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与政治授权

到1966年,中国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个重大困境。共产党被中国宪法赋予了最高权力。但是,如果没有人民的适当监督,各级党的领导都会有人类固有的傲慢和腐败的倾向。越来越多的党内领导人的腐败最终会导致党作为一个机构的腐败 - 从量变到质变。[1]

由于腐败的机构无法以有效的方式发挥领导作用,最终,这个方向的发展将导致其走向灭亡。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毛泽东发动了了多种运动,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在之前的所有运动都失败了之后,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最后的手段。文化大革命与以往的所有政治运动都有所不同,因为它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绕过了地方党的领导,并强调了让群众自己掌权和教育自己的原则。[2]

挑战即墨领导者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从中央政府到省,市,县,一直到公社和村庄, 党委员会 - 更常见的是党委书记 - 在各级掌握权力。党委和党委书记有权制定,解释和执行土地法。[3] 由于党内发起的各种政治运动,包括清理党内腐败的政治运动,党委常常派出“工作组”去较低级别的机关执行。

“党的领导”经常被各级中共领导人奉为圭臬。对领导人个人权威的挑战和对错误的批评可能会被定为反党分子,挑战者受到严厉的惩罚。在文革开始时,党委和他们的工作组沿用这套方法来镇压挑战者。换句话说,由党委派出的领导文革的官方工作组被用来镇压那些独立的对党内权力进行批评的活动,而这些活动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所鼓励的。JIMO县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1966年6月20日,在即墨第一中学,高中生王思波和物理老师李英亮以及其他学生和老师一起贴出了他们的第一批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这些打字批评了学校的教育政策和实践。他们指责学校作为该县最高的教育机构,在招收学生的时候过分强调分数,这相当于歧视那些工人阶级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不得不努力在家里干活分忧而导致成绩落后。他们还指责学校将普通教师和学生排除在学校决策过程之外。他们要求彻底改革学校的教育政策:向工农阶级的孩子敞开校门;并允许学生和普通教师在学校管理中发表意见。 [4]这对学校党政当局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学生和老师的行动是响应那些鼓励批评学校当局的号召,这些号召主要来自在北京的毛泽东的激进支持者在大众媒体上的发声。他们为什么冒着风险做这些事情呢?

即墨县党委对这个挑战迅速作出反应,第二天,即1966年6月21日,它向即墨第一中学派出了一个工作组。工作组由七十名行政级别至少是17级的官员组成,他们大多是县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副负责人。该小组由县委组织部主任张俊光领导。[5] 在6月22日,也就是工作小组进入学校的第二天,工作组将那些写大字报的学生和老师称为反党分子。指控的理由是:反对学校党委就是反对县党委,反对县党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仿照北京类似工作组的行动,即墨县工作组将物理老师李英亮,音乐老师邱立建,体育教师牛英光称为学校的“三家村(三家村)反党集团”。[6]为了将学生的愤怒从学校的党支部那里转移,工作小组还将攻击指向学校其他有影响力的教师。学校所有的知名教师丁世武,宋雅,郭启光都被打为“黑类分子”。在党组织的指导下,有地主,富裕农民和资本家庭背景的教师受到学生的批评和骚扰。[7]

7月19日,在官方派出的工作组的鼓励下,即墨县第一中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将学校里20名作为学术权威的高级教师从即墨市第一中学带到即墨镇的市场。 在那里,在一大群人面前,他们剃掉了这些人头上的一半头发,作为羞辱他们的手段。[8] 第一位挑战党的教育政策的老师李英亮是当天失去一半头发的人之一。 此外,他被指控为反革命起义的总司令,这是一种可判处死刑的罪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主导了对党委领导的攻击的学生领袖被称为反党分子。 王思博,王占军和即墨第一中学的其他三十名有影响力的学生被软禁了五十多天。[9]

即使不是命悬一线,面对自己岌岌可危的事业,反叛学生是绝望的。 他们设法说服一位同学的在即墨县邮政局工作的哥哥,在午夜向中央政府发去电报,报告他们遭受的压迫,并请求中央当局拯救他们。 但是,所有的保密和计划的努力并没有隐藏好他们的行动。 电报被发现,发送电报的邮局员工也被软禁了。

1966年8月初,党委和工作组支持组织官方学生红卫兵团体。 [10]即墨第一中学的红卫兵是由学校工作组组织的。 只有家庭出身良好的的学生被允许加入。[11]有着资本主义家庭背景的女学生鲁秀云是一个例外,因为她在群众集会上谴责她的资本家父亲陆景山。[12]南河村与即墨县的其他村庄一样,也有一个官方的红卫兵组织,主要由共青团成员和民兵组织核心成员组成。 批评党委的学生领袖们遭到了来自在党领导的工作组及其指导下的官方红卫兵的迫害。[13]

俞正阳、周贤杰,来自城关公社大同村的两名农民,小坡公社八里庄村的曾增石,颍上公社夏天村的周遵勋,凉山公社萧玉庄的王成堂等人被逮捕,因为他们组织了一个名为“农民革命造反兵团”的反叛团体,以及写大字报来挑战他们的村党支部书记。县公安局局长田世典、县武装部部长张少峰在逮捕令上称这些人为反党分子。[14]在这个阶段,即墨县的文化大革命看起来似乎是对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重复,在那个运动中,其中那些听从毛泽东“百花齐放”的倡议的人后来因为向当局表达不满而受到惩罚。

破四旧

在其他方面,由于中国革命的传统敌人—旧地主、资本家和富农—成为攻击目标,即墨县文化大革命的开场看起来像是第二个土地改革。为了转移对自己行为的批评,官员鼓励对旧阶级敌人进行再次攻击。方子街村著名地主孙建安和前资本家谢子辉所拥有的豪华服饰,家具,饰品,金银器皿,均在市场上被展示出来。孙建安的整个家庭都开放供公众参观。 在南河村,官方的红卫兵团队从地主傅香山的家中没收豪华的家具和衣服,并将其分发给贫困的村民。[15] 难怪开始的时候,许多村民误以为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第二次土地改革。[16]

来自福利的王晨贤曾在日本占领期间担任伪军的一名医务官。王受到这些官方红卫兵的身体折磨,即使他坚持说他一生都没有做过任何错事。[17] 前资本家刘子胥拥有国民党旗帜,是国民党过去的遗留物,这个被官方红卫兵作为反革命罪行的证据。 由于这个原因,他受到了折磨。[18]

