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对比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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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的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容易产生错误认识的问题。这是因为要得出两种社会制度孰优孰劣的正确结论，要比通过观察简单事物直接得出结论要复杂得多。爱因斯坦说：“天文学同经济学好象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方法论上的差别：这两个领域里的科学家都企图发现对一类范围有限的现象普遍适用的规律,尽可能地弄清楚这些现象的相互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别还是存在的。在经济领域里,由于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时常要受到许多很难分别开来估计的因素的影响,使得要发现普遍规律就很困难了。”

自然科学中有一类对比研究，是把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两组研究对象的实验变量可以限定为一种，因此从实验结果的组间差异，可以简单地推断出这种唯一的实验变量对实验对象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却不具备如此理想的对比条件。当多种影响因素并存时，如果把结果的差异归结为仅是其中某个因素的作用，很可能会得出荒谬的结论。这就是爱因斯坦这段话的道理所在。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优越性比较的复杂性产生自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

1.客观因素

1）不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MPS（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译作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或物质生产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为理论基础的，只承认物质生产部门才创造价值，非生产部门不创造价值，只使用价值；主要指标有社会总产品（值）【1】、国民收入【2】、工农业总产值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SNA（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译作国民账户体系，或国民体系），不分生产与非生产部门，认为凡是收入的所得者即收入的创造者，不管你是生产劳动者、资本家、总统、或妓女都一样。主要指标有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工业、农业、服务业（我国现在仍按西方经济学的老说法称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增加值等。现在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指标进行了换算，也有了具体的GDP数字，但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这还不好说。

2）不一致的物价和通货膨胀率

按照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计算，1950年的100美元相当于1980年的342美元。

毛泽东时代的物价非常便宜，如果把当时的粮食、副食、日用品、电影票、公园门票、义务劳动、义务演出的等价报酬换算成美国的价格，而不是按照中国的物价计价再换算成美元，那么毛泽东时代中国的GDP数字会增高不少。

3）汇率的变化

例如日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在这之前日元升值造成了日本GDP的虚高现象。80年代初，日本政府外汇操作的目标是1美元兑换240日元以上。广场协议以后的1985年，1988年1月，日元升值到1美元兑换180元，到1988年，又升到120元。日元的快速升值造成了资产价格暴涨GDP虚高。再如，2011年日本人均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 为46192美元，较上年增长7.3%，连续两年创出新高。但日本人均GDP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元升值带来的影响。2011年平均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换79.81日元，日元较上年升值9%。如果以日元计算人均GDP，则连续2年出现下滑。

我们看看，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变化，1949年的1美元兑80元旧人民币，1950年3月13日，1美元兑42000元旧人民币，相差525倍。建国初期人民币大幅贬值，主要是由于当时恶性通胀蔓延，导致国内物价不断上升的缘故，而国外物价相对稳定，所以造成人民币大幅贬值。1950年3月到1952年底，随着国内物价由上涨转变为下降,以及朝鲜战争造成美国及其盟国接连宣布一系列对中国的“封锁禁运”的措施,中国为推动本国进口亟需的物资,逐步调高人民币汇价,人民币汇率由1950年4月的1美元兑42000元旧人民币，调至1952年12月的 1美元兑26170元旧人民币（相当于后来的2.617元新人民币）。

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第二套人民币,新人民币按照折合比率1:10000兑换旧人民币。1955年-1971年人民币汇率一直是1美元兑2.4618元新人民币（1人民币兑换0.4062美元）。1980年人民币才升值到1.5803（1人民币兑换0.6328美元），这期间美元变化有多大呢？1955年100美元，相当于1970年的145美元，1980年的307.81美元，而从1955年到1980年，人民币对美元才升值55.78%。

由此可见，毛泽东时代，中国是世界上物价最稳定的国家，而西方出现通货膨胀是很正常的，汇率并未反映出物价的这种相对变化，因此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GDP数字对比会出现因多个因素造成的失真。

