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3月18日,巴黎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举行了英勇的武装起义,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创立了巴黎公社。这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巴黎公社革命是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曙光。它用鲜血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写下了极为珍贵的革命篇章。当巴黎的战斗尚在激烈进行的时候,马克思就指出:“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677页。]。“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12页。]马克思的这个伟大预言,正越来越成为光辉的现实。

马克思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

1870年7月,普鲁士和法国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历史上称之为“普法战争”。这场战争是两同反动统治阶级为争夺欧洲霸权而挑起的王朝战争。

战争爆发以前,统治法国的是路易·波拿巴。第二帝国期间,法国的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越来越贫困,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路易·波拿巴为了维护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军事、警察、官僚机构,对内残酷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对外连年发动侵略战争,掠夺弱小民族。战争消耗了法国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沉重的军费负担又全部压在劳动人民身上,使劳动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857年经济危机以后,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不断高涨,站在斗争最前列的,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法国工人阶级。1869年的工人大罢工,更加猛烈地冲击了第二帝国的反动统治。摇摇欲坠的波拿巴政府为了转移人民视线,阻挠革命,就想以发动对外战争来摆脱国内的政治危机。正如皇后欧贞尼对她儿子说:“如果没有战争,吾儿将不能做皇帝了!”对谁发动战争呢?对普鲁士。这是法国统治者蓄谋已久的狂妄野心:一方面攫取他们垂涎已久的莱茵地区;另方面,阻挠德国的统一,以维护自己在欧洲的霸权,所以寻找借口向普鲁士宣战。

长期以来,德国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中,封建的割据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竭力想通过各个邦国之间的兼并和战争,实现“自上而下”的统一。1851年,俾斯麦担任普鲁士的宰相,加紧实行对内残杀人民,对外发动战争的“铁血政策”。普奥战争后,1867年,建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实现了北德意志各邦的统一。但南德几个邦,由于路易·波拿巴的阻挠,仍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中。全德意志的统一仍然没有完成。普鲁士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正想同法国打一仗,以便削弱法国,进而夺取矿产丰富的亚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为武力统一德国扫清道路,并进一步称霸欧洲。

这样,普、法两个王朝之间的战争终于在1870年7月19日爆发了。

战争爆发以后,欧洲无产阶级,特别是法德两国的无产阶级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这场战争呢?马克思于7月23日发表了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及时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指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普法两国统治阶级共同挑起的王朝战争;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9页。],法国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反对波拿巴发动的侵略战争;在德国方面,暂时还是防御性的,但普鲁士王朝也有掠夺法国领土的野心,因此德国无产阶级必须把战争严格地限于民族防御范围,警惕俾斯麦的侵略阴谋。战争的发展,正如宣言所预见的那样,法国军队屡战屡败,普鲁士军队深入法国本土。9月2日色当一战,波拿巴惨败投降,作了俾斯麦的俘虏。

色当投降的消息传到巴黎,群众愤怒如潮。9月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广大工人、群众、士兵纷纷涌上街头,要求废除君主制,实行抗战。革命人民包围了皇宫,冲进了立法团会议厅,占领了市政厅,宣布废除帝制,成立共和国,组织临时政府。第二帝国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了。但是,由于工人们一时还没有看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本质,政权被资产阶级所窃取。路易·波拿巴手下的反动军官特罗胥当了临时政府的首脑,其他政府成员也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骗取人民群众的信任,他们把临时政府称作“国防政府”。然而,这个国防政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政府。它散布亡国论调;四处活动,请求各国政府出面调解,派人同普军秘密勾结,谈判议和;纠合反动武装对付工人,等等。

普法战争在继续着,普军继续向法国本土长驱直入,向巴黎进逼,充分暴露了普鲁士王朝侵吞法国领土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于9月9日发表了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宣言指出战争双方的性质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在德国方面,已经完全成为掠夺和奴役法国人民的侵略战争,德国工人阶级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起来反对俾斯麦进行的掠夺战争,使法国获得和平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马克思还向法国工人指出,你们的处境是极端困难和复杂的,一方面要抗击进犯国土的民族敌人,同时不要忘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另一方面对反动的“国防政府”既不能立即推翻它,又要和它的反动政策作坚决的斗争,要利用共和国的自由,积蓄力量,为法国的复兴和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斗争。

马克思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不仅透彻地揭示了战争的起因和性质,科学地预见到战争的进程和后果,而且教育无产阶级要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坚持国际主义,支持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把当前的斗争和长远的革命目标结合起来。马克思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不但指导了当时德、法两国工人的斗争,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重要文献。