来自南江村的孪生兄弟楚鹏瑞和楚雷瑞虐待了他们的妻子。 他们的母亲被认为是虐待的煽动者。他们被戴了大纸帽子在村里游行。楚的妹妹当时才二十岁,提出抗议并被也拖入游行队伍。来自南江村的袁有奎,曾经做过土匪,后又隶属于国民党军队,并在辽沈战役期间加入解放军。他在部队里有一个下属,名叫林彪。他常常告诉村民们林彪有着长长的眉毛,喜欢沿街边走。袁甚至吹嘘自己曾因为林彪不服从而两次打过林彪。当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时,袁受到了调查。 幸好,调查发现,他所谈论的林彪是另一个人。[19]

即墨县的官方红卫兵也热情地紧随北京的红卫兵的脚步来破除四旧(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和旧习惯)。在即墨县,破四旧的运动,在其密集的阶段,持续了几个星期,烧毁了旧书、旧画,破坏了旧寺庙。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官方红卫兵完成的。即墨第一中学的官方红卫兵起到了示范作用,来自不同村庄的红卫兵也纷纷效仿。在即墨,要破除的主要目标是迷信的葬礼和婚礼仪式。 即墨县第一中学的红卫兵命令,即墨镇的三家棺材商店下令关闭。制作和销售花圈和纸人等其他祭祀用品的商店,此后遭到声讨,之后就没有顾客光顾了。红卫兵烧毁了在市场上用于婚礼和葬礼的轿子。他们说只有剥削阶级需要由他人来抬.[20]

这场运动的公开的目标是改变旧的思维方式和旧习惯。红卫兵认为,迷信的仪式和做法纯属欺骗,对社会进步有害。[21]在他们过分热心地消除迷信的旧文化和旧习惯的过程中,他们也以非常幼稚的方式对准旧思想和旧文化的工具:摧毁它们。[22]刘县古塔,坐落在即墨县西部马山脚下的著名宝塔,被即墨一中的官方红卫兵与附近村庄的红卫兵合作摧毁。南朝村的前地主管兆寅在巨大的水池里面有着各种美丽的杂交金鱼和各种漂亮的岩石。他还有一些漂亮的鹦鹉和在笼子里玩各种小玩意三只白老鼠。该村的官方红卫兵谴责他们是剥削阶级的文化并在公共场合将这些东西摧毁。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气候中。许多普通的村民烧毁了他们自己的旧书和旧画集,其中一些是出于革命的热情,另一些是担心惹上麻烦。[23]

当然,从地方政府官员的角度来看,破四旧并攻击以前的地主、资本家和政治敌人的做法,是转移注意力并保护自己免受攻击的有效方式。

混乱和政治赋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1966年8月主持了“十六条”的起草工作,十六条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区分了作为组织的共产党和作为个体的党委领导,并强调了文革的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4]在“16条”发布之前,毛泽东已经就此发表了演讲。 1966年8月4日,在中共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为什么反对北京市新一届党委的人被贴上反党的标签?为什么北京市新一届的市委在它压制群众的时候不被反对?”[25]“十六条”被公开宣传后,个别党派领导人很难用“党的领导”作为反对批评的盾牌。[26]“十六条”为文化大革命划定了政治平台,并在地方一级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发起了对“资本主义道路”的大规模攻击。[27]毛泽东决定允许对当地党委书记进行全面攻击。为了创造机会给群众赋权,攻击当地党领导可能造成的“混乱”是毛泽东愿意付出的代价。

毛泽东决定绕开地方党委等权威执行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他不希望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倡议成为另一场反右派运动,这将使当地党委领导以牺牲敢于挑战他们的人为代价来保护自己。在文革期间驻守即墨县的陆军团长崔建平告诉造反派领导人,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文职机构中,那些敢于批评上级、有独立思想、有工作能力、不想花费时间和精力来恭维上司的人总是陷入困境。崔先生说,为了在官场上取得成功,一个人必须是“猪”或“狗”。那些不想成为猪或狗的人永远不会在官场上取得成功。那些拥有独立思想并有能力的人最终会在这种政治文化中被筛除。一直以来,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模式是,那些花精力、想办法来奉承上司的人得到晋升,那些在工作中更有能力和诚实的人却往往成了牺牲品。[26]

文化大革命威胁到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这种旧的模式。 它使普通民众能够挑战不同层级的党的干部对政治资源的严格控制。这就是大多数党委领导人谴责它并且大多数农村人民支持它的原因。 “十六条”和毛泽东的支持解放了整个中国受到压制的叛乱分子。它还剥下了当地“独裁者”不可侵犯的外衣,普通人把这些人称为“土皇帝”,并对他们进行大规模批评。

文革前的中国政治文化为土皇帝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某些官员就有可能成为一名土皇帝。即墨的前造反派领导人兰成武和王思波说,毛泽东之所以把他的1966年革命称为“文化革命”,因为他想培养一种更民主的政治文化,以消除土皇帝现象。[30]

群众组织和政治动员

随着“16条”的发布,在地方党委领导的主持下组建的官方红卫兵组织很快就解散了。独立的造反组织开始出现。许多人用群众组织一词来称呼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群众团体。我个人认为有必要区分群众组织(mass organizations)和群众协会(mass associations)。前一个术语将适用于民兵,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妇女协会,工会和官方红卫兵等组织,这些组织由中共设立并具有官方性质。后一术语是指主要以自由联合的精神形成的独立红卫兵团体。1966年8月“十六条”出版后,在即墨第一中学,十几个独立的造反红卫兵协会在一夜之间涌现出来。不久之后,这些独立的造反协会在即墨第一中学革命的旗帜下组成了一个统一战线——造反联络总站。反过来,随着农民和工人联系他们,这个群体成为整个县的领导者。造反学生还前往工厂和村庄帮助组织造反工人和农民。[31]

来自大同村的杨希哲重组了之前被取缔的农民革命造反团。金维安和于建准在艺术家之间创立了造反协会。物资供应局的蒋晓明在县政府的不同部门组成了造反协会。黄香翠和王世贵在公安局、法院和检察院的员工中发起了造反协会。牛西丽是金融和商业组织员工造反协会的负责人。即墨拖拉机站的颜志德,即墨五金厂的金可信,以及即墨利克工厂的周培新都是工人造反协会的领导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墨县的每个村庄和工厂都出现了几个造反协会。为了协调他们的行动,造反协会在孔大公社的旗帜下形成了一个统一战线,团结了即墨县的每个村庄和每个工厂联合了不同的造反团体。而那些倾向于捍卫党政当局的派别也被组织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作为主力军。[32]造反分子和党领导人的捍卫者都被称为红卫兵。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分子被称为造反派,捍卫者被称为保皇派,这就将人民分为两大派系。我将造反派称为红卫兵并将其与其他派别区分开来。

