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北航陈小武事件曝光以来,高校性骚扰作为一项重要社会议题重回公众视野。继陈小武后,又有多所学校的教职人员被曝出曾进行性骚扰行为,这使得各高校学生开始思考和推动高校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建立,以切实保障学生的人身权利。北京大学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传统,一些关注校园性骚扰的北大学生与校友发起了联名反对校园性骚扰的活动,希望呼吁学校通过建立相关机制落实性骚扰防治工作 。短短几天内,参与联名的学生数量就达到两百余人。遗憾的是,学生的行动并没有获得学校有关部门实质性的关注与支持。相反,联名信以及公众号的评论文章遭到了大量删除。

与此同时,追求社会进步的呼声没有停止,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官方的肯定。从1月5日到寒假,全国各地8000多人参与了“万人致信母校”的行动,促成部分高校积极从正面回应学生的合理诉求,承诺将性骚扰防治机制提上日程。2月14日,女大学生树(化名)收到了一封来自政协委员涂辉龙的回信。在信中,涂辉龙委员表示会高度重视高校性骚扰情况,会结合树的建议和相关研究,形成报告,在两会期间以提案方式正式上交。

以此为契机,我们希望母校紧随社会进步的潮流,着手建立稳定有效的防治机制。为帮助在校师生认识到防治性骚扰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为母校性骚扰防治机制的设置提供相关信息和数据支持,我们通过网络问卷与追踪访谈(关于性骚扰受害者追踪访谈,请关注接下来的推送)的形式调查了在校学生和往届毕业生在校期间的相关情况,最终形成了这份《北京大学学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

基本情况

我们通过麦客平台设计问卷,主要针对北京大学、北京其他高校和北京市以外的各地高校中在读和已经毕业的学生。我们力图获知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进而提出合理的建议:

1.当前性教育的普及程度和有效性

2.大学生遭遇性骚扰和后续处理的情况

3.性骚扰遭遇对受害者生活的影响

4.同学们对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态度和建议

问卷主要通过群发邮件和微信群、朋友圈等网络社交平台发布和传播,由参与者自愿填写并决定是否转发。

自2018年1月20日发布起,至2018年2月25日结束,在各高校同学及校友们的热情支持下,共收回837份问卷,其中来自男性受访者的有221份,来自女性受访者的616份。调查范围覆盖全国各地100余所高校,其中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最为集中。

由于有性骚扰相关经历和对性骚扰防治议题感兴趣的人士更有可能填写问卷,这对样本选取的无偏性造成了一定影响。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性骚扰受害者情况的分析,也不影响我们对高校性骚扰确实存在、值得重视、亟待解决的认识。另外,由于样本大量集中在北京大学,其他高校样本较分散,很难形成具有代表性的结论。因此,我们的调查结果分析主要针对北京大学的情况。在此,我们想对北京大学之外的参与此次调查的在校同学和毕业生表示歉意和由衷的感谢。当然,我们保留了其他高校的留言和访谈记录。

北京大学的调查结果

数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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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调查共回收了来自北京大学的190条记录。受访者中,男性占35.7%,女生占64.3%。在教育阶段的分布上,调查涵盖了从本科到博士、毕业后的各阶段,以本科生为主。在性取向的构成上,四分之三(76%)为异性恋者,双性恋/泛性恋占15%,同性恋占7%,无性恋和性取向未知的参与者各占1%。

北京大学性教育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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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 北大目前最有效的性教育渠道是相关的选修课或讲座,例如通识类选修课程“人类的性、生殖与健康”。即便如此,只有4%的受访者认为学校存在全面的性教育体系,仍有7%的受访者认为学校从未有过任何性教育,性教育的普及程度仍有待提高。另外,考虑到对性骚扰、性教育议题感兴趣的同学更可能填写这份调查问卷,以上结果显示的校园性教育普及程度存在被高估的可能。

