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以来,思想家们对什么是阶级作出过各种各样的回答。然而至今为止,只有列宁给阶级下的定义,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的教导是我们剖析今日帝国主义国家阶级关系的依据。

究竟谁统治着今日帝国主义国家?这是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经常议论甚至著书立说的课题。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一个——垄断资产阶级。

一、最有权势的“四千人”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托马斯·戴伊在《谁掌管美国》一书中,对美国国家和社会权力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得出结论说:“在美国两亿多人口中,决定战争与和平、工资与物价、消费和投资、法律和司法、教育和学术、卫生和福利、广告和通讯、生活和休息的不过四千人左右。”他们占据着政府、国会、司法、军事、企业、银行、新闻、基金会、大学、文化等机构五千多个最高职位,有些人还兼任两个到六个以上的职务。

作者是从国家和社会权力结构的角度上,来剖析这四千多个显赫人物是怎样统治美国、怎样作出内政、外交决策的,因而把垄断资产阶级同它们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混在一起相提并论。但是作者毕竟看到了,现在在美国,企业和政府的权势结合了起来,并且高度集中。而这种集权的核心就是那些拥有巨大财富和企业的洛克菲勒、摩根、梅隆、杜邦、福特等大财团。

在今日帝国主义国家中,居于统治地位,高踞权力宝座顶端的只能是垄断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自然是以他们拥有资本和财富的多少以及和同垄断组织是否有直接联系来区分的。在第三章中,我们已经揭示了少数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他们集中了惊人的财富,通过股票“控制额”和个人联合,控制多数大银行和大工业企业以及政府的权力机关。各行各业大到钢铁、飞机、汽车制造,小至面包点心、小儿尿布,都为少数企业所垄断。这些大企业都控制在被称为控股集团及其代理人董事长、总经理和董事们的手里。他们构成垄断资产阶级的骨干,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攫取了巨额的社会财富,占有大量的剩余价值。他们及其家庭成员享用着“富裕社会”一切物质文明的成果,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

科学技术革命,促进了资本和财富的积聚和集中,形成了更多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例如美国,1953年拥有100万美元的只有2,700人,1970年已多达20万人,1979年又增加到52万人。其中1亿元以上的富翁,1957年有45人,1967年有150人,1982年增加到400人。在这400个特大富豪中,一部分就出于有名的财团家族——拥有50亿美元资产的杜邦和梅隆家族,拥有20至30亿美元的拉蒂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拥有10亿美元的福特、亨特、皮龙、普里茨克家族。这部分富豪的财富主要依靠继承权得来。还有一部分是西南部新兴豪富。他们从事经营石油、房地产投机、航天工业和电子计算机行业而致富。在英国同样是7%的最富者占有全国财富的84%,而93%的人只占有全国财富的16%。这些亿万富翁自然属于垄断资产阶级。

只有垄断了经济权力的入,才能垄断政治等社会其他一切权力,实现财富的统治。垄断资产阶级向自己的各派政党提供政治捐款和活动经费,在幕后推选出政党领袖和历届内阁的高级官员。他们提供数以亿计的基金,成立各式各样的基金会,从事学术、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盗名欺世。他们高价收买资产阶级学者来按照他们的利益和意图,对国内外政策进行研究,以供政府咨询和采纳。他们控制着全国的新闻、广播、电视、文化等各种舆论机构,散布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人们进行精神统治。因而,托马斯·戴伊所说的最有权势的四千人拥有的所有权力最终都来自于垄断资产阶级。

这些垄断资产阶级各个财团之间,为了争夺权力和财富,互相倾轧,尔虞我诈,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但是在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巩固垄断资本在国内的统治,加强对外扩张,以追逐最大限度利润这个根本目标上,又亲如兄弟,完全一致。

二、资本权力真的在转移吗?