这些自我组织的造反团体与官方的红卫兵根本不同。 一些造反领袖,如第一中学的兰成武和王思波,此前曾受到工作组正式组织的红卫兵的压制。 其他造反领导人,如即墨拖拉机站的颜志德,即墨五金厂的金科新,交通站的朱祥春,大同村的严希哲,都在文化革命初期因为批评党的干部而被当局镇压。因此,他们对各自单位的党委领导怀有不满。[33]

这些工人和农民不像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抱有天真和高尚观念的年轻学生,他们出于非常实际的原因参加革命。他们造反是因为他们对即墨当地党委领导以及他们中一些人处理事情的方式不满意。 他们指责党的领导人将他们的单位变成小的独立王国,歪曲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他们自己的武断政策,压迫挑战权威的人以及窃取公共资金。 在文化大革命之初,他们的挑战被当地党委领导称为反党和反革命。现在毛泽东的“十六条”给了他们支持,他们觉得自己有了权力。他们说: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给毛主席争气。[34]

在工厂和村庄建立群众协会给了造反派们前所未有的权力。由于不同的工厂和村庄中的造反派相互联系起来,他们成为一种重要的集体力量。 1966年8月下旬,即墨县第一中学的造反学生驱逐了工作组,并迫使工作组负责人张俊光和他的下属放弃了他们收集的造反学生和教师的所有“黑材料”, 并向有关人士道歉。 造反学生还带着县委书记陆道平、县政府负责人王庆春和其他一些县领导去看学校、村庄和工厂里的大字报,收听造反派的广播,作为教育他们的方式。[35] 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支持,没有群众协会的制度支持,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不可想象的。

即墨县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袭击了警察局局长田世典和武装部部长张少峰,因为他们曾经逮捕过造反派领袖。 大同村的农民造反派组织举行会议,五次谴责田世典。 即墨第一中学的造反派学生组织迫使张少峰三次参加批评会。 在一次斗争中, 张拒绝承认逮捕造反派领袖的罪行,一些学生撕毁了张少峰的军装。[36] 最后,即墨县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迫使警方释放了在文革开始时被捕的俞正阳和其他造反派领袖。[37]

来自南江村的十六岁的学生兰成武,是即墨第一中学十几个独立造反派组织之一的领导人。 他和他的同志们称他们的团队为 “红无畏造反队”。 他还在狱中写了一封支持俞正阳的公开信,并谴责警察逮捕造反派领导人。 农民们复印了他的信并把它贴满了即墨县的每一个地方。 兰成武和他的同志们自己花钱买了一台打印机来出版他们的《红无畏战报》,每天工作很长时间,有时甚至不休息。 除了出版报纸,他们写了大字报,批评即墨县和学校的党委领导们。 他们在市场上免费分发报纸和小册子。[38]

起初,造反派参与这些政治活动必定会面临骚扰和折磨。来自城关派出所的警察李虎试图阻止兰成武和他的同志阎立波在市场上发布报纸。他们拒绝了。李虎把他们带到警察总部。在警察局内,李虎没收了所有的报纸,并对他们进行搜身。在骚扰了这两个学生一段时间之后,李虎以通常的无理的方式释放了他们。但是这两名学生拒绝离开并要求对非法骚扰道歉。当他们没有得到道歉的时候,他们立即在警察总部内开始绝食抗议。农民、工人、学生和教师蜂拥到警察局,以支持这两名学生。紧接着,抗议警察的骚扰,要求道歉的大字报覆盖了警察总部和邻居的墙壁。派出所所长孙长乐不得不与学生谈判,以结束对抗。他找来学生的父母,希望他们能说服自己的孩子回家。但学生拒绝让步。最后,孙先生道歉并承诺将惩罚李虎的非法行为。

当兰成武、颜立波等造反派保卫自己,并使得傲慢、咄咄逼人的党委领导受到猛烈的批评和肉体惩罚时,旧的政治文化的捍卫者认为这是“灾难”和“混乱”。 但这种所谓的“灾难”和“混乱”也使群众能够与当权者对话。

文化大革命期间涌现的群众组织在政治赋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中国宪法赋予中国人民结社自由,但农村人民在文革前没有享受过这种自由。由于中共党支部占据主导地位,不允许存在任何挑战者,所以除了村民党支部控制的民兵和共青团之外,农村地区没有政治协会或团体。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农村地区群众组织出现的同时,地方党组织瘫痪。

我研究的村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各自发展了三到五个群众组织。 南江村有四个群众组织,姚庄有三个 ,郭村有四个。这些群众组织主要是以自由联合的精神形成的,享有极大的独立和自由。他们跨越了氏族和家族。来自同一个家族和同一家庭的人通常会加入不同的组织。人们聚集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相同。除了极少数人之外,所有成年人都参加了这个或那个群众组织。

在即墨市,小学生也有自己的红卫兵组织。 金克庆、金克柱、王思影、王希英、顾敦民、黄克强是南江小学的小学生。 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红卫队,设计了红卫兵袖章,并印制了自己的小册子。 他们写了一些大字报,指责他们的学校校长宋燎仪吃了学生从田里收集来给学校的红薯。 小学女教师朱继英将她从学生身上没收的玩具带回家给自己的孩子,学生们要求她承认错误并将玩具归还给原来的主人。[40]这些以前的小学生,在他们四十出头的时候,回忆起这些经历,把它们称之为政治赋权。

这些群众组织与其他村庄、县城和省会的政治观点相同的群众组织有联系。 他们去其他村庄和县城支持他们的盟友,并在需要时获得盟友们的支持。 他们都宣称效忠毛泽东的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因为这些赋予了他们权力。 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和理解是不同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群众组织在一个村庄被分为两个主要派别。 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要推翻旧的村委会的领导。

通常情况,一派是由对农村党的干部不满的人组成,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解决过去错误的机会。 另一派是那些更青睐旧有的村党委的人,并希望保护他们。 因为他们不想被贴上“老保”(保护当权派)的标签,他们也写了批评领导人的大字报,但他们的语气不那么苛刻,而且他们的行为总体上不那么大胆。 位于南村的“恒威造反兵团”和姚庄村的“大无畏”都是各自村庄的多数派组织,旨在推翻村里的旧的党的干部,反对的组织倾向于保护村领导。[41]

不同的群众组织为了争取村民的支持而相互竞争。他们召开群众大会,谴责村干部,迫使村干部屈服,承认自己的错误行为。 在某些情况下,村里的党干部也会遭受暴力对待。 在姚庄村,党委书记遭到殴打。 他的部分房屋被拆除,建筑材料被没收。 在南江村,党委书记及其副手在夜里被带离家中,接受批评,他们家庭的自行车被群众组织没收。[42]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普通村民没有正规渠道向村党政干部表达意见和不满。他们的愤怒和沮丧只能压抑起来,等待爆炸的机会。当机会到来时,爆炸有时是暴力和过度的。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这些村民的愤怒和挫折的爆发,在赋予农村人民权力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非常积极的影响。普通村民实现了自己的权力,旧的村党委领导见证了普通百姓的能力。两者都是普通村民政治赋权所不可或缺的。一些村民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村民们在村党领导面前感觉矮人一头,并且在街上遇见时,他们总是先向他们点头。文化大革命后,普通村民不再感到沮丧,村领导和这些领导人经常在街上遇见时首先向普通村民打招呼。[43]