4）泡沫经济的因素

日本在泡沫经济时期土地价格飞涨，仅东京一地的房地产价格就超过美国全国的房地产价格，而土地的增值是计入GDP的。固然，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很高，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最好的，但是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因素使得日本的经济指标在很大的程度上失真。

5）虚假的数据

爱因斯坦说：“在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情报和知识的主要来源(报纸、广播电台、教育)。因此,一个公民要达到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多数场合下实在也完全不可能。”

互联网上有这样一种说法，“据测算，中国1949年GDP是179.56亿美元，是战后日本的2倍多，排名世界第6位，其中，1960年中国的GDP还为613.78亿美元，世界第4位。后来随着中国自己瞎折腾和西方国家战后经济的恢复，中国排名逐年下降，改革开放后又重新回升。”

如果一个无知，或对政治的险恶一无所知，或对新中国采取仇视态度的人看到这些数字，很容易轻信。可如果他看到这样一组数字，就会对这个说法产生怀疑。

中日主要工业品产量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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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资料是，日本1949年的GDP是232亿美元，中国是17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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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观因素不懂辩证法，只能用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方法去作简单的对比

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的逻辑是，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中国……，因为资本主义的美国比社会主义的中国先进，所以资本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更优越。这种推断是不合逻辑的，结论也是荒谬的。

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钢产量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可以以钢产量为例，来说明这种思维的荒谬。

1980年美国的钢产量是10080万吨（中国的2.72倍），中国是3712万吨。思维简单的人很容易得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速度更快的结论。但如果一个人的思维能够严密一点，他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造成钢产量巨大差异的的影响因素只有一个社会制度吗？如果他稍微增加一点耐心，能够了解美国在1949年钢产量就达到7074万吨（中国的447.72倍），而新中国1949年的钢产量不过15.8万吨，就会知道这31年钢产量增速较快的不是美国（增加0.42倍），而是中国（增加234倍）导致钢产量巨大差别的因素还有发展起点不同，发展时间不同。如果他再增加一点耐心，能够查清钢产量从十几万吨增加到3000万吨的时间，中国用了 30年（从1949年的 15．8万吨提高到 1979年3448万吨），美国用了40年（从1872年的 14.5万吨到 1912年3195万吨），日本用了53年（从1910年的16.8万吨到1963年的3150万吨），德国至少用了80年（从1875年的37万吨到1960年3410万吨,1955年是2134万吨），就会知道即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较早发展阶段，其钢产量的增速也不过尔尔。

两种社会制度优越性对比问题的深奥表现在，社会系统是极其复杂的巨系统，仅就生产力发展而言，影响因素就非常复杂，根本不具备单变量比较的条件。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行全面比较就更困难了。当然，通过考察生产力发展速度来对比两种社会制度优越性是完全可能的，只是要注意避免简单的思维造成结论的错误。

本文不是要对两种社会制度作全面的对比，不考虑从政治法律制度和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比较，仅从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两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进行比较。

要从经济上进行比较，看哪种生产关系更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也是相当困难的。不仅要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进行分析，还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揭示两种社会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各种因素，如生产关系诸方面因素对生产力发生不同影响的方式和过程。因此，两种社会制度优越性的比较不仅需要考察大量的实证材料，还需要以全面、联系、发展的方法开展深入的理论分析。

本文从经济方面的分析，一般只限于经济指标的对比。

通过经济指标的对比，是可以看出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来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非社会制度的因素也在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着影响，这些因素有：

一是经济发展基础不同。社会主义无一例外地都是在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取得胜利，即便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科技和工业基础最好的东德，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经济、科技和工业基础，都是落后于西德的。而且在战后的赔偿中，德国东部较西部损失要大得多。二战后东德原有的工业设备被拆走95%，而西德只被拆走45%。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的大多是封建的、殖民地的，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烂摊子，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3】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积累起雄厚的基础。两种社会制度下的国家，无论是从经济、工业基础，还是从科技和文化基础来看，差距都十分悬殊。

