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各国资本主义经济仍在较快地发展,并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资产阶级走向全面反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矛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指出:“西方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到处都在形成根本上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学习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关、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合作社。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无产阶级去作未来的战斗的过程,慢慢地、但是一往直前地进展着。”[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8-439页。]在这一阶段,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建立自己独立的革命政党,集聚革命力量,从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准备,迎接未来的革命高潮。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欧美各国无产阶级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党和团体。继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成立以后,荷兰(1870)、丹麦(1871)、美国(1877)、捷克(1878)、法国(1879)、意大利(1882)、比利时(1885)、挪威(1887)、奥地利(1888)、瑞士和瑞典(1889)巴都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此外,1883年俄国成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1884年英国成立了社会民主联盟。

这些新成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在宣传社会主义和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上,起了促进作用。但是,它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还不成熟,不同程度地受着各种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心各国工人政党的建立和发展,热情帮助它们成长,并对这些党所出现的机会主义倾向进行严肃的批判,希望它们能够沿着正确路线前进,成为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德国统一工人政党建立过程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普法战争后,德国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统一。由于向法国勒索了五十亿法郎的赔款,又夺得了资源丰富的亚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加上最新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德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迅速壮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断加强,工人运动日益广泛地开展起来。

德国的工人运动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法国,由于巴黎公社的失败,无产阶级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英国,由于工人贵族的出现和工联主义的干扰,使工人运动处于落后状态;而德国的工人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当时,恩格斯就指出:“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 《<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01页。]。但是,七十年代前后,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存在着两个对立的派别:革命的爱森纳赫派和机会主义的拉萨尔派。

拉萨尔派就是1863年5月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它的第一任主席是拉萨尔。1864年拉萨尔死后,这个组织仍然控制在他的门徒手中,继续推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

爱森纳赫派,就是1869年8月在德国的爱森纳赫城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觉”。这是一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和支持下,在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左派革命队伍。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早建立起来的工人政党。这个党拥有工人阶级自己的著名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学徒工出身,1885年加入第一国际并接受马克思的学说。倍倍尔是一个出色的工人活动家、组织家和演说家,他热情地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反动统治阶级展开不调和的斗争。因此,曾多次受到反动当局的放逐和监禁。他始终承认自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不断抨击党内机会主义的倾向,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不是很精通的,因而在一些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批评他,帮助他,使他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参加过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在伦敦认识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是第一国际革命思想最热心的宣传者之一,也是第一国际德国支部的组织者。在对敌斗争中,李卜克内西总的说来是坚决的,因而曾屡遭反动政府的迫害。李卜克内西在为德国工人阶级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犯过不少严重的错误。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李卜克内西常常表现动摇、调和以至丧失原则,因而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多次严肃的批评。在大部分情况下,李卜克内西能改正错误,转而采取革命立场。

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实行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爱森纳赫派一开始就参加第一国际,执行第一国际的指示,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反对普鲁士王朝对法国的侵略,支持巴黎公社,声援法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拉萨尔派则反对参加第一国际,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卖力地支持俾斯麦政府的侵法战争,并且同野蛮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相勾结,破坏法国工人斗争。两条路线,两种结果。爱森纳赫派在工人中的威望迅速提高,人数由少到多,组织从小到大,而拉萨尔派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所抛弃,组织濒于瓦解。1869年,拉萨尔派控制的工会会员尚有三万五千人,到1871年只剩下四千二百多人。为了适应斗争的形势的需要和统一工人运动的步伐,爱森纳赫派曾多次建议与拉萨尔派合并,以共同对敌。但每次都遭到拉萨尔派的无理拒绝。可是到了1873年以后,由于拉萨尔派威信扫地,处境困难,实在混不下去了,他们就一反常态,主动提出合并,“团结”的高调唱得比谁都响。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眼看穿了他们的阴谋,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他们自己找上门来,谋求和解,这就说明他们已经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决不能让他们利用我们党在工人中的威信来重新巩固他们摇摇欲坠的阵地。恩格斯指出:“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10页。]