3月18日起义和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

由于“国防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普军迅速进逼到巴黎城下,情况十分危急。战争教育了人民:“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 《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468页。]不愿当奴隶的巴黎无产阶级,决心拿起枪杆子武装自己,在很短时间内就迅速成立了一百九十四个营的国民自卫军,约有三十万人,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军事领导机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他们不仅捍卫自身解放的权利,而且真正保卫着巴黎,保卫着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利益。“国防政府”的投敌卖国行为激怒了巴黎人民,1870年10月和1871年1月连续爆发了两次武装起义,虽然遭到镇压,但广大工人并没有放下武器,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还加强了这支武装力量。“国防政府”对此胆战心惊。在他们看来,如果向普鲁士投降,虽然也会使他们受到一些损失,但是他们的统治会保全下来,还可以照样骑在人民头上,而如果让武装工人战胜普鲁士侵略者,他们的反动统治就将彻底完蛋。因此,“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54页。]1871年1月28日,国防政府和普鲁士签订了投降协定。2月,地主、反动资产阶级、保皇分子拼凑了一个“国民议会”,组成了以卖国贼梯也尔为头子的资产阶级的所谓“正式政府”。梯也尔是一个臭名远扬的反革命阴谋家、两面派,是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这个法兰西民族的败类,一生做尽了坏事。马克思深刻地揭露说:“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兰西难史。”[ 同上书,第357页。]梯也尔上台以后,为了尽快地扼杀革命,不惜任何代价缔结了卖国和约,割让亚尔萨斯和洛林,赔款五十亿法郎,接着,就全力向巴黎无产阶级进攻。

1871年3月18日凌晨,梯也尔命令他的反动军队偷偷地潜入蒙马特尔高地,企图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解除巴黎工人的武装。在这种情况下,摆在巴黎无产阶级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是按照梯也尔卖国政府的命令,解除武装,让法国民族覆灭;或者是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把法国从覆灭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尽管面临着梯也尔反革命军队和普鲁士大炮的威胁,巴黎工人阶级没有片刻的犹豫,英勇无畏地选择了武装起义的道路。上午十时许,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武装的巴黎工人击溃了反革命政府军,开进了蒙马特尔高地。下午,人民武装继续以排山倒海之势占领了巴黎的许多据点,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梯也尔,眼看自己快要完蛋,连家属也来不及通知,如同丧家之人,匆匆忙忙溜出巴黎,狼狈地逃往凡尔赛去了。巴黎的官僚、警察、残兵败将也都尾随着他们的主子逃出了巴黎。傍晚,国民自卫军占领了市政厅。巴黎无产阶级利人民群众用枪杆子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升起了第一面革命红旗。“3月18日的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66页。]

巴黎无产阶级在用枪杆子推翻反动统治的同时,立即创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新型政权——巴黎公社。这是伟大的历史创举。3月26日,巴黎人民进行公社选举。劳动人民穿上节日的盛装,高举红旗,涌向自己的选区参加投票。当选的公社委员共八十六名。其中,有二十一名资产阶级代表,但几天后他们就退出了。因此,后来公社委员中,就只有工人的代表和工人所拥护的代表了。公社委员中,属第一国际的成员有三十人。在全部委员中布朗基派人数最多,称“多数派”,其次是蒲鲁东派,称“少数派”。被囚禁在监狱中的布朗基也缺席当选。

3月28日,在市政厅广场上隆重举行公社成立大会。整个巴黎都沸腾起来了。全副武装的国民自卫军高举红旗,唱着雄壮的革命歌曲,昂首阔步进入广场。在宣布公社委员名单,宣告公社成立的时候,礼炮齐鸣,掌声雷动,“公社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政权胜利诞生了!它宣告了巴黎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充分显示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同上书,第378页。]。

公社成立后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而代之以人民的武装。接着,公社取消了旧的警察厅和法院,建立了革命的专政机关。

公社打破了奴役人民的资产阶级官僚机构。公社委员会把立法和行政结合在一起,对国家进行管理。公社废除了虚伪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成立了十个工作委员会。公社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一切重大问题都经过民主讨论,作出决议,贯彻执行。公社委员分别参加各委员会,同时负责本选区的工作,接受选民的监督。可见,公社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新型国家机构的雏形。

为了防上国家机关工资人员追名逐利,由社会公仆变成官老爷,公社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第一,公社委员和主要工作人员都由选举产生,向选民负责,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第二,取消高薪制,规定任何公职人员的年薪不得超过六千法郎,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同时适当提高低工资。