以日本为例：

日本自明治维新世代普及了小学教育，1948年普及了初中教育，而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有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到1952年，每万人才有三个大学生。在经济上，19世纪的日本已有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础，当时的清朝则仍旧欠缺。例如：日本幕府时代已有专责封地管理的“藏元”，称为“两替屋”的银行业，以及其他各种现代商业元素。中国在现代商业元素方面则几乎付之阙如，社会上的商业行为仍以农业为其根本，缺少银行业、保险业、会计业、法律业等现代商业体系的必要机制。日本经济自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就把中国远远地抛在后面了。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国家的中央银行）；兴建新式铁路、公路，改善各地交通。当时日本开始出现了数个影响日本经济深远的巨无霸公司：三菱、三井和住友。它们直到今天，对日本经济仍有着深远影响。1920年代，制造业和矿业在GDP中占的比重（23%）首度超越农业（21%）。日本到战败时钢铁生产能力250万吨。

1977年美国有小汽车的家庭占全部家庭的85%，而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先进的民主德国到1982年这一比例也才只有42.1%。这似乎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巨大促进的一个例证。但如果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在1947年，美国这一比例就达到了56%，而民主德国不过是一个战后的一个烂摊子，那么就不会为美国这三十年的发展而崇拜得五体投地了。日本明治维新时代就普及了教育，二次大战时，一年能生产一万多架飞机。而中国在1949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只占10%。在全部制造业产值中，使用机器生产的工业产值只占27％，重工业几乎是空白。与美国相比，1949年美国的煤炭产量是中国的13.63倍，原油产量是2974.33倍，发电量是中国的80.26倍，钢产量是447.72倍，水泥产量是54.45倍。至于技术相对密集的工业，如汽车、机车和飞机等交通设备制造业，机械制造业、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等部门，当时的中国都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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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同。社会主义的发展，主要依靠本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此外还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而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一部血腥的发迹史。正像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夺“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经济、军事和科技方面的优势，采用更阴险的欺骗和讹诈手段，从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控制和渗透，它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培养自己的代理人，进行文化侵略，培育新型殖民地，并利用世界秩序、技术垄断、资本输出、不平等交换、汇率操控、金融衍生品、知识产权等剥削手段，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新殖民主义的剥削。以跨国公司为例，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直接在发展中国家创办新企业、扩充原有企业和吞并当地企业，既可利用当地廉价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占领当地市场，又可逃避所在国关税壁垒和其他贸易限制，从而能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获取高额利润。跨国公司还依仗其不断膨胀的经济实力通过垄断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重要资源、生产部门，甚至对外贸易和金融等各个经济领域获得巨大的利益。

例如80年代，拉美石油开采量的2／5属于美资埃克森公司和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美国资本还控制了拉美的铁矿石、硫矿、铍开采量的40%，锰矿开采量的70%，铝土开采量的75%，铜开采量的30%，锌和萤石开采量的50%。六十年代前后，美国子公司一度控制了拉美几乎30%的制造业产值。1950-1973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所获利润大约596亿美元，相当于同期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累计投资总额的两倍多。[1]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说：“今天的拉丁美洲处在比西班牙殖民帝国更加具有兽性、更加强大得多、残酷得多的帝国主义的桎梏下”。又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投资超过了一百亿美元。拉丁美洲既是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又是昂贵产品的购买者”。“金钱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一分钟约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巴拿马运河。1903年11月18日，美国与巴拿马共和国签订了《美国与巴拿马共和国关于修建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通航运河的专约》，简称“美马条约”或“海约翰－布诺·瓦里亚条约”。条约规定，美国保证巴拿马的独立（为了通过巴拿马运河攫取巨大利益，美国一手策划了巴拿马从哥伦比亚独立），巴拿马把宽10英里、面积1432平方公里的运河区交给美国永久占领、控制，巴拿马湾中的一些岛屿也交给美国使用，美国一次性付给巴拿马1000万美元，自1913年起，每年支付25万美元，第三条甚至明确规定巴拿马共和国不得在运河区执行国家主权，这就把运河区变成了国中之国。第五条规定美国拥有对巴拿马运河和铁路公司的全部财产的永久垄断权，第八条规定法国运河公司和铁路公司的全部财产和权利均须转让给美国，第二十四条规定，今后巴拿马共和国的政治形势无论发生什么变动，都将不得影响本条约规定给予美国的权力。当1903年的条约签订时，西奥多·罗斯福高兴地说：“我拿到了地峡！”塞缪尔·早川教授则评论道：“我们是正当地偷窃了它！”