在合并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首先,他们并不反对合并,团为在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进而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是必要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合并是要有条件的。“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 《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7页。]。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告诫德国党的领导人,决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合并条件还不成熟,可以先同拉萨尔派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决不要仓促合并。但是由于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首先是李卜克内西,一心迷恋两派的合并,贪图一时的成功,因此不仅没有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忠告,而且背着马克思、恩格斯同拉萨尔派的头目起草了一个浸透拉萨尔机会主义的纲领草案,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草案》,于1875年3月7日分别在两派机关报上同时发表。马克思、恩格斯一看到这份草案,就非常愤慨。他们认为,一个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 同上书,第3l页。],是“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 《马克思给威·白拉克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页。]。而这个草案却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 同上书,第3页。                                                                             ]。它完全违背了《共产党宣言》中早已阐明的基本观点,违背了巴黎无产阶级在1871年的革命实践中所创造的重要原则,所以,恩格斯严厉指出这个纲领草案的出现是“断然的退步”[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页。]。为了迎头痛击拉萨尔主义在党内的同潮,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为了教育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划清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恩格斯给倍倍尔写了一封长信,严肃表示,如果这个草案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1页。]1875年4、5月间,马克思抱病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对纲领草案逐条进行了剖析,揭露和批判了拉萨尔主义反对革命,主张倒退,维护普鲁士反动王朝的极右实质,并在批判中进一步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斗争的光辉记录,是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马克思、恩格斯把它寄给德国党的领导人,希望他们能认识利改正错误,坚持革命原则。但李卜克内西等人没有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正确批评。1875年5月,两派在哥达城举行了合并大会。在出席大会的代表中,拉萨尔派占优势,对纲领草案只作了个别文字上的改动,就作为两派合并成立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即《哥达纲领》)被通过了。大会选出的五人中央委员会中,拉萨尔分子就占三个,党的领导权实际上被他们篡夺去了。哥达大会以后,尽管纲领谬误百出,但当时社会上各阶级都没有看出来。工人群众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理解纲领,并对纲领作了共产主义的解释。那些资产阶级蠢驴们,也把它看成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纲领,郑重加以对待。正如恩格斯在给白拉克的信中写到的,这个纲领的遭遇比它应该有的遭遇要好些,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对纲领保持“沉默”。恩格斯指出:“仅仅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我才没有公开声明不同章这个纲领。”[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马先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15页。]直到1891年,由于反对机会主义斗争的需要,经过恩格斯的坚持斗争,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才公开发表。

《哥达纲领批判》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纲领草案进行了批判。

一、批判了拉萨尔派“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改良主义路线,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纲领草案为了给机会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一开头就鼓吹什么“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马克思驳斥说:“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页。]劳动要创造财富和文化,必须和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自然物质条件相结合,并且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进行。这就揭穿了拉萨尔主义空谈“劳动”的虚伪说教,离开了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这个根本问题来谈劳动,目的是为了掩盖阶级剥削,取消阶级斗争,维护私有制,反对无产阶级起来革命。

纲领草案极力鼓吹拉萨尔捏造的所谓“铁的工资规律”。拉萨尔认为,工人工资的平均数,只能限制在维持工人及其家属生活的一个最低水平上来回摆动。如果工资高于这个平均数,工人生活得到改善,人口繁殖率提高,工人人数增加,工资就会下降;反之,工资低于这个平均数,人口繁殖率降低,工人人数减少,工资就会上涨。马克思指出,所谓“铁的工资规律”的论据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根据这个谬论,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不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却是“铁的工资规律”。显然,这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谰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科学的工资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已得到广泛的传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还接受拉萨尔的反动观点,这是令人气愤的倒退!