公社宣布国家同教会分离,废除宗教预算,没收教会所占有的财产,大力摧毁维护反动统治的精神支柱。

公社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措施。它把资本家已逃跑或已停业的工厂和作坊交给工人合作团体掌管,废除面包房工人夜工制,禁止厂主向工人罚款和克扣工人工资。它下令把劳苦人民抵押在当铺里的物品归还原主,颁发了关于延期交付和免除一部分房租的法令,等等。

公社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各国工人阶级和革命家团结在自己周围,吸收他们中间的优秀儿女参加领导工作。公社专门颁布法令,拆毁竖立在巴黎中心的、象征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旺多姆圆柱”。

巴黎人民在极为复杂困难的条件下,运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对旧社会进行大力改造,并在短时间内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巴黎呈现出一片欢乐和充满信心的新气象,巴黎人民过着朝气蓬勃的革命生活。第二帝国时的那个荒淫无耻的巴黎很快消失了。而凡尔赛,在梯也尔的反动统治下,官僚、政客、地主、资本家麇集在一起,宪兵、警察、间谍、暗探布满街头,骗子、流氓、妓女、小偷到处都有。两种阶级的专政,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写照。“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85页。]

捍卫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

剥削阶级绝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逃到凡尔赛的梯也尔反动派,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们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罪恶活动。但是,老奸巨猾的梯也尔,当他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大耍政治骗术,麻痹革命人民,掩盖其反攻倒算的阴谋。他假惺惺地宣称:“无论如何,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当梯也尔初步得到俾斯麦、沙皇亚历山大帮助的允诺时,他的腔调就有些变了。他威胁说,同公社“缔结和约”是可以的,但公社必须放下武器。当梯也尔接受全部投降条件,俾斯麦答应释放十万俘虏兵来充实他的反动军队,并得到普军的直接援助的保证的时候,梯也尔就杀气腾腾地狂叫,我要“手执法律进入巴黎”,也就是要血腥屠杀巴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了。

5月21日,凡尔赛匪徒得到奸细的内应闯进了巴黎。震撼世界的“五月流血周”的激烈战斗开始了。英勇的巴黎人民面对着凶残的敌人沒有丝毫怯懦和动摇。公社军事领导成员、波兰革命家东布罗夫斯基得知消息,立即率兵迎战,亲临前线,指挥杀敌,为公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临终前他嘱咐战友们:“我的生命算不了什么,你们只是想办法挽救共和国吧”。巴黎人民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奋不顾身,为保卫巴黎革命政权而战斗。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子,每一层楼都成了公社战士防守和杀敌的堡垒。他们在浴血奋战中,表现了无产阶级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豪迈精神。如公社炮艇“长剑号”被敌人打坏了,船员们临危不惧,拒不投降,在“公社万岁!”的口号声中,与炮艇一起沉没。国民自卫军老战士奧古斯·茹隆带领他的三个儿子参战以后,还写信给军事代表要求让他十六岁的最后一个儿子也来参军。十四岁的恩斯特和十七岁的菲里克斯杜南哥儿俩在距离敌人只有一百米的情况下,经受了敌人一个多小时的炮火射击,后来他们和连队一起进行白刃冲锋,占领了街垒。弟弟把营旗插上街垒时壮烈牺牲;哥哥冲上去继续保护营旗又英勇牺牲了。他们的父亲没有流泪,而是更顽强地拿起枪杆子奋勇杀敌,为儿子们报仇!为巴黎人民报仇!第一国际委员、公社著名领导人瓦尔兰在巷战中被俘,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5月27日,一批公社战士退到贝尔·拉雪兹墓地,同超过自己数十倍的敌人作决死的战斗。子弹打尽,就用刺刀和敌人进行搏斗,没有一个人投降,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在墓地的一堵墙边。为了纪念不朽的革命烈士,巴黎无产阶级称这堵墙为“公社社员墙”。它永远屹立在巴黎城东,成为无产阶级坚贞不屈的光辉象征。

5月28日,公社在阶级敌人的武力镇压下失败了。巴黎重新陷入了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黑暗天地。资产阶级在反革命复辟时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反动派用多管连珠炮成百成千地杀人,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巴黎,约有十万人惨遭枪杀、活埋和流放,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时的情景!但是,反动派的暴戾和残忍并不能使巴黎公社的英雄们屈服。他们正气凛然,宁死不屈。公社委员费烈在法庭上庄严宣布,“我是巴黎公社的委员,现在处在我的战胜者的手掌中。他们要我的头,让他们拿去吧。我永远也不想用卑鄙的行为来拯救自己的生命。”公社女战士路易丝·米歇尔义正词严地斥责反动派说,“有人指责我是公社成员,是的,当然是对的。要知道公社首先要实行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对我是最宝贵的目的,我以此自豪”,“如果你们留我活着,就要不停地叫喊报仇”。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99页。]在流血周的第二天,巴黎公社诗人欧仁·鲍狄埃,以满腔的愤怒和沸腾的热血,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巴黎城郊写下了气吞山河的伟大诗篇——《国际歌》,为巴黎公社的英雄们塑造了永垂不朽的纪念碑。