美马条约损害了巴拿马的主权，使巴拿马成了美国的保护国，巴拿马人被排除在运河管理机构之外。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委员会的统计，从1914年运河通航后的86年中，共有约82.5万艘各种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通过运河的货运量约占世界贸易货运量的4.3%。自1920年运河向国际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的60多年中，美国从运河过往船只中收取的费用高达450亿美元，而巴方仅得11亿美元。

几十年后的今天，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盘剥更加肆无忌惮。据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2013年1月8日对外发布《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中披露，2011年，美国从全球攫取的霸权红利达73960.9亿美元。霸权红利是指霸权国家通过在全球建立的霸权体系，直接或间接获取的超额垄断利润，其本质上具有掠夺性、寄生性、腐朽性等特征。该报告称，美国从全球攫取霸权红利的途径五花八门，主要包括铸币税收益【5】、国际通货膨胀税收益【6】、债务收益、海外投资收益、流动性收益、不公平贸易收益、汇率操控收益、金融衍生品收益、大宗商品期货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等10个渠道。计算结果还显示：美国霸权红利占GDP比例高达52.38%，即美国有52.38%的GDP通过霸权获得。

三是经济发展的时间长短不同。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从不成熟到成熟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

1929年的世界性资本主义危机，距法国大革命140年，距美国独立战争爆发153年，距英国资产阶级革命289年。这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在美国和欧洲有很多人冻死饿死。美国在资本主义也面临着垮台的危险。当时有首歌谣说：“梅隆拉笛，胡佛敲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冲。”美国广大的无产者群众一方面挣扎在死亡线上，另一方面看到当时社会主义的苏联“风景这边独好”，不仅没有发生经济危机，而且社会主义建设大踏步前进，人民生活欣欣向荣，革命倾向迅速上升，美国垄断资本的政治统治处于险境之中。有一位银行家在致友人书中写道： “正在增长曲这股仇恨我们的银行家和工业巨头的暗流使我感到恐惧。”“对发动一场革命的谈论正在变成相当普遍的话题。”一位作家写道：“革命这个词现在到处可闻。”

1932 年夏，富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纽约州川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

1933年，罗斯福总统为了挽救美国垄断资本于垂危之中，上台伊始，就急如星火、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其中包括：

要求国会通过 EBA，即《紧急银行法》，强令全国所有银行关门，直到获得联邦政府批准或者在联邦政府监督下改组后才准开门营业。采取措施，整顿华尔街股票布场，争取防止或减少证券交易中的投机舞弊行为。

经国会通过 AAA，即《农业调整法》，用政府发放补贴的方式使农场主压缩农业产量，防止农产品“过剩”。经国会通过 NIRA，即《全国产业复兴法》，规定政府对工业生产计划、产品价格、销售市场、工资标准、劳动日时间长短、劳资关系、消费品供应等等进行控制和调节。其中的第 7 条 A 款承认工人有自行组织工会的权利。

经国会通过 NLRA，即《全国劳资关系法》，又称《瓦格纳法》，承认工人有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

经国会通过 FLSA，即《公平劳动标准法》，给工人规定了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成立 CCC，即“民用劳动力保存团”，用以工代赈吸收失业工人从事市政建设。

成立 TVA，即“田纳西河谷管理局”，使用大量廉价劳动力建设田纳西河谷水利工程。发放救济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如此等等。

