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于1844年8月在巴黎会面以后,到1848年初这一段时期里,他们一方面投身于当时工人运动的实践,批判各种危害工人运动的错误思潮,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另一方面,他们不断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从事大量的艰苦的科学理论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先进思想的优秀成果,并加以革命的改造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41-442页。]。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有三个来源,就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对这些理论一一加以审查,并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重新加以检验,进行新的探讨和批判,对于其中一些合理的因素,进行革命的改造,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

德国古典哲学是从康德开始的,其著名代表是黑格尔(1770—1831)和费尔巴哈(1804—1872),通常说的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指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黑格尔阐述了关于发展的思想,揭示了世界是一个不断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永恒的运动过程中,并认为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基础。黑格尔表述了辩证法的基本思想。但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世界是一种神秘的“绝对精神”创造的。黑格尔的所谓“绝对精神”,就是上帝的别名。由于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束缚,他的辩证法也是很不彻底的。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地位。他坚持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物质决定精神而不是精神决定物质。然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和不彻底的,在解释社会现象时,也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合理部分,扬弃了其中的错误部分,并加以革命的改造,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他们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但同时他们又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创造的,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这些学说的同时,吸收了他们的劳动价值论的合理部分,仔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特点,揭示出隐藏在商品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科学地证明,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形式上是偿付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只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则是工人创造而资本家不付报酬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家利润的来源。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彻底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基础。

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生活在十九世纪初期,目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他们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世界”。他们企图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曾提出过一些诸如人人参加劳动,消灭城乡差别等积极的主张。他们也主观编造出了一些使工人解脱剥削和改革社会的方案。但是,他们不懂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否认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而把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身上,幻想依靠贵族、资本家的帮助实现他们的“理想社会”,这当然是十足的空想,因此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使马克思、恩格斯能够更好地批判和改造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他们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指明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创立,决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将三个理论来源简单地继承和凑合,而是对它们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改造;同时,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78-299页。]。

马克思主义是“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19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共产生义理论的过程,也就是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过程。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正面临着巨大的革命风暴。无产阶级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流行着各种错误的思潮,如魏特林的空想社会主义、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严重地危害着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为了使工人运动更好地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马克思、恩格斯同这些机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魏特林(180—1871),原是德国的一个裁缝工人,1836年加入正义者同盟,成为同盟的一个主要领导人。他曾尖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主张用暴力推翻旧制度。但是,他根本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认为要达到“共有共享的社会”,不是靠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而是靠乞丐、罪犯等流氓无产者,靠少数人的密谋暴动。他把革命看作是自发的,反对有组织的群众阶级斗争,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很清楚,魏特林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只能把工人运动引上毁灭的道路。最初,马克思、恩格斯对魏特林寄予很大的希望,曾多次耐心的帮助他,希望他改正错误,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但是,魏特林始终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和宗派立场,最后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公开声明同他决裂,以便教育无产阶级。后来,魏特林到了美国,脱离了工人运动。

在反对魏特林斗争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赫斯、克利盖、格律恩等人。他们抹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公开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他们用什么“博爱”、“人道”、“永恒的正义”等抽象词句,诱使工人阶级脱离阶级斗争,跟资产阶级和反动派去讲“爱”,实现一种以“爱”为基础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揭露了这种假社会主义的反动实质,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企图掩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维护危机重重的普鲁士王朝。马克思、恩格斯一起写了《反克利盖的通告》,这一文件揭穿了克利盖等人关于“爱”的胡言乱语。《通告》的传播,使克利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1846年8月,恩格斯在巴黎还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另一头目格律恩展开了面对面的激烈斗争,有一次辩论继续了三个晚上。在辩论中,恩格斯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为共产主义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辩论的结果,科学社会主义又一次获得了胜利。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蒲鲁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流传很广,严重地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科学共产主义的传播。蒲鲁东(1809—1865),出生在法国一个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本人做过排字工人,后来又开办过一个小印刷所。四十年代初,他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提出“财产就是盗窃”这一论断而出了名。1846年,他写成并出版了《贫困的哲学》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机会主义观点。他反对资本主义大私有制,却幻想小私有制永世长存。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张社会改良。他鼓吹以组织各种合作社,开办“交换银行”等办法来摆脱资本主义剥削。他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鼓吹无政府主义,并提出“打倒政党,打倒国家”的荒谬口号,提倡个人“绝对自由”。1847年,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马克思写了《哲学的贫困》一书,系统地批判了蒲鲁东的政治、哲学和经济观点,揭穿了这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骗子的反动嘴脸。

在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的斗争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地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西欧各国工人中间传播,为日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准备了条件。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把创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个组织的任务是同各国工人团体和社会主义团体建立联系,进行科学共产主义的宣传。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正义者同盟”的活动。正义者同盟成立于1836年,最初只是侨居巴黎的德国工人的秘密团体,后来活动范围逐渐扩大,成为当时国际性的一个工人组织。但由于缺乏正确的革命理论的指导,并受到魏特林的空想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严重影响,思想混乱,组织涣散,不可能担负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重任。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同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使同盟的大多数盟员日益倾向科学社会主义。1847年初,马克思、恩格斯接受同盟领导人的邀请,加入了这个组织,以便在内部把同盟改组成为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纲织。

1847年6月,在伦敦召开了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恩格斯出席了大会,并为同盟拟定新的章程。为大会所通过的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572页。]章程的其他条文规定:同盟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铲除从前那种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密谋活动的方式。大会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过去“人人皆兄弟”的错误口号。从此,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出现在政治斗争的舞台上。

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出席了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同盟的纲领。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最后,大会一致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原则,并委托他们起草宣言,作为同盟的纲领公布出来。这就是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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