在今日帝国主义国家,高踞在权力金字塔顶峰的明明是垄断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代言人却千方百计以种种假象蛊惑人心,以转移无产阶级的斗争视线,掩盖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罪行。所谓“人民资本主义”、“静悄悄的革命”就是这方面的陈词滥调。

当今,资本主义的大企业大都采取了股份公司这种集体资本主义的形式。它们发行了大量的小额股票并推行职工股票,一个企业拥有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几百万股东。因而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鼓吹说,在美国近乎每一个公民的是资本家。马克思的理想——工厂的所有权归于人民已经在美国实现。资本主义已转变为人民资本主义。

股份公司的发展,又导致资本的所有权和资本职能的分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象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一发超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有人由此便得出结论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跃居权力之巅的既不是企业主也不是工人,而是组织者——经理和技术专家们。他们对于生产资料没有所有权,但是掌握着企业的一切权力,是最有势力的

统治者,因而,在今日帝国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一场不流一滴血的静悄悄的革命——资本家革命,或者说管理革命。资本家已经自觉自愿地将权力移交给经理和专家们掌握。

不管是“人民资本主义”,还是“静悄悄的革命”,归结为一点,都是说企业的主人已不再是资产阶级,资本的权力已经转移了,这里已不再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了。这些统统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奇谈怪论。对于“人民资本主义”的谬论,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进行过揭露和批判,金融寡头们正是通过“股票控制包”将大量的社会资本掌握在自己手里,股份公司和股权扩散是加强资本积累和扩充垄断资本实力的手段。事实上在美国,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拥有美国企业股票的份额,1977年已高达46.8%,个人持有全部股份的53.2%,而在个人占有的股票中,据国会调查,1%的家庭占有82%,其中0.2%的家庭和个人占有70%左右。绝大多数家庭和个人占有的股票是很少的,许多小学生也占有几张股票,这种股东是毫无意义的。

让我们以美国摩根财团直接控制的摩根公司和摩根银行为例,来看一看一场“人民资本主义”的闹剧吧。这个耸立在华尔街的古老的摩根财团的金融机构,发出的普通股票共3,670多万股。1978年召开的一年一次的股东大会,到会的股东只有100人左右。99%以上的股东是从来不参加这个会议的。到会的只是那些控制着公司的大股东及其代理人。他们的任务不过是认可董事会经营活动的报告,并保证这些董事们继续当选。当然也会有一两位小股东前来凑趣,要求履行一次股东的权利。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位拥有20张股票的股东慷慨陈辞,要求公布公司和银行政治捐款的数额和经理人员从事业务以外的政治活动所花费的时间。因为股东大会实行的是一股一票制度,他这一建议立即在哗笑声中,遭到98%的反对票的反对而被否决。这真是对资本民主化的绝妙讽刺。亿万富翁、百万富翁对这些公司的控制固若金汤,而小胶东完全处于傀儡和木偶的地位。谁要想凭着几张股票带来的权力从公司内部动摇垄断资本的统治,那才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由于股份公司和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发展,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在这些亿万富翁、百万富翁中确实有很多人脱离了生产过程,成了寄生性的金融贵族,主要靠股息、红利、债券和银行利息养尊处优。在美国甚至出现了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利息部分竟超过产业利润的情况。1981年和1982年,借贷资本的净利息分别高达2,499亿和2,611亿美元,而同一时期的产业公司利润只有1,923亿和1,648亿美元。这固然是美国政府实行高利率政策的结果,但也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寄生性和腐朽性的加深。这批金融贵族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扬弃的人,成为社会的寄生虫。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些金融贵族对经济生活的控制。美国30%的工业公司是在个人或家族的控制之下。在最大的500家大公司中,有150家为单一家族中一名或几名成员所控制。摩根、洛克菲勒、杜邦、梅隆、福特等家族对于一些大公司继续拥有绝对支配的权力。

大垄断公司的董事和经理们,并不是独立于垄断资产阶级以外的经营管理者。首先这些董事和经理本人就是垄断资本的所有者。他们成为总经理和董事长、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才能,而是由于出身豪富家族,继承了巨大的财富。在五十年代美国大公司的总经理有30%出身子豪富家庭。亨利·福特第二,二十五岁就成了拥有数十万工人的福特汽车公司的副总经理。后来又成为董事长。梅隆第二,在美国最大的制铝公司美国铝公司中担任董事长,直到终身。大通银行长时期成为洛克菲勒家族子弟的世袭领地。他们象封建贵族一样,一代一代世袭下去。