马克思还痛斥了纲领草案鼓吹“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剥夺剥夺者,实现社会主义。宣扬“依靠国家帮助”的谬论,其实质在于使工人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二、批判了拉萨尔争取实现“自由国家”的谬论,坚持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拉萨尔从唯心史观出发,无视国家的阶级本质,把国家看成是超阶级的,说什么国家的根本职能是“使人类发展并获得自由”。纲领草案贩卖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国家观,把建立所谓“自由国家”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完全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马克思极其愤怒地批判了所谓“自由国家”的谬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本身是一种暴力,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就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1-22页。],是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样的国家,以及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都不可能像纲领草案胡说的那样,可以和平地变为“自由国家”。即使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建立起来的国家,也不可能是什么超阶级的“自由国家”。马克思指出:“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9页。]恩格斯在批判纲领草案时指出:“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0页。]。可见,“自由国家”谬论的要害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纲领中案既没有谈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说明未来的国家会怎样发生变化,而一味的胡吹“自由国家”的口号。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主义国家观的同时,明确地提出了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过渡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1页。]马克思的这一光辉论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三、批判了拉萨尔主义分配方面的反动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第一次提出和论述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著名论断。

纲领草案宣扬拉萨尔“分配决定论”的滥调,竟把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为口号写在党纲上,提出什么“按照平等的权利”,“公平分配全部劳动产品”的谬论。关于分配问题,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同上书,第13页。]纲领草案避而不谈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而抽象地谈分配,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并侈谈什么“公平分配”、“平等权利”来欺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他们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的反动分配观点的同时,科学地分析了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及其分配原则。他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0页。]。这时的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就是这种痕迹的表现。分配是按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进行的,可以说是“公平的”,但这种“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 同上书,第11页。]。它虽然取消了剥削,但却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劳动能力是某种天然特权,即承认了一种不平等的权利。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还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同上书,第12页。]

马克思深刻地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分配制度,科学地概括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的特征,第一次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从而极大地丰富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此外,马克思还批判了纲领草案中把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都看成是“反动的一帮”、狭隘民族主义等机会主义观点。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内容十分丰富,是继《共产党宣言》以后又一部纲领性文献,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总结,是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

马克思、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

德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成立后,推动了当时革命运动的进展。但与此同时,由于在合并问题上对拉萨尔派作了无原则的让步,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入了党内,使党在思想上,理论上产生了严重的混乱,理论水平降低了。当时在德国党的领导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 《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17页。]。因此,党内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严重地泛滥起来。特别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杜林主义在党内扩散开来,严重地阻碍着党的健康发展。

欧根·杜林(1833-1921)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家庭,原是律师,后来从事教育。1863年起任柏林大学哲学和经济学讲师。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就放肆攻击马克思的《资本论》。到了七十年代,杜林更加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东拼西凑,先后出版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年)、《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873年)和《哲学教程》(1875年)等著作。杜林狂妄地鼓吹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所谓全面的变革。杜林把自己装扮成“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自吹发现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由于杜林的大吹大擂,以及两派合并后党内本来出现的理论混乱状况,致使杜林的那套反动理论蒙蔽了不少人,甚至连倍倍尔这样的领导人,也一时看不清杜林理论上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

特别要指出的是,杜林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危害,不仅表现在理论上,而且还表现在组织上。他利用自己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影响,在自己周围纠集了一个包括伯恩施坦等人在内的小宗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还阴谋组织新党。

鉴于杜林主义的泛滥,摆在党面前的紧迫任务,就是揭穿杜林的反动本质,粉碎杜林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把党内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来。

1876年5月,李卜克内西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反映了革命工人批判杜林的要求。恩格斯把李卜克内西的信转给了马克思,并且写信问他,现在是否正是彻底批判杜林的时候了?马克思立即回信同意对杜林进行彻底的批判。恩格斯为了让马克思集中精力写《资本论》第二、三卷,就毅然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立即着手进行对杜林的反动理论的批判。在马克思的密切合作下,恩格斯于1876年5月开始写批判杜林的论文,到1878年7月写成。在1877年1月至1878年7月陆续在德国党中央的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1878年出版了单行本《反杜林论》。

恩格斯《反杜林论》一书的发表,彻底粉碎了杜林的反动思潮,对杜林的折衷主义哲学、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在《哲学》编中,恩格斯着重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杜林偷运康德的形而上学,贩卖黑格尔的唯心论,拼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哲学大杂烩。杜林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之前,就存在着某种先验的“原则”,自然界和社会上的各种问题都必须按照这些原则来决定。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事情完全头足倒置了”[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74页。]。恩格斯详尽地论述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原则,指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思想是物质的反映,具有相对独立性。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否认矛盾的形而上学的观点,阐明了唯物辩证法是关于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提出了“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同上书,第181页。]的著名定义。

