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德国革命时期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波尔恩(1824—1898)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他是当时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和“工人兄弟会”的主席。他和各色各样的坏家伙称兄道弟,力图在自己的周围纠集一帮人,大搞宗派活动。在政治上,他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反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权。他拒绝参加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的政治斗争,宣扬工人在国家的赞助下建立生产合作团体和信贷机构,实行点滴的改良。他认为只要工人阶级都参加了生产合作团体,就成了“自由的阶级”,而那时资产阶级就会自然“消失”。他甚至无耻地宣称,他的使命就是尽力使无产阶级不“骚动”。恩格斯在痛斥波尔恩的谬论时指出,“混乱不堪,竟把《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观点的残屑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一起”[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00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还同哥特沙克(1815—1849)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哥特沙克当时担任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他不顾具体条件,拒绝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胡说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是直接实现社会主义,提出“为建立工人共和国”而斗争的口号。他反对无产阶级和民主派联合,甚至反对和农民结成联盟。马克思、恩格斯在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和科伦工人联合会中,对哥特沙克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和耐心的教育,但哥特沙克坚持错误、拒不改悔,并声称同盟的章程威胁着他的个人自由,坚持退出同盟。广大同盟盟员和工人联合会会员纷纷谴责哥特沙克的分裂活动,拥护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1850年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了近十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形势以后认为,1847年的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在经济开始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在最近一段时期,新的革命高潮不会马上到来。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改变同盟斗争策略的主张,这就是把原来准备发动革命的策略,改变为长期积聚力量,以便迎接新的革命的策略。

但是,就在这个时刻,马克思、恩格斯的正确主张,遭到了同盟中央委员维利希、沙佩尔等人的反对。沙佩尔纠合了一些不坚定的盟员形成一个集团。他们害怕进行艰苦的积聚革命力量的工作,不顾革命暂时低落的事实,用“革命”的词句代替对客观现实的唯物主义分析,企图采用冒险主义的办法,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德国举行新的起义。他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1850年9月15日,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恩格斯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但是,他们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他们非法地另立“中央”。在这样的情况下,同盟中央委员会的驻地由伦敦迁往科伦,并委托科伦支部建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坚决斗争,新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将维利希和沙佩尔等人清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

科伦的新中央委员会开展工作后不久,1850年10月,普鲁士反动当局就策划了“科伦共产党人的审判案”,进行迫害。1851年秋天,普鲁士王室派员到巴黎和法国警察当局谈判,要求它协助德国方面迫害侨居法国的盟员。德国警探还利用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和同盟中央对立的机会,派遣警察打入他们在法国的组织,并篡夺领导权。在普鲁士当局的迫害下,一些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被判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被捕人员表示深切的关怀,竭力设法营救。在科伦审判案开庭之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运用确凿的证据和材料,对政府的阴谋一一加以揭露和驳斥,结果使得审判案件的法庭成为揭露反动政府罪行的场所。科伦审判案表明:真正的罪犯不是科伦的共产主义者,而是那个伪造罪证、迫害人民的反动政府。

科伦审判案表明,反动派对同盟的迫害加强了。在这种形势下,需要建立一个更坚强、更成熟的无产阶级组织来领导受到暂时挫折的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者同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1852年11月17日,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同盟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从成立到解散的五年期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积极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竭力把工人运动引向正确的革命道路,在革命运动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证明,它“是一个极好的革命活动学校”[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斯斯选集》第四卷,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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