最近三十多年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生产进一步社会化,管理大企业需要专门的技能和才干,才能应付剧烈的竞争。一些财团家族的花花公子,纨绔子弟,不学无术已不能胜任。因此到了七十年代,大公司的总经理出身豪富的只占10%。甚至长期控制福特汽车公司不许别人染指的福特家族,也不得不延聘一些专家担任总经理甚至董事长的职务。他们退居幕后,遥遥控制。这批招聘、提升而来的经理、专家,不过是他们的忠实代理人。这些经理、专家在经营活动中行使资本剥削社会劳动的职能。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以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为目的。同时,从经济地位上,他们已经挤入垄断资产阶级的行列,成为他们的重要成员。

从表面上看,这些经理是高薪聘请来的专家。他们获得的高工资,似乎是从事复杂劳动和熟练劳动的劳动力价格。但实际上这份工资远远超过提供复杂劳动和熟练劳动应得的报酬。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 1982年5月的调查,在美国349家最大的企业领导人中,有26人年薪为100-266.85万美元,74人年薪为70-100万美元,75人年薪为60-70万美元,102人年薪为50-60万美元。其中贾布罗公司主席大卫坦斯拉年收入266万多美元,超过美国总统年薪20万美元的13倍多。西欧国家经理收入虽然较美国低,但是仍然超过本企业普通职工薪金的数十倍。应当说,达还只是名义上的收入。其他还有各种津贴和免费服务,从专用的高级轿车、座机到付薪假期、周游世界的旅游以及公司食堂的免费就餐,不一而足。这些人整天生活在豪华的宴会的天地里,很少有机会花钱。同时这些公司的领导人,又是本公司大宗股票的所有者。据调查,美国500家大公司的总经理,个人拥有100万美.元以上股金者占30%,拥有50万美元股金者占45%,其中有些人每年红利的收入超过了薪金。尽管这些公司的领导人异常活跃,但对公司的决策和经理的任免,其决定权仍掌握在金融寡头手中。是他们对企业进行着严密的控制和统治。

上述事实说明,作为技术和管理专家的经理们,并未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而是继续俯首贴耳地充当金融寡头统治的工具。如果说他们跃居到了权力的顶峰,那也不过是充当垄断资本的忠实代理人,从而参加了垄断资产阶级的行列。真正掌握资本权力的仍是垄断资产阶级。

三、是多数人的统治还是金钱统治?

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些政客,喜爱吹嘘他们的国家是“民主国家”。说什么每一个成年公民都有权参加每若干年一次的全国大选,表达他们的意志和愿望,行使他们的权利。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中,全国投票选举出总统和国会议员,分别由他们掌握国家行政和立法的最高权力。在实行内阁制的国家中,选举出国会的议员,然后再由国会睁由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组织内阁,建立政府。他们是社会的公仆,代表人民中的多数,行使统治权。因而在他们国家中,不存在金融寡头的专政和垄断资本的统治。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是!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在一定昀经济基础上产生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借助于国家机器,使自己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决定民主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在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占有绝大部分社会财富的条件下,所谓普选制,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维持政治统治的方式。正如工人一生中可以变换不同的雇主,但无法摆脱整个资产阶级的剥削一样,普选制可以使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在政治舞台上象走马灯一样变来变去,但是无产阶级并不能摆脱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正象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的。普选制不过是决定每隔几年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中代表人民并压迫人民而已。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成了掩饰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遮羞布。

垄断资本在政治上的统治,是通过资产阶级政党来实现的。资产阶级的党章和党纲都是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有些打上社会改良主义的印记,那不过是为了便于欺骗劳动群众;有些披上基督教、天主教的外衣,那不过是为了利用根深蒂固的宗教组织和影响,把群众吸引到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轨道上来。资产阶级政党的党魁和骨干,是资产阶级中的积极分子,是由垄断资产阶级精心遴选和配备的。即令有些人出身是工人,或者是工会领袖,但巳成为垄断资产阶级收买的工人贵族,忠实地执行统治阶级的意志。资产阶级政党的活动经费,是由垄断资本提供的。在每隔几年一次的大选中,就充分地显示了金钱的威力。

