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斯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约五十年,处于萌芽状态的革命精神的最初征像就在德国农民间显露出来了。

1476 年在维尔茨堡主教辖区已有了最初的农民密谋活动,这是一块经过胡斯战争,“暴政、苛捐、杂税、争斗、敌视、战争、烧杀、逮捕等等”早已弄得一贫如洗,而又继续遭受主教、僧侣、贵族无耻搜刮的地区。一个年轻的牧人兼乐师,尼克拉斯豪森的汉斯.贝海姆,又叫吹鼓手汉斯,忽然以预言者的身分出现于陶伯尔。他说圣母马利亚曾在他面前显圣;圣母叫他把鼓烧掉,不要再为跳舞和邪恶的狂欢奏乐,而要劝告人民忏悔。所以每人都应戒除罪过,戒除尘世虚浮欲念,抛弃一切浮华虚饰,到尼克拉斯豪森去朝拜圣母,以求赦罪。

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运动的第一个先驱者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中世纪一切带着宗教色彩的起义以及近代任何无产阶级运动初期都具有的那种禁欲主义。这种严格的禁欲主义的风纪,这种摈弃一切人生享乐的要求,一方面是要面对着统治阶级树立起斯巴达式严格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如果不经过这个阶段,社会的最下层是决不能发动起来的。社会的最下层要发展自己的革命毅力,要明确自己和社会其他一切阶层对立的地他,要集结成一个阶级,必须从何下手呢?必须把自己还可以和现存社会制度妥协调和的一切完全抛弃,必须把那种使他们备受压迫的生活有时尚堪忍耐的些微享乐,甚至最残酷的压迫也不能剥夺掉的些微享乐,完全抛弃掉。这种平民的和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无论就它的狂热形式或它的内容看来,都和市民阶级的,路德派的道德以及英国清教徒(和独立派以及更激进的诸教派有别)所传布的市民阶级禁欲主义大不相同,一市民阶级禁欲主义的全部奥秘不过是市民阶级的节俭而已。显而易见,这种平民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随着下述两种情况的发生而丧失其革命的性质,一方面是随着近代生产力的发展,消费资料无止境地增产,因而使斯巴达式的平等成为多余之事,另一方面是随着无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日益革命化,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本身日益革命化。因此这种平民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就逐渐从群众中销声匿迹,就是在那些坚持此种禁欲主义的宗派徒众那里,也是或者直接流为市民阶级的吝啬,或者流为一种自鸣清廉的美德,然而实际上仍然不过是一种小市民气的、行会手艺匠式的省吃俭用而已。无产阶级大众既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抛弃的,所以禁抑之说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向他们宣传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 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420—421 页。


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市民等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苦修苦炼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制定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9 月一 1878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20 一 21 页。


无产阶级试图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和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一些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欠发展,同时也是由于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因为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初期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按其内容来说,不免是反动的。这种文献所鼓吹的是普遍的禁欲主义思想和粗鄙的平均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499 页。


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尚未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

这些体系的发明家们虽然曾经看出阶级的对立,看出统治着的社会本身内部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没有看出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首创作用,没有看出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既然阶级对抗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这些发明家同样也还不可能发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那应该能够造就这种条件的社会科学、社会规律。

这样,社会的活动就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实现解放的历史条件就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逐步向前组织成为阶级的进程就要由按照他们臆想出来的方案组织社会的努力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全世界的历史都归结为他们那些社会计划的宣传和实现。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在这些计划中主要是拥护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作为这个受苦最深的阶级才存在的。

可是,不大发展的阶级斗争形式以及他们本身的生活地位,却使他们自以为是高高超出这种阶级对抗之上的人物。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甚至连那些处境极优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甚至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根据他们的意见,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建设最美好社会的最优良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拒绝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细小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用实例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拓道路。

这种幻想的未来社会方案,是在无产阶级还处于很不发展状态,因而对本身所处地位还抱着一种幻想的时候产生的,是从无产阶级希望社会总改造的最初的充满预感的激动中产生的。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包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意识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积极的结论,例如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发财制度,消灭雇佣劳动制,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单纯的管理生产的机关等,所有这些原理无非都是表明消灭阶级对立的必要,但是由于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还刚刚开始发展,它们当时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最初的无定形的模糊表现。因此,这些原理也就还带有完全空想的性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500—501 页。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与历史的发展进程成反比例的。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那末,这种幻想超出阶级斗争的意图,这种用幻想办法克服阶级斗争的态度,就愈失去任何实际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也曾经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却就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继续向前发展的事实,还是死守着他们的老师们的一些陈旧观点。所以,他们一贯地一再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在梦想用试验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梦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梦想建立所谓“国内移民区”,梦想创立小“伊加利亚”即创立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去央求资产阶级放软心肠,解囊施舍。他们渐渐地堕落而与上面讲过的那些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成为一丘之貉了,不同处只在于他们更为一贯迂腐,更加狂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能奏奇功异效罢了。

所以,他们就忿怒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的福声才发生的。

在英国有欧文主义者,在法国有傅立叶主义者,前者反对宪章派,后者反对改革派。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501 一 502 页。


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没有。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 1800 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那末,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在当时才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指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编者)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必需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9 月—1878 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 卷第 282—283 页。


所有的社会主义宗派的创始人都属于那样一个时期,那时工人阶级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锻炼并被充分地组织起来,以便作为历史动力登上世界舞台;另一方面,他们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本身内部也还没有充分成熟起来。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是存在着的,但是他们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条件尚未具备。各乌托邦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了社会运动的目的——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及其一切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但是他们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它的物质条件,也不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认识。他们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但是起来代替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洞见以及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的日益积聚力量。但是,乌托邦主义者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后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所宣布的最后目的。只是手段不同了,运动的现实条件也不再掩没在乌托邦寓言的云雾之中了。因此,无产阶级的这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之百般曲解这次革命所响亮地宣布的社会主义趋向,只不过是受自己无知的欺骗而已。如果这些人认为工人运动的先知们的那些乌托邦创造仍然是“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认为社会革命仍然是“乌托邦的”,那末过错并不在巴黎无产阶级身上。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 》(1871 年 4 月—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603—604 页。


……初期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指斥它,咒骂它,幻想消灭它,幻想有比较好的制度出现,劝导富人,说剥削是不道德的。

但总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 年 8 月),《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45 页。


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1874 年 7 月 1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300-3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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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列斯论工人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还处于不很发展状态的理论表现-激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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