辩论、大字报和政治赋权

“四大”,指的是大鸣(充分发表意见)、大放(充分的自由)、大字报和大辩论。这些是文革期间普通民众广泛使用的政治手段。在即墨第一中学的学生和老师推出他们的第一批大字报批评学校领导后,大字报也成为村民和工人们的武器。村庄街道和工厂车间都贴满了大字报,向村领导和工厂经理表达了不满。其中一些不满可追溯到大跃进时期。例如,在南江村,人们张贴了大字报,要求村党支部书记、党委副书记和村民会计师承认,在大跃进后的粮食短缺期间,他们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分配的粮食数目。村党委副书记的妻子在大跃进期间死于食物中毒,不久,他与村里的杂货店店主结婚。一些村民怀疑副党委书记妻子的去世有蹊跷,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机会证实他们的猜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村民写了大字报,要求副书记解释他妻子去世的情况,以及如何快速再婚。尽管已经太过于久远,而无法得到问题的答案,村民们感到被赋予了权力,能够问他这些问题。[44]

大字报是一种非常灵活,有效,便捷的政治手段。所需要的只是一些墨水,一些纸张,一把刷子和写作的能力。即使一个人不能写作,他或她总能找到其他人来帮忙写一张大字报。家庭主妇刘美玉不知道怎么写,所以她让别人为她写一张大字报。在她的海报中,她询问了她的生产队长张敏在过去几年里用从她那里得到的钱做了什么。刘的丈夫是一家工厂的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几年里,生产组长要求刘给他钱,用来支付她的家人从生产队获得的粮食。每次她都给了他所要求的金额。但她没有收据,而且这些钱在粮食分配方面没有任何影响。她很怀疑,但她不敢问任何问题,因为被生产队队长激烈的言辞和态度所吓倒。别人推出的大字报给了她勇气,最后她推出了自己的一张。[45]

强大的村和生产队领导被指向他们的大量的大字报所震撼。他们的傲慢气焰消失了。日常政治中的这些微妙变化,给刘美玉这样胆小的村民赋予了权力。在贴出了大字报后,她甚至更进一步面对面地挑战生产队队长,想让他承认,他花光了多年来从她那里得到的所有钱。[46]

大字报作为弱者的武器,使得村民们受益很多。[47]这就是为什么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为乡村中广泛使用的媒介的原因。街道墙上覆盖着层层叠叠的大字报。在墙面空间用尽之后,设置了木质公告牌(大字报棚)以容纳更多大字报。许多人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并对其缺席的政治后果感到遗憾。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字报不仅弥补了新闻自由的缺席。大字报的作家不需要取悦任何一位编辑,也不需要有很大的声望。这个平台专为满足普通农民、工人和其他人参与政治生活的需要而量身定制。村民们说,如果他们对自己村里发生的事情不满意,他们可以写海报来发表意见。在一个中国村庄,一个大字报会很快吸引人们的注意。[48]因此,个人可以轻松地将他或她的关注点放在公共论坛中。其他人也可以写作并参与讨论。这种方便的政治武器使普通民众获得了权力,这是共产党官员和村党委领导非常讨厌这种武器的原因之一。

除了大字报外,大辩论也在普通民众的政治赋权中发挥了作用。 在即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公共场合,群众组织互相之间和党内领导人之间进行辩论。就像大字报一样,这些公共论坛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发表意见的机会。 来自南江村的兰成武、灵山村的王思波、来自士兵家庭的王占军、普通工人焦传发和其他许多造反派领袖在这些公开辩论中学会了发表效果良好的演讲。 他们说,他们公开发言的能力正在增强。[49]

今天,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派系辩论会,大字报以及对当权者的批斗会等群众性会议,在赋予普通人权力方面的作用。 有些人认为这些事件无关紧要、造成麻烦、破坏生产、破坏单位的和平与统一。 在目前的政治氛围下,人们很自然地断定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事情在政治上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像兰成武和王思波这样的旧的造反派领袖认为,大辩论、大字报和对村领导的集体批评,对于即墨的农村人民来说,是一个政治觉醒的过程。村民们通过大字报、大辩论和群众批判大会展示的意见和批评,可能没有很高的理论素养,但兰和王都说,这些活动促进了普通村民言论自由的民主习惯的养成。[50]

串联和政治赋权

串联是指文革期间北京青年到外地去传播革命信息,以及来自其他地方的人到北京和井冈山、延安等革命圣地的旅行,以获得革命经验。 这些旅行给年轻人提供了机会,让他们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地区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少有人到过集镇范围以外的地方。 在即墨县,年轻人从北京回到县城后,他们获得了新的视角,文化大革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生们串联回来后, 独立的群众组织出现了,破四旧的运动也停止了。[51]

1966年,二十名14-16岁的农村青年离开即墨县的农村中学步行前往北京。 他们是自己村庄里去北京的第一批年轻人,在此之前他们曾经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村东15公里外的一个地方。 他们举着红旗,决心一路走到北京。路过的公交车司机停下来,想带他们一程,但是他们拒绝了,决定继续走过去。他们白天走路,晚上在沿途的不同学校设立的各个接待中心休息。在这些接待中心,他们遇到了来自其他地方的学生,并与他们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他们阅读和抄写大字报。他们收集并阅读了不同城市和城镇红卫兵组织出版的大量政治小册子。 当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并与他人交换意见时,他们感到在政治上获得了权力。[52]

在北京以及去北京沿途的其他城市,他们大开眼界。城市的学校教室比他们自己学校的教室要好得多。 他们有玻璃窗,电灯,更好的桌椅。 城市的人们主要吃白面馒头、蔬菜和肉类等。在学生们自己的家乡,家里种植小麦、养猪和家禽,但小麦面粉和肉类,甚至大多数蔬菜对他们来说太奢侈了。他们只在有客人来和节日等极少数情况下,才会享受得到。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自卑,但他们也对农村和城市地区生活水平的差距感到愤慨。[53] 认识到生活水平和教育机会方面的差距是政治学习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即墨农村,串联也包括人们努力联系其他村庄、工厂和学校的人,以传播信息和建立联系。前往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学生将他们学到的知识传播给了县里其他学校和其他地方的人们。他们从北京回来后,兰成武、王思和及其同志们多次前往偏远的村庄,与村民和农村学校的学生和交谈。这些旅行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过程。正是在这些旅行中,兰成武和他的同志们了解到农村干部普遍存在腐败现象。村庄土皇帝们的暴行包括盗窃集体粮食、与其他人的妻子通奸、压制那些敢于挑战他们的人。这些暴行激怒了兰和他的同志们,他们下定决心要维护文革。[54]

