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

只要对积累,即对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进行初步考察,就可以看到,全部剩余劳动表现为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和剩余劳动(利润、利息、地租)。因为在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中显出:剩余劳动本身采取资本的形式,工人的无酬劳动作为客观的劳动条件的总和同工人相对立。在这种形式中,客观的劳动条件的总和作为他人的财产同工人相对立,以致作为工人劳动的前提的资本看来似乎和这种劳动无关。资本表现为现成的价值量,而工人只是必须增加它的价值。至于说到剥削,则不是指工人过去劳动的产品(也不是指以下任何情况,这种情况影响或提高过去劳动的[产品的]价值,而与这种过去劳动所进入的特殊劳动过程无关)或这种产品的补偿,而始终只是指工人现在劳动被剥削的方式和程度。只要单个资本家按原有的(或扩大的)规模继续生产,资本的补偿就好像是一种对工人没有影响的行为,因为即使劳动条件归工人所有,他自己也必须用总产品的一部分补偿这些劳动条件,以便按原有的规模继续再生产或者扩大再生产(而后者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也是必需的)但是,资本的这种补偿在三个方面影响工人:(1)劳动条件作为不属于工人的财产,作为资本的永恒化,使工人作为雇佣工人的地位永恒化,从而使工人始终要用自己的一部分劳动时间白白为他人劳动的命运永恒化;(2)这些生产条件的扩大,换句话说,资本的积累,使得靠工人的剩余劳动为生的阶级的数量和人数增多,资本的积累通过使资本家及其同伙的相对财富增多而使工人的状况相对恶化,此外,还通过使工人的相对剩余劳动量增加(由于分工等等),使总产品中归结为工资的份额减少的办法使工人的状况恶化!(3)最后,由于劳动条件以愈来愈庞大的形式,愈来愈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在单个工人面前,所以,对工人来说,像过去在小生产中那样,自己占有劳动条件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1861—1863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388—389 页。


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

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罨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707—708 页。


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繁荣顶点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持续不变。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53 页。


……劳动价格降到了它的价值以下。

当然,这里涉及到下列各点:

第一点。资本通过直接剥削那些不得不为自己挣生活资料的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取得了工人全家更多的劳动量,——首先,一定量人口供资本剥削的劳动总量增加了,因而,从这个工人人口中榨取的剩余劳动量也增加了;其次,成年工人的劳动力贬值了。从前,他的工资是能够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他的妻子从事家务劳动而不是为资本家劳动,孩子们只有长得更大些以后才开始自己去挣他们的消费品的等价物。家庭的成年家长的工资不仅不需要妻子儿女的补充劳动就能养活他们,而且还能负担发展他们的劳动力的费用,而由于采用机器,这种发展几乎等于零。

相反,现在妇女和儿童不仅要再生产他们自己的消费品的等价物,同时还要生产剩余价值。这样一来,全家不得不提供更多的劳动量,——既有必要劳动,也有剩余劳动,——不得不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才能为全家挣得原来的平均工资。

第二点。由于机器使用同一的、简单的、最多不过在年龄和性别上有区别的劳动,去代替有手艺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和由于分工而发展起来的劳动专业化,它就把一切劳动力都变为简单的劳动力,把一切劳动都变为简单劳动,结果,劳动力总量就贬值了。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第559—560 页。


总括起来说:生产资本愈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愈扩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愈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愈剧烈,他们的工资就愈减少。

加之,工人阶级还从较高的社会阶层中得到补充,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

的有大批小产业家和小食利者,他们除了赶快跟工人一起伸手乞求工作,毫无别

的办法。这样,伸出来乞求工作的手像森林似地愈来愈稠密,而这些手本身则愈

来愈消瘦。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 年 12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505 页。