调查问卷还对参与者的性骚扰相关知识做了简单的测评,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51.6%)了解多元性别基础知识,约四成受访者对性侵行为的界定(43.7%)和性骚扰的界定与分类(37.4%)有所了解。只有少数受访者表示了解学校的反性侵反性骚扰的相关制度(5.3%)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9.5%),同时约四成(36.3%)的受访者对问卷中提到的知识表示完全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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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八成受访者(79%)在大学前接受过性教育,4%的受访者在大学第一次接受性教育,仍有2成(17%)从未接受过性教育。受访者们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性教育,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近八成(79.5%)受访者曾从网络上获取过相关知识,考虑到网络性教育不系统、不准确,存在大量误导性信息,学生掌握的性知识可能存在偏误,学校性教育仍有很大的干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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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中邀请受访者对自己接受的性教育在必要性、实用性、全面性三个维度上做出评价。超过八成受访者认为所受到的性教育是有必要的,其中七成受访者认为很有必要,持反对看法的受访者仅一成多;有将近半数受访者认为所受到的性教育实用,近四成受访者认为一般,表达反对意见的只有一成左右;而认为所受到性教育不全面、一般、全面的受访者人数相近,认为一般和不全面的约1/3,认为全面的人数略少于1/3。几相对照,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所受性教育很有必要,同学们现在所受性教育在实用性上尚可,但内容上却很不全面,亟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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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态度与建议

参与调查的190名受访者中,95%的受访者明确认为学校有必要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持否定意见的受访者仅占4%。可见总体上同学们对建立校园反性骚扰体制抱有热烈支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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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采取何种性骚扰防止机制,八成以上受访者都赞成建立校园性骚扰匿名举报渠道(83.2%),七成以上受访者支持开设系统的性教育课程(75.3%)、建立校园性骚扰宣传系统(70.0%)、完善针对性骚扰的心理干预和辅导机制(78.4)、完善针对身心障碍者等特殊群体的全面性教育等举措(70.5%),其中六成受访者还支持建立实名举报渠道(58.9%)。此外有一些受访者提出建立长期运作的反校园性骚扰互助协会,让更多人了解性骚扰判定标准和维权渠道;建立反性骚扰的组织机构,使学生能作为主体参与性骚扰事件的处理,主动维护被性骚扰同学的权利,而不是单纯等待校方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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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性骚扰状况

性骚扰受害者的基本情况

在填写问卷的190名受访者中,有三成以上(35.8%,68人)遭受过各种形式的性骚扰,其中超六成(66.0%)遭遇过两种形式及以上的性骚扰。在性别构成上,女性更容易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此次调查中女性受害者占全部受害者的6成以上(66.3%),女性受害者占参与调查的女性的比例(37.7%)略高于男性受害者(32.4%)。

另外,男性也有可能遭遇性骚扰,并比女性更易成为特定形式性骚扰的受害者,如“针对性取向和气质的侮辱“(考虑到样本容量的有限性,该结论可能缺乏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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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害者性取向的构成上,异性恋者是遭受性骚扰的主体,占受害者的67.1%。与此同时,性少数群体(包括同性恋、双性恋/泛性恋、无性恋)中也存在大量受害者,尤其是双性恋/泛性恋者占受害者的五分之一(21.2%)。另外, 有理由相信性少数群体不成比例地更易遭受性骚扰:在表明性取向的受访者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24.3%)的性少数群体,而性骚扰受害者中性少数群体的比例超过三成(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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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扰受害者的基本情况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我们参考广州性别教育中心编写的《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中采用的标准(具体参见“Measuring Sexual Harassment: Theoretical and Psychometric Advances”,Louise F. Fitzgerald; Michele J. Gelfand; Fritz Drasgow , 1995.),并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将性骚扰定义为:“性骚扰指不受欢迎的性举措、性要求以及其他涉性的语言、非语言或肢体动作”, 将性骚扰分为性别骚扰(gender harassent),不受欢迎的性企图(unwanted sexual attention)和性强迫 (sexual coercion) 。

“性别骚扰”用下述6个问题测量:未经同意对你有猥亵性动作;未经同意对你暴露性器官(露阴);未经同意用色情 / 猥亵的目光注视你;未经过同意在面对面交流中涉及性内容,如开黄色玩笑;未经同意在通讯软件中发送黄色文字、图片、声音;对你的性取向和气质进行侮辱,如娘娘腔、男人婆