在《政治经济学》编中,恩格斯深刻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经济学观点,指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反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详细论证了剩余价值的学说,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杜林却竭力掩盖资产阶级剥削的实质,宣扬唯心主义的“暴力论”,胡说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借助于暴力,而利润就是暴力的产物,所以没有必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只要消灭暴力,取消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恢复在分配上的平等原则,他那所谓理想的“社会主义”就可以实现了。这种谬论,否认了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否认生产决定分配,进而否定剩余价值学说,其反动实质就是反对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妄图永远保留资本主义。恩格斯指出:“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2页。]。只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才彻底揭穿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秘密。无产阶级要取得解放,只有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决不能像杜林所幻想的那样,只“消灭”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就可以达到的。同时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关于暴力绝对坏的反动观点,对暴力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革命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同上书,第223页。]。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一种革命暴力。

在《社会主义》编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假社会主义,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和基本原理。杜林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普遍的公平原则”基础上的“共同社会”。按照杜林设想的这个社会,普鲁士式的国家依然存在,竞争继续在发展。恩格斯指出,杜林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道道地地的资本主义。

杜林在胡诌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还全盘否定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这表明杜林既狂妄,又无知。空想社会主义是历史的产物。这种“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99页。]。恩格斯全面评价了十九世纪初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既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又批判了他们的根本错误。

恩格斯还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经济表现是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和对立,造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其阶级表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恩格斯指出解决这些矛盾的唯一出路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 同上书,第320页。]。恩格斯进而指出,杜林妄图在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来改变资本主义分配形式,来实现他的“社会主义”方案,这是十足的幻想,是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发表,揭穿了杜林所谓“最新的”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撕下了杜林自吹的“改革家”的假面具,粉碎了杜林反党的阴谋;而且,通过批判,教育了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此后,烜赫一时的杜林本人,也销声匿迹了。

《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重要著作,是反对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和《共产党宣言》一样,《反杜林论》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42页。]。

马克思、恩格斯对“苏黎世三人团”的揭露和批判

德国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指导下,战胜了杜林的反动思潮以后,思想和组织建设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1876年,党拥有二十三种报刊,1877年增加到四十一种,党在1877年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了近五十万张选票,比1874年增加了36%。

德国反动统治阶级对这一切感到非常恐惧,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要扑灭德国工人运动和消灭工人政党。俾斯麦借两次谋刺事件,诬害德国工人政党。1878年10月颁布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即反社会主义的非常法令)。“非常法令”规定:任何团体、报刊以及其他印刷品或集会,如系“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都一律禁止,政府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随意放逐,逮捕被他们认为危及治安的“危险”分子。仅在法律公布后的两个月内,就有五百二十一名社会民主党人被监禁,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被资本家解雇并列入黑名单。在实行“非常法令”的十二年期间,有一千三百多种党的出版物遭到查封,三百三十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九百多人被放逐,一千五百多人被关进监狱。全国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种形势,对工人政党及其每个成员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德国党的领导人由于平时热衷于搞合法斗争,对俾斯麦突如其来的袭击,思想上和组织上没有准备,一时惊慌失措,不能及时辨明方向,确定新的斗争策略。党中央委员会在某些拉萨尔分子的煽动下,竟发表了自行解放党的声明。广大党员群众和党的基层组织失去了领导,断绝了联系,造成了混乱。那些混进党的不坚定分子,纷纷动摇叛变。流亡在瑞士苏黎世编辑党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赫希柏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等人,被敌人的高压政策吓破了胆。他们纠集在一起,结成了臭名昭著的苏黎世三人团,发表宣言,表示自己对反动政府的恭顺,乞求饶恕。他们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应当进行阶级斗争,而应当尽情地和解和博爱;叫嚷社会民主党不应该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民党”。他们还要党发明“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工人阶级只有服从“有教养的”资产者的领导才能解放等等。总之,他们主张把党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党。与此同时,以莫斯特、哈赛尔曼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因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而引起偏急情绪,企图以个人恐怖手段代替有组织的阶级斗争,搞冒险行动。正当德国党处于动摇,混乱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挺身而出,坚决支持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的革命主动性和英勇斗争精神,同时热情地帮助党的领导人,分析形势,鼓舞斗志,坚定信心,制订正确的斗争策略。恩格斯指出,“非常法令”的颁布,并不表示敌人的强大,恰恰相反,正表明他们的虚弱,党应该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要像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35页。]为了斗争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教导党的领导者应该把秘密斗争和合法斗争结合起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党的秘密组织建立了,党的秘密刊物创办起来了,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利用一些俱乐部和协会等合法机关,开展对敌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把斗争锋芒集中对准苏黎世三人团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因为它是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

