也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与此同时,工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和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无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派的民主之间的根本区别,也愈来愈清楚了。工人阶级和它的觉悟的代表在向前行进着,并且正在把这个斗争推向前进,不仅不怕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而且力求远远地越过民主革命所能达到的最远的地方。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只是不完全地和虚伪地接受自由的口号。随便怎样企图用特别的线条,用特别拟定的“条款”(如斯塔罗维尔决议或代表会议派决议中的那些条款之类)来定出一个界限,把虚伪的资产阶级自由之友或叛卖自由的资产阶级自由之友划到这个界限以外,必然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处在两团烈火(专制制度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资产阶级能千方百计地变更自己的立场和口号,能见风驶舵,时而稍微偏左,时而稍微向右,老是在讨价还价,老是在施展经纪人的本领。无产阶级民主的任务不是臆造这种死的“条款”,而是不倦地批判不断发展的政治形势,揭露资产阶级的花样翻新的、难以预料的妥协背叛。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 年 6 月—7 月),《列宁全集》第 9 卷第 109—110 页。


劳动人民除了靠自己,不能指望别人,依靠别人。做工的人如果不把自己从贫困中解放出来,谁也不会把他从贫困中解放出来。为了解放自己,工人就应当在全俄国组成一个联盟,组成一个政党。可是,如果专制的警察政府禁止一切集会,禁止出版一切工人报纸,禁止一切选举工人代表的活动,那末几百万工人就不能联合在一起。要联合起来,就要有建立各种联盟的权利,就要有结社自由,就要有政治自由。

政治自由不能立刻使劳动人民摆脱贫困,可是它能给工人一个同贫困作斗争的武器。要同贫困作斗争,除了工人自己联合起来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没有政治自由,几百万人民就没有联合起来的可能。

在人民已经争到了政治自由的欧洲各国,工人早已开始联合起来。那些既没有土地又没有作坊、终生替别人做雇工的工人,在全欧洲都叫做无产者。五十多年以前就有人号召工人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在最近五十年来已经传遍了全世界,这句话在成千上万次工人集会上重复着,这句话你们在社会民主党用各种文字出版的千百万种书报中都可以读到。

自然,把几百万工人组织成为一个联盟,组织成为一个政党——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需要时间、决心、毅力和勇气。工人受着贫困的折磨,祖祖辈辈替资本家和地主做苦工,人也变笨了,工人没有功夫去想,他们为什么祖祖辈辈都是穷人,怎么才能熬出头。官方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使工人不能联合起来,或者干脆用野蛮的暴力手段(譬如在俄国这种没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或者不要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工人做工;或者用欺骗和收买的办法。可是,暴力也好,迫害也好,都不能阻止工人无产者为全体劳动人民摆脱贫困和压迫的伟大事业而斗争。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数目总是在增加。

列宁:《给农村贫民》(1903 年 8 月),《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334—335 页。


只有取得了政治自由,当政府几乎直接成了资产阶级某个阶层的“委员会”的时候,俄国无产阶级才会在历史舞台上与做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相对立。只有“冒牌的社会主义者”才会不了解,他们的职责是使工人阶级认清资产阶级,不论是他们的行动,还是他们的思想,不论是在他们成熟的时期,还是在他们喜

欢幻想的青年时期。

列宁:《民粹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惶失措的民粹派》(1903 年 11 月 18 日),《列宁全集》第 7 卷第 94—95 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注意到:

(1)无论是为了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或者是为了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斗争的利益,都需要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因而也就是需要用民主共和制度来代替专制政体,

(2)在俄国只有经过胜利的人民起义才有可能实现民主共和制度,而成为胜利的人民起义的机关的将是临时革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能保证选举活动的完全自由,并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原则来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立宪会议;

(3)这个民主革命在俄国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下不会削弱,而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时期必然会采取一切手段来尽量夺取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获得的战利品……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 年 6 月—7 月),《列宁全集》第 9 卷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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