二、工人阶级的状况表现为一个逐渐下降的阶梯

这样,大城市里工人阶级的状况就表现为一个逐渐下降的阶梯;最好的情况是生活暂时还过得去,靠紧张的工作而挣得的工资也比较多,住的房子也不错,饮食一般还不算坏——说这一切是好的,过得去的,自然是从工人的眼光来看,最坏的情况是极端的贫困,直到无家可归和饿死的地步;但是一般说来,是更多地接近于最坏的情况,而不是接近于最好的情况。同时,并不是某一类工人就固定在这个阶梯的某一级上,不能说这一类工人生活得好,那一类生活得坏,更不能说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不,就算有些地方是这样,就算某些工作部门大体上优越于其他工作部门,但是每一个部门里工人的状况仍然是极不稳定的,每一个工人都有可能通过这一整个阶梯,从相对的舒适转到极端的贫困,甚而至于饿死,几乎每一个英国无产者都能滔滔不绝地叙述他一生所遭受的不幸。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 年 9 月——1845 年 8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357—358 页。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把他们的工作日规定在较为合理的限度内,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 1848 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间,尽管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这是那些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机械工、粗细木工、泥瓦工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泥瓦工就是这样。从 1848 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十五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非常满意他们,而且他们也非常满意雇主。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里维先生和吉芬先生的模范工人;对每个懂事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现在的确是非常可爱、非常随和的人。

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少数享有特权的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中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的轮子压轧着工人。

恩格斯:《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1885 年 2 月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28—229 页。


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种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社会愈来愈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无产者,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他们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当时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适当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它在那时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聚居在大城市的贫农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 年 1 月—3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214 页。


三、生产力提高后,工人的状况与资本家的状况相对恶化

劳动力的价值不只是决定于维持成年工人个人所必需的劳动时问,而且决定于维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上,就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到他全家人身上了。因此,机器使男劳动力贬值了。购买例如有四个劳动力的一家,也许比以前购买家长一个劳动力花费得多些,但现在四个工作日代替了原来的一个工作日,劳动力的价格按照四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超过一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的比例而下降了。现在,一家人要维持生活,四口人不仅要给资本提供劳动,而且要给资本提供剩余劳动。因此,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433—434 页。


……工人必然会越来越穷,因为他们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异己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他把劳动作为财富的生产力让渡出去;而资本把劳动作为这种生产力来占有。……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家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资本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增长。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第180—181 页。


生产力提高的后果一般是:

(a)工人的状况与资本家的状况相比,相对恶化,享受的价值也是相对的。要知道享受本身不是别的,而是社会的享受、关系、对比;

(b)工人成为愈来愈片面的生产力,它要以尽可能少的时间生产尽可能多的东西。熟练劳动愈来愈变成简单劳动;

(c)工资愈来愈以世界市场为转移,而工人的状况也愈来愈不稳定;

(d)在生产资本中,用于机器和原料的份额的增长要比用于工人approvisionnement[生活费]的份额的增长快得多。所以,生产资本的增加并不使对劳动的需求也相应地增加。

工资取决于:

(α)生产资本总量;

(β)生产资本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对比关系。

工人对前者和后者都没有任何影响。

(如果没有工资的波动,工人就不会从文明的发展中得到任何好处,他的状

况就会始终不变。)

一切商品都减价,而最必需的生活资料却不减价,其结果便是:工人穿上破衣烂衫,他的贫困蒙上文明的色彩。

马克思:《工资》(1847 年 12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641—643页。


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扩大大企业的数量、规模和经济作用,使独立的小生产者(农民、手工业者、手艺人)的处境日趋恶化,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变成资本的奴仆和纳贡者,把另一些人排挤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去。

技术愈向前发展,资本家就愈能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劳动力就愈供过于求。生活贫困和失业,受剥削的压制和各种屈辱,成为愈来愈多的劳动居民阶层的厄运。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必然引起的工业危机,使这个过程更为加剧。一方面是群众的穷苦与贫困,另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商品找不到销路而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

可见,社会劳动和日益社会化的劳动的生产力在大力发展,而这种发展的主要利益却为极少数居民所垄断。社会财富增加的同时,是社会的更加不平等,是私有者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加深和扩大。

列宁:《关于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材料》(1902 年 2 月 7 日—8 月 8日),《列宁文稿》第 1 卷第 80 一 81 页。