要参加竞选总统和议员,首先要缴纳巨额的保证金。如果不能获得若干比例的选票,保证金就要被没收。其次,要组织起庞大的竞选总部,招揽各方面的智囊和人才,由他们制定周密的竞选计划,拟出施政纲领;要印刷大量的宣传品;要在报刊杂志上登出巨幅广告和宣传文章,为竞选人歌功颂德,大肆鼓吹,要利用电视广播,让竞选人亮相演讲,还要让竞选人乘坐飞机、汽车、火车,周游全国或自己的选区,声嘶力竭地向选民游说;……这些无一不需要巨额的金钱。例如美国全国电视广播的“黄金时间”(晚上8时始),每分钟就要10万美元。一个竞选人发表10分钟的竞选演说,就要支付100万美元。有哪一届美国总统不是踏着金钱的阶梯上去的!1972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竞选花费了4亿美元,1981年里根总统竞选,一人就花费了2.25亿美元。参众两院议员竞选,花费了2.39亿美元,每个参议员平均花费295万美元。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竞选是地地道道的金钱的竞选,无产阶级政党是很难在竞选中取胜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说,这是有钱人的游戏。穷人要想当选议员,那比骆驼钻进针眼还难。

这笔巨额的竞选费用,是要靠豪富扪捐献的。据调查,1968年和1972年美国选举总统时,捐了大量竞选资金的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全国最大公司和银行的总经理或者理事,另外三分之一是大笔财产的继承人,其余的三分之一,是财主、中上阶级和有一些成就的人。其中向理查德·尼克松提供捐助的亿万富翁美国联合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克莱门特·斯通就捐助了200万美元。梅隆财团的继承人,梅隆国民银行和海湾石油公司董事理查德·梅隆·斯凯夫,捐献了100万美元。虽然1974年美国国会制定法律对竞选基金进行“改革”,对私人资助进行限制,但是这不过是一纸空文。因为这些法律是非强制性的,那些不打算取得联邦政府资助的竞选者,完全可以不理睬这些规定。法律也不禁止大财团、大公司用捐款以外的形式,花钱为竞选人刊登广告,或租用电视电台节目,法律更不禁止富人花大笔钱财用于他们自己的竞选活动。因此这些竞选人青云直上,要完全依赖豪门巨富的推荐和金钱。对于这样的选举,有些选民只好两害相较取其轻,有些干脆弃权抵制。美国战后的几次大选,选民的投票率只有55%到60%左右。40%以上的公民被称为“沉默的多数”。据《1984年美国黑人状况》报告,在美国2,800万黑人中,达到选举年龄的黑人有1,700万,但是登记的选民只有1,000万人。他们对这种不公正的选举以沉默表示抗议。

帝国主义国家政府还在财产数量、种族、居住时间等方面作出种种规定来限制贫困居民的投票权。一些贫困居民忙于生计,也无暇去参加选举。

被垄断资产阶级精心挑选并大力支持而跨上总统、首相、总理宝座,以及获得议员肥缺的政治代表人物,必然按照垄断资本各个集团的意志和力量的对比,忠实地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他们提出的各项政治经济任务,制定的各种法律和政策,作出的对内对外重大决策,无一不是垄断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的反映,无一不是为了保证他们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根据这些先生们的经济地位和收入多寡,把他们列入垄断资产阶级的行列,也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列宁早就指出过,他们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日是银行家,明天又是部长,这些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这些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一旦身居高位,便可以从国家获得高额的薪俸收入、名目繁多的补贴和各种各样的免费服务。离职以后,不仅可以继续享受国家给予的津贴,而且还可以从各类公司、银行、基金会获得数不清的头衔、职务和报酬。他们靠写回忆录和举行演讲会,每年都可以获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的收入。美国政府每年为三位卸任总统——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支付的退休金、特工人员勤务费、办公处津贴、旅游费、经办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费用,就高达2,500万美元。这些都是垄断资产阶级对他们政界代表人物的额外奖赏和补充报酬。由此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社会的公仆,而是垄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进行统治的强有力的膀臂。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不是多数人统治,而是极少数垄断寡头的金钱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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