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指导和支持

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怀法国工人运动,密切注视着巴黎公社革命的进展。当时马克思虽然流亡在伦敦,但他却以全部热情投入了这一伟大的革命斗争。马克思这种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给我们树立了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光辉典范。1870年秋天,马克思曾经劝告巴黎工人在条件没有成熟的时候,不要过早举行起义。但到了1871年3月,巴黎无产阶级以冲天的革命气概,拿起枪杆子夺取政权的时候,他立即以参加者的姿态积极支持,热情帮助巴黎公社。马克思满怀喜悦的心情赞扬说:“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2页。]

巴黎公社的诞生,刺痛了国际资产阶级。他们结成反革命的“神圣同盟”,开动了各种宣传机器,编造了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谣言,对公社进行恶毒攻击。德国的、美国的、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攻击巴黎公社是“恐怖统治”。沙皇亚历山大口念和平经,往来奔走当掮客,促使梯也尔和俾斯麦作成肮脏的政治交易,以便镇压巴黎公社革命。面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为了支持公社的革命斗争,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马克思、恩格斯一起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办法,联合了一切同情公社的人,大力声援公社。他们通过国际总委员会向所属各个支部发出了几百封信,阐述这场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历史意义,号召各国工人支援公社。他们为报刊撰文,介绍巴黎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相,驳斥资产阶级对公社的诽谤,揭穿资产阶级的种种谎言。

巴黎公社期间,马克思密切注视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给予具体的指导与帮助。他派人到巴黎与公社建立联系,传达口头指示,取得直接消息。在斗争策略、军事技术、社会经济措施等方面,马克思都曾给予公社以宝贵的指示。他告诉公社要乘胜追击,一举歼灭在凡尔赛的梯也尔匪帮;建议公社必须在巴黎以外,甚至在其他国家赶快开展工作,以便解除巴黎孤立进行斗争的状况,还告诉公社把革命的影响扩展到农村中去,联合农民并肩作战,特别提出要没收法兰西银行,断绝反动派的经济来源。马克思还把他所得到的关于凡尔赛与普鲁士秘密勾结的重要情报告诉公社的领导人,要公社加强蒙马特尔高地北面的防务,劝告巴黎不要轻信普鲁士统治者所谓在巴黎和凡尔赛之间保持“中立”的谎言,等等。可惜,公社领导没有能执行这些正确的指示。

公社领导主要是由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组成的。他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的信条是反对任何专政,主张用“仁慈”去“感化”敌人。布朗基主义者则企图以少数人的密谋恐怖活动来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布朗基主义者排斥蒲鲁东主义者,而蒲鲁东主义者则公开发表“宣言”,暴露公社内部分歧。马克思针对公社领导者的弱点和错误,进行了中肯的批评。尽管公社领导犯了许多错误,马克思还是耐心帮助他们,期望公社领导能摆脱机会主义的影响,沿着正确路线前进。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形形色色的敌人跳出来对公社进行恶毒的诬蔑,各国的反动政府对公社成员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时,马克思和第一国际力挽狂澜,决然反击这股逆流,捍卫巴黎公社的光荣业绩。他在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天,就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宣读了《法兰西内战》这部伟大著作,热情地颂扬了巴黎无产阶级的丰功伟绩,全面地总结了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无情地揭露了反动派的阴险残暴,教育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还极力设法帮助公社社员避开警察的追捕,对流亡到欧洲各国的公社战士进行了多方面的帮助。

马克思为捍卫巴黎公社革命原则所作的种种斗争,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统治时代最受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欧洲各国反动政府驱逐他,资产阶级报刊咒骂他、诽谤他。对于这一切,马克思毫不畏惧,依然热情地支持、鼓励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七十二天,但它却给国际无产阶级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巴黎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实践。为了总结公社的经验教训,驳斥各国资产阶级以及某些“社会主义者”对巴黎公社的污蔑和诽谤,为了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马克思在1871年4月18日国际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建议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势”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马克思接受总委员会的委托,迅速写出《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随即又着手定稿工作。5月30日,即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天,就在国际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了《法兰西内战》这篇光辉著作。