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统计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1860—1862 年三年间的生活资料价格平均比1851—1853 年三年间上涨了 20%。在随后的三年中,即 1863—1865 年,肉类、油类、奶类、糖、盐、煤以及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格莱斯顿在 1864 年 4 月 7 日所做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赚钱事业的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赞歌。他谈到“处于需要救济的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715—716 页。


工资的任何显著的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就要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等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 年 12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492—493 页。


工人参与更高一些的享受,以及参与精神享受——为自身利益进行宣传鼓动,订阅报纸,听讲演,教育子女,发展爱好等等——这种使工人和奴隶区别开来的分享文明的唯一情况,在经济上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工人在营业兴旺时期,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积蓄的时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年—1858 年 5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b 卷第 246 页。


如果工人阶级提供的并由资本家阶级所积累的无酬劳动量增长得十分迅速,以致只有大大追加有酬劳动才能转化为资本,那末,工资就会提高,而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时,无酬劳动就会相应地减少。但是,一旦这种减少达到一定点,滋养资本的剩余劳动不再有正常数量的供应时,反作用就会发生:收入中资本化的部分减少,积累削弱,工资的上升运动受到反击。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可见,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绝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在一种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发表于 1867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 681 页。


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除了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消费或“盗贼”的消费以外,资本主义制度只知道进行支付的消费。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者(因为购买商品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末,我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发表于 1885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卷第 456—457 页。


我们认为必须把“贫困、受压迫、受奴役、受卑视、受剥削的程度不断增加”这句话加到纲领中去,理由是:一、这句话十分正确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基本的和重大的特性,说明了我们眼前发生的过程,也就是说明了产生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二、它概括了工人群众最难忍受和最为愤慨的许多现象(失业、微薄的工资、吃不饱、挨饿、资本的严酷纪律、卖淫、奴仆的增加等等,等等),为鼓动工作提供了大量材料;三,这样确切地说明了资本主义致命的后果以及工人愤慨的必然性,我们就能够同不彻底的分子划清界限,这些人虽然“同情”无产阶级,要求实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改良”,但是力图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专制政府和革命者之间采取“中庸之道”。

列宁:《我们党的纲领草案》(1899 年),《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05—206 页。


四、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问题。

当人们谈到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时,通常总是指在业工人,而没有估计到所谓失业工人后备军的物质状况。这样看待工人阶级物质状况的问题,是不是正确呢?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既然有失业工人后备军,而它的成员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无法生存,那末失业工人是不能不列入工人阶级之中的,但是,既然他们列入工人阶级之中,那末他们的赤贫状况,就不能不影响在业工人的物质状况。因此我认为,在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时,也应该估计到失业工人后备军的状况。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 年 2 月),《斯大林文选》下册,第605 页。


五、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

不管资本家阶级即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也好,整个世界市场的也好)相互之间分配生产所得的纯收入的比率如何,这个纯收入的总额归根到底只是活劳动加到全部积累起来的劳动上去的那个数额。所以,这个总额是按劳动增殖资本的比率,即按利润比工资增加的比率增长的。

可见,即使我们单只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这个范围内观察问题,也可以知道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

资本的迅速增加就等于利润的迅速增加。而利润的迅速增加只有在劳动的交换价值同样迅速下降,相对工资同样迅速下降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使在实际工资同名义工资即劳动的货币价值同时增加的情况下,只要实际工资不是和利润同等地增加,相对工资还是可能下降的。比如说,在经济兴旺的时期,工资提高5%,而利润却提高 30%,那末比较工资即相对工资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

所以,一方面工人的收入在资本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横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

所谓资本迅速增加对工人有好处的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把他人的财富增殖得愈迅速,落到工人口里的残羹剩饭就愈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愈多,依附资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得愈多。

这样我们就看出:

即使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势,即使资本的尽快增加如何改善了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也不能消灭工人的利益和资产者即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对立状态。利润和工资仍然是互成反比的。

假如资本增加得迅速,工资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资本家的利润增加得更迅速无比。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 年 12 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496—4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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