•“不受欢迎的性企图”用三个问题测量:

•强行亲吻你或逼你亲吻 TA

•你拒绝对方的交往请求或分手后,TA 仍然死缠烂打

•有人未经同意故意触碰你的身体或隐私部位,让你感觉到受到冒犯

“性强迫”用三个问题测量:

•被逼拍摄裸照(或视频)

•被威胁,担心如果在性方面不合作,会遭到对方的报复

•被逼迫进行性行为(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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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到的合计175例性骚扰事件(部分受害者遭受过不止一次性骚扰)中,性别骚扰和不受欢迎的性企图较为常见。其中,面对面交流和网络通讯中不受欢迎的性表达,未经同意、冒犯性的身体接触最为常见。这些性骚扰行为的受害者中均以女性居多。在遭受性骚扰的68人中,有6人遭受过来自导师的性骚扰。

性骚扰发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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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扰在本科、硕士、博士阶段均有可能发生,其中本科尤其是大二是性骚扰最高发的时期。由于样本数量的有限性和取样时可能存在的偏误(本科生填写数量远远多于研究生),关于性骚扰发生时间的分析只具有有限的参考价值。

性骚扰发生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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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数(51%)性骚扰发生在校内,部分事件些发生在老师办公室,占性骚扰案例总数的(4%)。校外性骚扰占四分之一(25%),值得注意的是,甚至有少量性骚扰发生在家庭中(2%)。剩余约四分之一(24%)的性骚扰发生在网络上。

性骚扰的实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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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以上性骚扰的实施者是校外陌生人(31%)或同学(25%)。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高达15%的性骚扰来自于学校中的老师,反映出校园性骚扰防治工作的缺失和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性骚扰的后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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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相关信息的54名受害者中,约三分之一(17%)在遭遇性骚扰时进行了反抗。在后续处理的过程中,大部分选择了默默忍受(20人)和向个人关系对象(伴侣、朋友等)倾诉(19人)。一部分(10人)在社交平台上曝光了性骚扰行为。只有极少部分向校方(4人),或向相关援助机构(2人)和公安机关(1人)求助。

其中向学校反映的4人均未得到实质性的正面回应和帮助,直接反映出校园性骚扰处理机制的不完善。

当被问及“不向他人/机构寻求帮助的原因”时,选择“以上都没有,自己默默承受”性骚扰伤害的受访者表示,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受害者指控’的舆论氛围”(7人)和“文化观念令自己羞于张口”(6人);其它比较可能的原因还有“不了解学校相关机制,投诉无门”、“不信任公权力”和“身边没有成功案例”(各4人)。在“其它”选项中,有受访者认为“没必要”、“无所谓”、“没有实质伤害”;有的发现“无法找到骚扰者”、“没来得及录音”,导致取证困难;还有的发现加害者或校方与受害者之间“力量对比悬殊”,“不知道要花费怎样的时间精力进行投诉,且不知道能不能有效果”。

性骚扰对受害者的影响

在遭遇性骚扰时,近4成(38%)的受害者感到愤怒,害怕(23%)和紧张(22%)是仅次于愤怒普遍存在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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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调查还追踪了部分性骚扰事件对部分受害者心理和生活的后续影响。我们采用同意指数来描述受害者整体对各项可能影响的认同程度的平均状况(1=完全同意,-1=完全不同意)。结果显示,不敢与侵犯者见面是最普遍的影响。虽然同意指数也为负数。但是仍需注意:在提供信息的53名受害者中,同意(包括选择比较同意、非常同意)性骚扰造成自己“精神状态紧张”“难以进入亲密关系”“维持恋爱关系困难”“不愿意工作、学习、进实验室”“不愿意在职场、同学面前展示自己“对未来感到悲观”以及“产生抑郁情绪”的受害者均有10人左右;甚至有4人产生过自杀的念头。性骚扰对个别受害者心理和生活上的伤害仍然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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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遭遇导师性骚扰的6名受访者中,有5名事后都“不愿意去上课/上班/去实验室”,5名“处于精神紧张的状态”,5名“不敢与侵犯者见面”,4名“不愿意在职场/同学们面前展现自己”,3名“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悲观”;还有1名同学“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结论和建议