简言之，就是加强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力求减少失业工人四处流浪的人数，对工人阶级实行安抚，以缓和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防止革命。这就是著名的罗斯福“新政” 。罗斯福是一位政治家兼宣传家。在实施“新政”的过程中，他以“炉边谈话”的方式多次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说明实行“新政”的情况和成就，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将要采取的措施，以安定人心，争取支持。

新政缓和了经济危机的严重恶果和由此激化了阶级矛盾,部分地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困境,使国民经济免于彻底崩溃,恢复了社会生产力。美国的工产指数以1929年为125计算，1932年只有58，1936年则回升到121。工人失业人数比1932年减少了一半。国民总收入1929年危机前是1044亿美元，1933年为740亿美元，1937年恢复到1090亿美元。通过社会救济条例、营业法规、劳资关系法案、社会安全法案，公平劳动标准法等新政措施，使劳动人民的严重困境有所减轻，工人阶级和工会比以前有了较多的自由。工会会员人数由1932年的320万人增加到1940年的900万人。华格纳法、公平劳动标准法和社会安全法被称为关于雇工的新改改革的三根支柱。1933—1937年间，政府拨款120亿美元进行水利建设、造林、修路等公共工程，吸收了几百万失业大军。其中包括庞大的田纳西水利工程，保护了300万英亩的农田，把整个流域居民的平均收入提高了九倍。在霍普金斯主持公共工程事务任内，新办的工程和福利事业共有三万项以上，全国新建了10％的公路，35％的医院和65％的学校。由于民间护林保土工作队的努力，在几年间共开辟了740多万英亩国有林区，近20万英亩的国有公园，兴建了大量游览设施。有人认为在新政的第二阶段，由于保障了失业者和老年人的生活，企图消灭贫民窟并改善居民条件，得益者主要是劳工和小农。

斯大林说：“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首领中间，罗斯福是一个最有才能的人物。”可以说，如果当时美国没有这样一个有远见的资产阶级大政治家做美国总统，美国的历史必是另一个样子，可能会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至少也会造成社会的大变乱。但即便如此，一些短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能理解为罗斯福新政的奥妙，为他设置种种障碍，甚至攻击罗斯福是“另一个斯大林，只是比斯大林更坏”，指责社会安全法是“从《共产党宣言》第18页中逐字逐句抄来的”。

以上事例说明，资本主义的成熟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而社会主义呢？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建立到解体，只有74年的历史，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从建立到解体不过四五十年历史，处于发展的初期，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尚未发育健全，如何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在艰苦探索中。而资本主义已有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丰富的经验。

在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195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更是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他说：“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0页。

1960年，蒙哥马利来中国访问时向毛主席问道：新中国成立后，你碰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你的主要担忧又是什么？毛主席告诉他：共产党缺乏处理当时所面临问题的经验。多年的战乱把中国搞得千疮百孔，必须要解决工业和农业问题，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此犯了许多错误。对于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有更详细的论述。

四是发展环境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从建立之日起，就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封锁、军事包围乃至武装侵略，发展环境十分险恶。而资本主义国家则不一样。当资本主义大发展之时，从世界范围看，封建制度已经彻底衰落，国际环境对资本主义发展十分有利。

以日本为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波茨坦公告严格限制日本的军备。战后日本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全国没有一个军人，也没有一点国防工业。在日本的财政预算中，军费开支长期维持在1%左右的比例。这就使它得以集中财力、物力去发展科学技术、教育和民用工业，从而能够以西方国家中最低军费开支比例持续保持了西方国家中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在比较稳定的国际环境中，这一点便成为极大的优势。

我们国家刚刚建国时，处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武力威胁之中，我们先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不久又和大小霸权主义斗争，进行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援越抗美，中苏边境自卫反击战等，我们不得不长期执行备战备荒、建设大三线的战略方针，耗资巨大。面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必须适当加强战备，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力量。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应当也不可能象日本那样，依赖一个超级大国的核保护伞。我们要是那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又如二战后世界的产业技术革命对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一个机遇，而日本最有效地把握和利用了这个机遇，而中国则受到了两大阵营的严密封锁，科学技术进步主要靠自力更生。