今天官方的历史记录强调了串联对国家交通系统的破坏性影响。大量免费乘坐火车旅行的人堵塞了铁路系统,并扰乱了向工厂运送原材料。因此,一些部门的工业生产在1966年有所下降。一些学者将串联视为无聊的城市青少年的免费观光旅游,因为学校关闭,他们没有别的事情可做。[55]其他人则认为串联是学童浪费时间和滥用国家资源。[56]但曾经的农村红卫兵强调,他们的串联经历不仅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农村社会。串联为农村儿童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城乡教育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兰成武和王思波怀疑,如果没有与其他地方的红卫兵的接触以及他们从串联中获得的经验和勇气,他们就没办法打倒县里共产党当权派。[57]

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与政治赋权

在即墨,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也有助于赋予农村人民权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语录》的红宝书和《毛泽东选集》的四卷本在农村地区广为流传。[58]在群众大会上向村民宣读和解释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的指示。相对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哲学,“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东西。 1967年初,即墨县的驻军向工厂和村庄派出了3,070名官兵,以帮助推动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他们到村民家中学习并解释毛泽东著作的意义。来自南江村的三位家庭主妇,张文英,金爱玉,林秀英,至今还记得到他们家中解释毛泽东著作的解放军士兵。[60]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个人都在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村民们把毛泽东的书放在随身携带小书包里。当他们去地里干活时,他们带着语录牌(一块木板上写着毛泽东的语录)。他们在休息时间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在南河、窑头和国村,年轻人建立夜校,教授毛泽东的著作。年轻人到那些无法上夜校的人家里去教学。学童们正在教他们的文盲父母和祖父母,妻子和丈夫互相帮助阅读毛泽东的著作。通过大量的努力,毫不奇怪的是,每个人都可以背诵毛泽东的一些语录并且大多数人可以背诵老三篇。[61]许多村庄的年轻人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村里表演样板戏和其他自制节目,向村民传播基本的毛主义的原则和思想。毛泽东的语录被放入歌曲中。因此,大多数农村青年可以唱这些北京歌剧并引用毛泽东的话。 [62]南江村的张秀英,一个不识字的家庭主妇,学着唱会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以及许多其他语录歌曲。每当她面对艰巨的任务时,她都会唱这首歌鼓励自己。她说唱这些歌给了她力量。[63]

从根本上说,样板戏和毛主席语录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 他们提倡民主的现代政治文化,并建立了一个虽然措辞松散但要求极高的官方行为准则。 他们呼吁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他们要求政府官员关心群众的生活。 他们谴责高压的政治行为,并提倡在与不好打交道的人处理关系时,要做细致的说服工作。 所有这些品质都体现在的样板戏的主要人物身上。 毛主席语录和样板戏的主要人物有两个功能,他们为政府官员们提供了很好的榜样。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普通人提供了一个正确的干部作风的标准。

样板戏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唯一文学创作。 我采访过的村民向我描述了在文革时期村里,公社和县级的许多具有当地特色的表演。 这些年来,几乎每个村庄和工厂都有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这些团队制作了各种各样的戏剧,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65] 我们在中国不再看到这些地方级别的表演。

在外界人士和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们看来, 基于毛主席语录和样板戏的歌曲构成了一种极端的个人崇拜。 [66]这种评估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67] 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个人崇拜有助于给普通中国人赋予权力。 普通村民用毛泽东的话来保护自己的利益。[68] 一些外界观察家没有意识到,毛泽东的作品事实上已成为农村人民的宪法。 更重要的是,这事实上的宪法成为普通村民的有效政治武器。

文化大革命的宣传之一,就是毛泽东思想将成为普通人手中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武器。 事实上,毛泽东的作品确实成为许多普通村民手中的有力武器。 他们用毛泽东的话作为武器与滥用权力的村干部辩论,并作为衡量村干部行为的尺度。 曾经压制甚至殴打普通村民的村干部现在不得不接受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宪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著作促进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是平等的这种观念的传播,并最终促进了普通村民的政治赋权。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普通民众起来反抗上级的革命,毛泽东的话给普通村民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权力。郭胜,即墨郭家乡的一位七十岁的文盲农民,在1965年以前曾被人认为是老傻瓜而遭到解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别人的帮助下,学会了背诵毛泽东的三篇最值得尊敬的文章,这对于一个文盲的农民来说是不小的壮举。在田间休息时,他背诵毛泽东的作品,并向别人解释他对毛泽东作品的理解。没有人敢再嘲笑他了。他利用当时的政治话语获得了个人尊严。【69】

对文化大革命的学术批评认为,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其实是把毛泽东的话当作最终权威,是一种盲目服从。[70]的确,在中国,很少有人对毛泽东的著作进行过任何理论上的思考,特别是在文革期间,这的确令人伤心的。然而,批评家有时会忘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普通民众最迫切的需求。对于文盲和无权无势的村民来说,从理论上思考毛泽东的著作不是当务之急。用毛泽东的话作为武器武装自己,以反抗官员们的胡作非为,并克服他们传统的顺从文化,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把毛泽东的著作作为最终的权威,给普通村民提供了保护,使他们免受那些主宰他们日常生活的任性的地方政府官员的伤害,并让农村人民真正感受到了他们拥有权力,这是前所未有的。

对许多西方学者来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信息极其含糊。例如,安德鲁·沃尔德曾写道:“要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所说的‘资本主义复辟’或‘新兴的资产阶级’71等观念的真正含义,需要非凡的精力和想象力。然而,对于中国人,甚至对于文盲村民来说,这些术语并不难掌握。对于我采访过的许多农民来说,“资产阶级复辟”是指土地改革的成果,回到旧社会的生产方式,而“新兴的资产阶级”是指那些不参与工作,却像老地主和资本家一样到处指挥人民的党员干部。72

毛泽东的文章《为人民服务》是文革时期鼓励人们背诵的三篇散文之一,篇幅不到三页,但其中包含着几条直截了当的信息。首先,它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军队除了为人民服务之外没有别的目标。这个信息破坏了官员自私和腐败行为的合法性。第二,党政领导干部不应怕批评,如果批评正确,就要接受批评,并付诸行动。这一原则赋予了普通村民批评上级的权利,领导如果怕批评,不准人民批评,就没有领导群众的资格。第三,革命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分阶级和地位。这个标准谴责了村干部和其他官员殴打和辱骂群众的所有行为。这第三个信息也构成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倡的官方行为守则的一部分。