马克思在书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2页。]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摧毀”和“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巴黎公社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得出来的最根本的经验,最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巴黎公社原则。

巴黎公社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必须紧握枪杆子。进行暴力革命,才能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近代阶级斗争的现实告诉人们:资产阶级攫取政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工人武装。法国工人曾经多次拿起武器,又多次胜利后放下了武器或被解除武装,结果,胜利果实总是被资产阶级所篡夺。巴黎的工人从血的教训中逐渐意识到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紧紧掌握革命武装。尽管蒲鲁东主义者提出什么“希望仁爱和慈悲”,反对“诉诸暴力和霸道”等等谬论,巴黎工人根本不理这一套,在“武装起来”的口号下,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支无产阶级的军队。他们顶住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威胁利诱,拒绝交出武器,狠狠地回击了梯也尔反革命的武装进攻。巴黎公社所以能够产生,所以能够存在七十二天,就是凭借自己手里的革命武装。马克思总结了这一经验,指出,“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一群共和主义骗子手里”。[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24页。]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必须用革命武装来保卫胜利果实,并把革命进行到底。马克思指出公社“应该立即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彻底消灭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的阴谋”[ 同上书,第369页。]。这也是巴黎工人群众和国民自卫军广大战士的强烈要求。但公社领导者却没有立即组织向凡尔赛的进军,使敌人获得喘息时机,重新组织反革命力量进行反扑,最后将公社扼杀在血泊之中。这是公社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巴黎公社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行使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职权,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颁布了一些改革经济的政策,如接管邮电局,没收逃亡资本家的工厂等。但是由于公社领导的错误,专政的职权行使得不彻底,不得力。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没有坚决果断地镇压反革命。公社委员中的蒲鲁东主义者反对用专政手段,说什么“专政”是一个不愉快的字眼,企图用精神感化敌人。结果,隐藏在巴黎的反动分子同凡尔赛匪帮里应外合,对巴黎工人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2—393页。]另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蒲鲁东主义者不但不去没收银行,而且凡尔赛要钱他照给,这样,大批巨款就成了凡尔赛匪帮进攻巴黎的经费,这也是公社失败的一个原因。

巴黎公社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必须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享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这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十分重要的。公社采取的两项重要的革命措施,不仅体现了无产阶级新型国家的特点,而且可以防止使国家机关的职位成为投机钻营、谋取私利的对象,防止国家机关干部由社会公仆变成官老爷,始终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有着重大而深刻的意义。对于公社采取的这两顷重要措施,伟大革命导师都给予高度的评价。恩格斯指出,公社采取的这两个正确的办法,“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5页。]。列宁也指出,这些措施表明“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07、208页。]。

巴黎公社的经验还证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还必须与广大城乡劳动者,尤其是农民结成联盟。巴黎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并维持政权达两个多月之久,主要是握有武装,但与公社及时地采取了一些正确措施,争取和团结了巴黎的小资产阶级的做法也是分不开的。反之,公社遭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能够取得全国广大农民的支持。巴黎公社曾经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的正确政策,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农民一旦了解这些政策,就会“很快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和老大哥”[ 《法兰西山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19页。]。但由于敌人对巴黎实行严密封锁,并对公社进行造谣污蔑,使农民未能认识公社胜利对自己的好处。同时,公社领导者开始对联合农民的意义认识不足,后来又遭到敌人的包围和武装进攻,未能有效地向农民宣传和实现自己的纲领,因而各省农民未能及时行动起来。无产阶级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终于导致了革命的失败。

巴黎公社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风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明确提出:“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165页。]巴黎公社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它缺少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一条正确路线的、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当时在公社中居领导地位的主要是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公社委员中几乎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各持一套错误的理论,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一致,不可能形成坚强的领导,不可能制定出一条正确的路线,这就必然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犯错误,最终导致革命的失败。至于公社的许多正确的革命措施,那是汹涌澎湃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创造,是冲破了蒲鲁东和布朗基信徒的错误理论束缚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正如政权落到空谈家手中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 《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3页。]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机会主义者有时也扮演过显要的角色,但他们终究是革命的绊脚石。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中就有这样的人。“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 同上书,第384页。]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在战胜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才能产生和发展正确的路线,引导革命群众胜利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英勇的巴黎公社儿女们,在短短的七十二天中,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永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宝贵财富。马克思曾经指出:“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677页。]

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今天,公社诗人欧仁·鲍狄埃写的《国际歌》已经响彻全球:“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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