从1950—1975年，日本从几十个国家，主要是美国，西欧，有选择有重点地引进了25000件先进技术和设备，用15年左右的时间吸收了世界各国用50年开发的几乎全部科技成果，用不到60亿美元的代价取得了国外花费2000多亿美元才获得的成就。因此赢得了时间，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博采各国之长，发展了自己的科技和生产，迅速东山再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而中国则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巴黎统筹委员会有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机构，负责在技术和物资上实施对中国的封锁，后来苏联东欧集团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实行了技术封锁。

综上所述，两种社会制度优越性的对比，或者更狭窄一些，两种社会制度下经济增长的对比，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必须以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来进行考察和分析。谁要是忽略地理的、历史的、发展手段和发展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在片面的了解和简单的推理基础上来思考这个问题，他就要犯严重的错误。片面的知识和苍白的逻辑的土壤只能培植出荒谬的结论。对于那些思维过于简单的右派朋友，我不禁要奉劝一句，你们的大脑暂时不适合研究影响因素超过一个的历史、社会和政治问题。

引用：

[1] 社会总产品（aggregate social product）是指社会各个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一定的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所生产出来的全部物质资料的总和。社会总产品即社会的总商品资本。以及作为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继续的那部分商业，如流通中所必要的商品分类、包装、保管、加工和运输等。也称社会总产品。它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物质生产总成果的重要指标。

[2] 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国民收入是指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在一定时期所创造的价值。从社会总产值中扣除物质消耗后的剩余部分就是国民收入，国民收入(价值形态)=社会总产值—已消耗生产资料价值或国民收入(实物形态)=社会总产品-已消耗生产资料。

[3] 所谓发达国家，实际上都是那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较早或生产力发展较快的、后来演变为帝国主义的国家。他们虽然在表面上丧失了原先占有的殖民地，但仍能利用经济、军事和科技方面的优势，继续盘剥、奴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人民、转嫁经济危机和环境危机，并利用所攫取的财富来缓和国内的矛盾。

[4] 马克思《资本论》

[5]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形容的：“全世界都在努力生产美元能够购买的商品，而美国则负责生产美元，利用其核心货币提供过的地位，以印刷品的价格换取石油。”而印刷100美元所需要的成本只是6美分。当然，美国也不能无度地滥印钞票，这会削弱美元的核心货币地位。

美国是石油经济的大庄家，坐庄的好处，除了几乎白用石油外，还有其他的。

第一，尽管欧佩克国家确实挣足了美元，但这些“石油美元”大部分仍要流进美国市场，寻求保值增值，这本身就是为美国的财政和贸易买单。

第二，美国的石油公司控制了全球石油贸易的绝大部分，油价即使涨到了天上，对美国而言也无非是把钱从左手转到了右手。美国的石油消费主要在于交通运输以及补充石油储备，因为美国大部分的工业化生产过程自有其他国家如中印等国代其完成，它只要印刷钞票购买现成的产品或半成品就可以了。

第三（展如画总结），石油必须以美元交易，就迫使其他国家首先通过向美国提供物质产品，也就是向美国纳贡来换取美元，才能换取石油，这是美国这个大吸血鬼从全世界吸血的一个绝好办法。

[6] 2001年初，中国外汇储备为2000亿美元。国际石油价格为25美元/桶，中国可买石油80亿桶。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达到1.68万亿美元，以石油价格70美元/桶计，中国可购买石油240亿桶。中国外汇储备增长7倍多，但通过石油反映出的真实购买力只增长两倍。石油作为最主要的资源之一，其价格上涨会沿整个产业链向上传导，引发能源、化工、交通运输等广泛领域的成本提升，波及整个经济体，引发通货膨胀，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为生产、运输、销售成本被石油拉抬，中国正在不断地被巧取豪夺，程度不断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