对毛泽东文革时期著作的学习,使这一官方行为准则更加明确,更加公开。农民和前造反派领袖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人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使自己摆脱精英主义的思想和做派。73这种新的发展与对毛泽东著作的广泛学习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认为他们是有很深的联系的。似乎毛泽东的这篇小文章所传达的三个信息都起到了约束官员和促进普通民众政治赋权的作用。今天,农民们仍然说“毛主席说了普通村民想说的话”(说出了农民的心里话)。74

在中国数千年的政治历史中,普通农民都是官员的牺牲品。农民们经常遵循着反贪官不反皇帝传统。儒家的忠君和父权哲学可能与此有很大关系。中国人或多或少把他们的皇帝看作家庭之外的父母。他们倾向于把他们的皇帝归类为智慧或愚蠢,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拒绝把皇帝归类为坏人且很少有例外,就像他们不愿意这样给父母贴这样的标签一样。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他们把责任归咎于皇帝的官员。也许事实并非如此,但这是中国人普遍的信仰。正如其他一般观念一样,这在历史发展中也是合理的。

这种传统的中国二元论对皇帝及其官员的普遍态度在1949年以后有相似的表现。尽管人民对腐败的共产党官员感到愤怒,但他们并没有责备中国共产党及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1957年的“百花齐放”运动中,大多数批评是针对地方党员干部,而不是中共或毛泽东。老一辈人以保卫毛泽东的名义攻击当地官员。要解释他们的行为,如果认为他们只是延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就太简单了,但其中的传承是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村民通过跟随毛泽东,并按照毛泽东制定的行为守则要求地方官员,获得了针对地方官员的真正权力。我认为,普通村民之所以如此努力地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以及为什么他们能够背诵毛泽东的著作,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样的做法使他们获得了政治权力。

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在当今中国,农村人用来表达对腐败官员的愤慨的语言,仍然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使用的语言一样,他们用来衡量官员行为的标准也源自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出的标准

新的权力结构:革命委员会

1968年初,经过一年半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个新的权力结构开始出现。即墨县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在其他地方称贫民会),并开始与群众组织联合领导。78这些协会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比1949年以来执政的党支部更具代表性。在我研究的村子里,协会要求生产队和生产小组每月公布财务报表。生产队员还选举了一名生产队代表参加生产队委员会。代表们出席生产委员会会议,并保存打开粮食储藏室两把锁的两把钥匙之一。没有代表的同意,生产队领导甚至不能进入仓库,更不用说偷公共粮食了,文革前这在生产队领导中却很常见。79

1967年末,在解放军的支持下,即墨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开始正式接管政权。第一中学是第一个发生这种情况的地方。王思波、王占军、王思伦,三名造反派学生领袖,李英良、江镇珍,两名造反派教师和前任行政人员童达,在军队的支持下,被群众推选组成学校革命委员会,并开始掌握领导权。80

以学生造反派为榜样,农村和工厂群众均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以组织革命委员会。南江村和郭村的筹备委员会由不同群众小队的代表组成,小队的规模与小队的规模成正比。这些预备委员会和贫下中农协会共同选出了新的村革命委员会的成员。81在文革初期与原党员干部的斗争中脱颖而出的人,往往最终成为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写大字报和参与公开辩论帮助这些新领导人提高他们的公众演讲技巧。王思波,即墨一中前造反派首领,成为即墨大华机械厂的副厂长。那里的工人对他的演讲能力和他愿意与普通工人一起上夜班印象深刻。82王思博后来成为即墨县革命委员会委员。据王说,他和即墨一中革命委员会同志以及后来到县革命委员会的同志都是在群众斗争的风暴中受到洗礼的,在这场斗争中他们获得了组织能力和群众的声望。即墨前造反派领导人鄙视像李鹏总理这样的中央政府领导人,他们觉得李鹏总理靠关系往上爬,甚至不能发表像样的公开讲话。83

革命委员会的意义不仅在于新的权力结构取代旧的。相反,这是一个对村民赋予权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领导人和群众都吸取了经验。面对有政治权力的村民,旧的村庄领导者越来越倾向于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明白,他们的权力有赖于村民的支持。新村长主要是通过批评前任村长的错误和缺点来获得权力的,他们会试图避免自己的错误。他们比前任更认真地从事体力劳动。有些地方规定县革命委员会成员一年要参加近二百天的体力劳动,公社革命委员会成员一年要在田里劳动二百多天。生产大队队长每年要在田里干三百天左右,生产队长则每天都要跟普通村民一起干活。

农民们还记得即墨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丁其超,他骑着自行车在田间的泥路上,背着一个挎包和一个水瓶,偶尔停下来工作、和农民们谈话。文革前,王德春任城关公社党委书记。后来,他又被造反派并入革命委员会,他一年与村民们一起工作生活两百多天,睡在村里的同样的房子下,和村民们吃同样的食物。85村民的政治赋权深刻改变了农村的文化。

除了少数例外,1968年至1976年间,在即墨农村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受到批判的主要党员干部都恢复了原职。作为县政府的头头,王庆春在文革初期是愤怒的即墨群众的首要目标,曾多次受到批斗。然而,最终他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他被邀请加入县革命委员会,并与一些造反派领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86

新政治文化的诞生

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宣称要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社会。然而,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和政府官员仍然以儒家官场文化的逻辑来行动。刘应济提出了“官场文化”的概念(官文化)用来描述几千年来官场在中国文明中的独特统治地位。这种文化直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才受到严重的挑战。87“新”中国新统治精英的政治文化与新社会的新生产关系已经逐渐出现矛盾。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共产党官员,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官员,随着他们控制的资源逐步增加,已经变得越来越腐败、专横和不容忍。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

中国普通村民的顺从文化和避免对抗求生存的心态是在这种官方的压迫和虐待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对于个体农民来说,这种顺从的文化和心态有利于生存。不幸的是,这样的心态反而加强了官员滥用权力的倾向。“见损不图有罪”是我在即墨从事田野调查时从村民那里听到的一句老话。从根本上说,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甚至部分取决于普通村民的默许。他们允许官员们在滥用权力后不受惩罚,直到虐待和殴打普通村民成为准合法的习惯。正如一些村领导曾经说过的,那些不打骂村民的干部不是好干部。我在采访即墨农村的农民时多次听到了这个说法。88