1879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联名写了《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对“三人团”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愤怒斥责这种鼓吹阶级调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尖锐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74页。]这些人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贷”和假革命,应该清除出党。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坚持原则立场的态度,表现了伟大革命导师高度的原则性和斗争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他们不顾斗争形势的变化,拼命鼓吹采取个人恐怖手段,反对一切合法斗争,这只能把整个德国劳工运动拖进泥潭里去。但是,莫斯特等人坚持错误,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879年9月在报刊登了组织新党的声明,走上了公开叛党的道路。

1880年8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瑞士的维登召开党的秘密代表大会。大会删除了《哥达纲领》中“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机会主义观点,改为“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决定把公开叛党的“左”倾机会主义头目莫斯特等人开除出党。但大会放松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没有对伯恩施坦等人进行公开指名的谴责和作出应有的结论,只是撤销了“苏黎世三人团”所担任的党报编辑职务。伯恩施坦等人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作了点假检讨,隐蔽了下来。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胜利地进行了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克服了“非常法令”初期的动摇和混乱,贯彻执行了革命路线,从而扩大了党的影响,发展了革命力量。恩格斯在回顾德国党在“非常法令”时期所进行的出色活动时指出,“这同样是一个革命的时期”[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89页。]。德国党在这一时期所获得的成就,进一步加强了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前导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法英等国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

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工人运动一度低落,梯也尔曾得意忘形地宣布,社会主义“长此休矣”。可是,经过短短的五年时间,法国社会主义者又重整旗鼓,积极展开活动。七十年代下半期,工人运动活动家保罗·拉法格以及茹尔·盖德等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79年,法国第一个工人政党——工人党在马赛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党的建立予以巨大的支持和指导。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参加了法国工人党党纲的起草工作,马克思并亲自为他们口授了理论性的总纲部分。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经验,强调了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要性,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进行社会革命。

法国工人党一成立,党内就出现了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混进党的领导机构的以马隆、布鲁斯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派别,口头上宣称接受党纲,实际上拒绝党纲中规定的目标——实现共产主义。他们特别反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局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的范围内,提出一些在当时情况下可能争得的要求,因此被称为“可能派”。在觉的组织原则上,他们要求每个地方组织有权修改党纲,使它适合当地的情况,这就等于取消党的组织。马克思、恩格斯支持并帮助党的领导人拉法格和当时还站在革命立场上的盖德等人,同可能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随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不断激化,1882年在圣太田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盖德派和可能派终于发生了公开的分裂。在大会上,可能派用阴谋手段,在代表资格证上搞诡计,保证了自己的多数。他们竟然公开跳出来要求修改党纲总纲部分,用机会主义纲领代替马克思主义纲领,妄图使党纳入机会主义邪道。盖德派坚决反对,退出会场,在罗昂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并决定保留法国工人党的名称和党的革命纲领。

而马隆、布鲁斯则把党改称革命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完全抛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革命原则。

