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节前夕,时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康世恩接到通知,要他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听说有些部门已经汇报过了,就打电话询问该怎样汇报。得知毛主席问得非常详细,康世恩春节都顾不上休息,抓紧时间准备材料,并写出了汇报提纲。2月26日,他正式到中南海汇报。康世恩回忆说:“我照着提纲念了一段,主席打断说,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接着,整个汇报便在毛泽东和康世恩的一问一答中进行。

毛泽东不喜欢照本宣科式的汇报,甚至曾明确说过:“谁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对。”

与“念稿子”相比,口头汇报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实话多,套话少;二是防止虚与委蛇。毛泽东强调:汇报“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

很多向毛泽东汇报过工作的干部,都觉得毛泽东提问题总是很细、很专、很深,且常常宏观、微观兼具。毛泽东向汇报人所提的问题,看似随意而问,实际上事先是有所考虑的,大都与工作中的需要有关,与他正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有关,故而是有针对性的,是为了进一步了解问题,寻找解决办法。

“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就会浪费时间”

1957年9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湖北省委负责人王任重和一些地委书记座谈,中心议题是总结农业合作化的经验。这天下午三时开会,按照安排,毛泽东的座位在中间,一边是记录员,一边是王任重,其他人面向毛泽东。

毛主席:谁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激流网

毛泽东一看说:“这不是三堂会审吗?还是圆桌会议好,没有主席台,不要记录席。”随后,工作人员很快作了调整,排成圆桌开会。毛泽东开场第一句话就说:“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现在可不按提纲发言,畅所欲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就会浪费时间。”没想到会议竟冷场了一刻钟,后来大家虽然发了言,但讲的是一个调子,众口一词,只讲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而对合作化存在的问题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听着这样的发言,毛泽东实在有点不耐烦了,便打断大家的话说:“休会,明天再开。”

他让工作人员转告王任重同志,明日开会,中心议题是农业合作化的规划问题。要畅所欲言。王任重连夜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重新研究、讨论规划问题。第二天上午继续座谈,王任重等几个人详细汇报了湖北省农业发展未来几年的规划问题。终于,大家看到了毛泽东的笑容。

临近中午,毛泽东宣布休会,并直言不讳地说:“昨天的会议使我失望,今日的会议使我高兴。你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眼色行事。”

毛泽东要求把“三堂会审”式桌椅换成圆桌式,意图就是要拉近跟大家沟通的距离,尽量减少上下级的感觉,造成一种融洽氛围,以期与会者能够平等交流,坦诚沟通,可谓用心良苦。毛泽东两次强调“畅所欲言”,也是希望能多了解一些真实情况,希望发言者“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

“把空气搞得活泼些,使大家不拘束”

毛泽东听汇报,往往喜欢主动创设一种轻松愉悦的谈话氛围,通过了解汇报人的家庭、籍贯、学习和生活等来增进对汇报人的熟悉和认识,并以他渊博的识见和宽阔的视野在不知不觉中教育启发干部,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到了河南,他就讲关云长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说关云长本不姓关,因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到了潼关人家问他姓什么,他一下子说不上来,一看这里是潼关,就说我姓关。毛泽东讲这些掌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采用这种方法,把空气搞得活泼些,使大家不拘束。”

毛泽东非常擅长选择汇报人所熟悉的话题作为开场白,以此活跃谈话气氛。据曾任中央领导俄语翻译的师哲回忆,1940年3月底,他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显得有些紧张,毛泽东就问:“你是哪里人?”“韩城人。”“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正式汇报前的一个小插曲,使当时相对严肃的气氛一下子轻松活跃了起来。

毛泽东听汇报,最讨厌官僚主义的臭架子,他对待同志总是那么平易近人,讲平等,这样不仅是为了解和掌握基层情况,更把它视为同各级干部沟通、交流的重要时机,并以自己深刻的洞察力和超凡的谈吐为他们树立了良好的表率,成为各级干部效仿、学习的典范。

这种“一箭多雕”式的听汇报,不仅需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更需要领导干部在提升个人综合素质方面下大功、下苦功。毛泽东的听汇报,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游刃有余的领导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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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谁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激流网(来源:新青年2018。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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