党的纲领规定,共产党员没有与人民不同的政治利益,任何党员都不得凌驾于群众之上。89这种高尚的言辞在文革期间受到造反派的强调,并在造反派与原党员干部的辩论和批评党员干部的大字报中被用作标准。【90】许多共产党干部从未想到会受到这种挑战。可以理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造反派谴责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按照自己的言辞行事,并对他们进行肉体惩罚时,他们感到沮丧和愤怒。91他们认为对他们的这种挑战引起了社会混乱。

社会混乱其实不一定是坏的。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可能会扼杀社会创新和进步,就像文革前那样。当既得利益者变得过于执着于保护规章制度时,他们就变成了弱势群体的压迫者。混乱有时会创造被压迫者在平常没有的机会。对中国来说,不幸的是,官僚政治文化很少给普通民众提供机会,让他们在没有混乱的情况下实现自身地位的改变。在中国传统的官场文化中,对变革的要求通常被视为威胁,常常被无情地镇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混乱来打破对改变的抵抗,并创造改变的条件。

正如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村民的顺从导致了干部滥用权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通过村民的努力,官员行为的改善也得以实现。他们从毛泽东的著作中汲取勇气,克服了他们的顺从的传统。老百姓利用毛泽东的威望和话语来加强自己的政治权力。

总之,文革时期普通村民的赋权促进了农村政治文化的变迁。文革以前,生产队干部由生产大队队长任命,大队队长由公社领导决定。普通村民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没有发言权。在村子里,我研究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习俗的变化。生产队领导者由生产队成员选举产生。如果生产队长工作没做好,他们年底就会失去职位。在某些情况下,生产队的领导者必须每年更换。92这对生产是否有益很难说。但这表明普通村民的民主意识正在提高。

文化大革命的新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不同群众团体之间的谈判选出来的。到1969年底地方党组织重新开始运作时,经过近三年的时间,政治文化已经发生了变化。更多的人成为党员。即墨县共产党员从1965年的14015人增加到1978年的27165人。在南江、姚头、郭村,每个村子的党员人数从3人增加到10人。93党员范围扩大,村民在选拔村长方面就有了更多的选择。如果他们对一个大队长不满意,他们可以呼吁公社用另一个人代替现任大队长。党员之间也有竞争。没有掌权的党员会寻找机会接替掌权的党员。1972年,南河党委书记王玉龙打了一名村民。事件发生后,村民们向公社申诉。公社调查了这一事件,并呼吁在短时间内选举一名新的党委书记。老党委书记被党员投票否决了。94这种政治文化的变化是普通村民政治赋权的重要标志。这背后有一些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

最近几年,中国对毛泽东的怀旧情绪越来越强烈。有些人可能把这归因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结果。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充分的解释。自1978年邓小平重掌政权以来,在中国政府文件和大众传媒对毛泽东含蓄的和明确的的抨击已经非常多了。如果真有这种人格崇拜,这样的抨击也不仅仅会将其抵消。但是,对毛泽东的抨击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反,在过去的几年里,毛泽东热(对毛疯狂的崇拜)已经稳定地在中国农村扎根了。95

注释:

1.事实上,这个过程是由毛主义哲学所预见的。 参见毛泽东,矛盾论 “毛泽东选集”,第306-307卷。

2.王念一 大动乱的年代,63。

3.中国宪法存在冲突。 一方面,宪法赋予中共在一切事物中的领导作用。 另一方面。 它还指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代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 但实际上。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党控制。 因此,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习惯性地被人民称为橡皮图章机构,只是批准了幕后党员的决定。

4.对即墨县老师和学生的访谈,夏 1995。

5.对即墨县前造反派领袖的访谈,夏,1997。

6.前几个月。北京市委书记,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 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兼历史学家。前线编辑廖茉莎被统称为三家村(三户村)反党集团,并在全国各地的报纸和群众集会上受到批评。

7.对即墨市第一中学的学生的访谈,1995。

8.即墨县志,46。

9.对即墨县前造反领袖的访谈,夏季,1997年。

10.红卫兵是一个涵盖许多不同群体的总称。 有些人是造反分子,他们起来攻击当地党委领导,而其他人则是组织起来保护当地党委领导的保守派,尽管他们声称效忠于毛和他的政治路线“文化大革命”。

11.“良好的家庭出身”指的是1949年以前的父母是穷人和中下层农民,工人或共产党干部或士兵的学生。

12. 对即墨县前造反派领袖的访谈,夏,1995。

13. 对即墨县前造反派领袖的访谈,夏,1997。

14. 1995年夏季Jimov对村民的采访。

15. 1997年夏天采访豪华轿车的反叛领导人。

16.与即墨村民的访谈,1995年夏天。

17. 对即墨县前造反派领袖的访谈,夏,1997。

18. 对即墨县前造反派领袖的访谈,夏,1995。

19. 与即墨村民的访谈,1994年夏天。

20. 与即墨村民的访谈,1995年夏天。

21. 对即墨县前红卫兵的访谈,夏,1997。

22.官方红卫兵对前地主和资本家的人身攻击以及文物的破坏是文化大革命黑暗面的一部分。 武装派系斗争也是如此。 中华民族需要从这些悲惨事件中吸取教训。 但是,利用文化大革命的黑暗面来谴责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对的。 尽管红卫兵在破四旧做出了过激行为,但我们也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的行动。 通过关闭棺材商店和燃烧婚礼葬礼车厢,他们为新的婚礼和葬礼做法铺平了道路。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诸如燃烧纸质人物和其他纸质物品作为牺牲的迷信做法已经停止。 死者不再被埋在田野里,相反,他们被火化并存放在村庄纪念馆里,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始的即墨县乡村新习俗。

23. 1994年夏天在即墨市与农民和反叛红卫兵的访谈。

24.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议”也被称为16条,于1966年8月12日发布。

25.毛泽东于1966年8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这一讲话。 见,王念一,大动乱的年代,53。

26.1997年夏天采访了即墨的前造反派领袖。

27.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十一次会议作为全国文革的起点。

28. 1995年在即墨市与前造反派领袖的通信。

29.这个词是贬义的。 它指的是地方官员,他们无视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律,并以如此武断的方式行使权力,以至于他们统治下的人们没有任何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