怎样看待法国工人党内部的这种分裂和斗争?它是好事还是坏事?当时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虽然也承认这次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但指责法国工人党在成立时不应同马隆、布鲁斯讲联合。针对这一倾向,恩格斯指出:“在工人党创立的时候,必须容许所有接受纲领的人参加到党里来,如果接受纲领的时候暗地里还有保留,这在以后是一定会表现出来的。”[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31页。]事实果然如此,法国党分裂后,恩格斯在1882年10月28日写给奥·倍倍尔的信中明确指出,法国工人党内部两派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的问题是原则性问题,即斗争是应当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只要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可能派是主张后一种做法,实际上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性,从而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恩格斯从法德两国党内斗争中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34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当时盖德派基本上采取了马克思主义路线,领导工人阶级积极开展了斗争,它的力量也不断壮大,而可能派很快就彻底完蛋了。

随后,恩格斯又对英国费边社的改良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费边社是1884年由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伦敦成立的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团体。费边原是公元前三世纪古罗马的一个将军,他在战斗中主张迂回,避免决战。费边社采用这个名称,也是鼓吹避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决战,企图通过细微的改良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标榜“地方公有社会主义”,认为通过民主选出地方政府,逐步掌握自来水、电灯、电车等公用事业,就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费边社是在英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日益深入的情况下出现的。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指出,“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98页。]恩格斯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书信,揭露了费边社企图诱使无产阶级离开革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实质。经过批判和斗争,费边社的影响逐渐缩小了。

同时,恩格斯还对英国社会民主同盟和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地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关怀各国工人政党的成长,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够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前发展,也使马克思主义在各国工人运动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马克思的逝世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欧美广大地区蓬勃地发展起来了。正当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伟大领袖加强指导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卡尔·马克思由于长期的、艰苦的、过度劳累的工作和战斗,身患重病,于1883年3月14日下午在自己的工作椅上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五岁。

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向各国社会主义者发出了讣电。3月17日,在伦敦郊区的海格特公墓,为马克思举行了隆重而又简朴的葬礼。参加葬仪的有马克思生前的战友、学生和亲属。恩格斯在葬仪上发表了极其深刻的墓前演说,概述了马克思伟大的一生和他对国际无产阶级所作出的无法估量的贡献。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5页。]从1842年起,马克思先后担任了《莱茵报》、《前进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新莱茵报》、《人民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等革命报刊的编辑、出版和撰稿工作。他参加和指导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他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实现了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愿望;他以最大的热情关心和指导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他写出了许多总结革命经验的战斗著作。由于反动政府的迫害,马克思一家时常被驱逐,他的生活是贫困不安的。在革命的准备年代,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和成长都离不开马克思的指导;就是对早期的中国、波斯、印度等亚洲的民族运动,马克思也给予亲切的关注。斗争成了马克思的一种癖好。他为革命专心工作,常常废寝忘食。阶级敌人的迫害,机会主义者的攻击,生活上的困难和病魔的折磨,都没有使马克思后退一步。他用坚忍不拔的精神,化费了四十年时间写了《资本论》第一、二、三卷,向全世界宣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831页。]直到他逝世前,还在整理着他的《资本论》第三卷的稿子。马克思就是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意志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斗争是马克思得心应手的事情。为了使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不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而迷失方向,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派、蒲鲁东派、拉萨尔派、工联主义派、巴枯宁派以及杜林派等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流派和思潮进行长期的不懈的斗争。在斗争中发扬了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捍卫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纯洁性。

马克思的一生,是伟大革命家的一生。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一生在科学上的两大发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他“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4页。]前面说的是唯物史观,后面说的是剩余价值学说。正是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两大发现,才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而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才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此使工人运动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个理论又在革命的实跋中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的历史地位是永垂不朽的!

在葬仪上,还由沙尔·龙格(法国社会主义者)宣读了俄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者发来的挽词和唁电。最后,由远道赶来的威廉·李卜克内西致词。他受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委托,表达党对自己的导师和缔造者的感情。李卜克内西说:“马克思使社会民主主义从宗派,从流派成为政党,即变成正在胜利进行斗争并将取得胜利的政党”,“我们要全力来早日实现他的教导和他的志向,这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的纪念。”

马克思和他的伟大学说将永远铭记在亿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心中,指引他们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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