30. 1997年夏天采访即墨县前造反派领袖。

31.与前领导人的通信,1995年。

32. 1994年夏季采访了即墨的前造反派领袖。

33. 1997年夏天在即墨市采访农民。

34. 1997年夏季在即墨市采访农民。

35.对即墨学生领袖的采访,1995年夏天。

36. 1995年夏天采访即墨村民。

37.采访即墨的造反派领袖,1995年夏天。

38. 1995年夏天采访即墨的造反派领袖。

39.采访即墨的造反派领袖,1995年夏天。

40.1995年对即墨县造反派领袖的采访,

41.采访即墨的村民。 1997年夏天。

42 1997年夏季访问即墨村的村民。

43. 1995年夏季对即墨村民的采访。

44. 1997年夏天采访了即墨的村民。

45. 1995年夏天采访即墨村民。

46. 1997年夏天采访即墨村民。

47.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耶鲁大学出版社,1985年)。

48.夏季采访即墨的村民,1997年。

49.采访即墨的前造反派领袖,1997年夏天。

50. 1997年夏天采访农民和前造反派领袖。

51.夏天采访即墨的前造反派领袖,1997年。

52 1997年夏天,采访即墨的前红卫兵。

53.采访即墨的村民,1997年夏天。

54.采访夏季即墨的造反派领袖,1995年。

55. Gordon A. Bennett和Ronald N. Montaperto,红卫兵-戴小爱的政治传记(纽约:Anchor books,1972)。

56.王念一,大动乱的年代,71。

57.1997年夏季采访即墨县村民。

58.与村民的访谈,夏季,1990年,1993年,1994年,1995年。参见即墨县大事年表,71。1966年8月20日至29日,即墨县政府召开会议,推动毛泽东作品的研究, 2000人参加了会议。 9月9日,该县30个市镇中的每一个都举行了集会,将毛泽东的作品分发给村民。

59.这是孔子的话。

60.即墨县大事记,72. 1997年夏天采访即墨的农民。

61.1995年夏天采访即墨村民。

62.与即墨的村民交流,夏季,1995年。

63.夏天采访即墨的村民,1997年。

64.1978年以后,样板戏的主要人物被文学理论家谴责为高大全的人物(人物形象太高、太大、太完整、不真实)。因此,样板戏的表演在中国被叫停。但是这是什么样的文学理论呢?文学作品的所有人物都必须符合现实生活吗?在传统的京剧中,敢于处决皇帝的女婿和其他特权暴君的正直的宋朝地方法官包青天是否符合现实生活?能够唱出样板戏大部分歌曲的三位南江村民说,他们非常喜欢这部典型歌剧,因为这些人物比生命更大,让他们感觉更强大。今天,中国对样板戏的命运进行了激烈辩论。像他们一样的普通民众想要他们回来。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悄然出售了八百多万册样板戏录音带,无论他们在哪里上演,样板戏的表演都受到普通民众的热烈欢迎。但是,许多受过教育的精英并不希望他们回来,因为他们说,这些样板戏使他们想起了他们的文革经历。

65.夏天采访即墨的村民,1997年。

66.唐邹,文革和后毛泽东改革,147。

67.文化大革命期间,激进派倾向于将毛泽东的著作作为判断中国文学传统的唯一标准。激进派改变中国政治文化的雄心壮志。他们对传统文学作品的评价过于严厉,过于简单。不难理解激进分子在禁止一些旧作品时的理由,他们认为这些作品是中国古老的官场政治文化的载体。但是禁止这些文学作品在中国人民,特别是受过教育的精英中间造成了一种剥夺感,对文学界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由于担心被批评,许多作家在他们的写作中变得过于谨慎。作家和剧作家的创造力受到限制。然而,还应该指出的是,激进分子严酷的文学标准并没有持续多久。激进分子逐渐学会欣赏文学中更复杂的东西。毛泽东鼓励全国读《水浒传》和《红楼梦》。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许多传统名著又开始浮现。

68. 1997年夏天,即墨市农民采访。农民说毛泽东的话对农民来说是真实的。

69. 1990年夏天,即墨市农民访问。

70. WaIder,“实际存在的毛主义”,157。

71. 1997年夏天采访了即墨的村民。

72. 1997年夏天采访了即墨的村民。

73. 1995年夏天,1997年,对即墨的村民和前造反领导人的采访。

74. 1997年夏天在即墨市采访农民。

75.王绍光,魅力失败,论文(伊萨卡:康奈尔大学,1990)54。

76.这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粮食生产者的农民在粮食短缺时应该遭受的损失最大。 在共产党统治下,政府为工人提供粮食。 当作物在一个地方歉收时,政府可以从其他地方获得粮食,为工人提供粮食。 另一方面,农民应该为自己提供粮食。 当作物歉收时,特别是大规模发生时,农民往往不得不承受后果,尽管有政府救济,但并不总是足够。

77.在我到中国村庄的实地考察期间,我与200多人进行了交谈,在1959 - 1961年粮食短缺期间,我甚至没有听到一位农民因为自己的困难指责毛泽东。

78. 1995年采访农民。即墨县志19:40。 这种贫农和中农组织与土地改革期间活跃的组织不同,后者再土地改革后就已经解散。

79. 1995年夏天采访即墨的农民。

80. 1997年夏天采访了即墨的前造反派领袖。

81. 1995年夏天采访即墨的农民。

82. 1997年夏天采访即墨的工人。

83. 1997年夏天在即墨的王思波访谈。

84 1994年7月采访即墨县的农民。即墨的农民说,他们经常在田间地头看到县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丁启超。他独自骑自行车,停下来和农民一起工作一段时间,然后继续在他的路上行驶。村民们非常了解他们的公社领导人,因为他们在田里与他们一起工作。 另见黄骅县志(海潮出版社,1990)353,也见Chen Village,354。

85. 1997年夏天采访了即墨的村民。

86. 1997年夏天采访即墨县造反派领导人。

87.刘应基,孔子和毛泽东 -中国官场文化的奠基者和批判者,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88.郑毅在广西祥林县观察到同样的事情。请参阅他在1996年5月11日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举行的会议上发表的论文。看来这在中国非常广泛。

89.中国共产党网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90.一些城市青年告诉我,毛泽东的高尚言辞也激发了他们自愿前往农村地区的热情。今天去农村地区的志愿服务似乎不太可能。但我采访了山东和河南的不少城市青年,他们告诉我他们真的自告奋勇去了。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行为也不同。人们没有理由以今天的价值来判断它们。

91.许多老共产党精英希望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的黄金时期去世。他们相信中国会好得多,如果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去世,他仍然会被认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

92. 1997年夏天在即墨市采访农民。

93. 1997年夏季采访即墨市的农民。

94. 1997年夏天采访即墨的农民。

95.郑志林,“俞弼同皮玉仪”(毛泽东的秘书猛烈抨击毛泽东的医生,1996年6月的明报。另见Jacob Heilbrunn(作者),Mao More Than Ever(书名),The New Repulic(出版社),4月,1997年.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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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人知的文化大革命——一个中国村庄的生活与变化》第四章:文化大革命与政治授权-激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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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人知的文化大革命——一个中国村庄的生活与变化》第四章:文化大革命与政治授权-激流网(作者:韩冬屏。翻译:激流网翻译组。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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