由于问卷设计、传播、取样方式和人力物力的限制,样本的无偏性收到一定影响。但该调查仍可部分反映出同学遭受性骚扰的程度和特点,尤其对遭受过性骚扰的受访者所进行的调查则要更具备参考价值。

在性知识和性教育方面,北大目前最有效的性教育渠道是相关的选修课或讲座;有两成受访者在进入大学之前未受过性教育;四成的受访者完全不了解性侵、性骚扰的界定、分类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知识。考虑到取样的偏差,性教育的程度有被高估的可能。

对于性骚扰发生的普遍性,在190个受访者中,有68人(35.8%)在大学期间遭受过性骚扰,其中6人遭受过来自导师的性骚扰;有半数以上的同学听说过身边同学发生过的性骚扰事件。这些性骚扰行为包括各种形式,受害者也涵盖了不同的性取向的群体。

对于校园内的性骚扰特点,性骚扰在本科、硕士、博士阶段均有发生。校园中的性骚扰施暴者主要包括校外人员、同学和教师,发生地点则包含了教室、宿舍、老师办公室等。

关于性骚扰对受害人造成的影响,主要是在事发时产生愤怒、恐惧等不良情绪,在事后对人际关系、自我认知、精神状态和情绪等的长期影响;甚至有受害者产生自杀的想法。

在后续处理中,受害者选择默默忍受的占最大比重,只有极少部分向校方反映或相公权力机关求助。向学校反映的极少数人均为得到实质的正面回应和帮助。

对于性骚扰发生的普遍性,在190个受访者中,有68人(35.8%)在大学期间遭受过性骚扰,其中6人遭受过来自导师的性骚扰;有半数以上的受访者听说过身边同学发生过的性骚扰事件。这些性骚扰行为包括各种形式,受害者也涵盖了不同的性取向的群体。

综上所述,校园性骚扰现象决非极端个例,而校园对此的干预机制还有待完善;因此建立、运行和完善一套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并给予相应的制度和组织保障,是极有必要的。对于如何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调研小组综合调研报告中同学的意向、报告中校园性教育现状和性骚扰的特点,综合出了以下建议:

开设专门的性教育课程和进行反性骚扰的宣传活动

调查结果显示,75.3%的受访者希望校园内开设系统的性教育课程,70.0%的受访者希望建立校园性教育宣传系统;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同反校园性骚扰教育活动的必要性。

具体而言,我校可在每学年开学初,给全校每一位教职员工做一次有关防治性骚扰的培训;在新生入学教育中,给每一位学生上一堂性教育与反性骚扰课程;在相应培训与课程中,发放反性骚扰知识与制度宣传手册;定每年四月的一周为反性骚扰性侵害行动周,在校园核心区域举行相关宣传倡导活动。

针对教职员工和在校学生的反性骚扰培训宣传活动,可以用新闻案例、参与式戏剧、影视作品赏析等丰富多样的形式,更加具体地呈现出不同类型性骚扰的表现与应对方式。在培训与宣传中,还需要格外侧重性骚扰性侵害相关法律法规的教育,令大家心中有红线,行为不越界。与此同时,在教学设计与实践中,更要突出权利主体性意识,有力地反击“受害者有罪”论,将反对性骚扰性侵害与全面的性教育结合起来,培养广大教职员工与在校学生平等健康的性与性别意识。

完善针对性骚扰的心理干预和辅导机制

在与性骚扰亲历者访谈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亲历者时至今日,依然难以面对性骚扰加害者,不愿回忆起自己遭遇性骚扰的情景。本次调查结果也显示,在北京大学68名受过性骚扰的受访同学中,40.8%不再敢与侵犯者见面,27.5%时至今日仍因此处于精神紧张的状态,甚至有4位受访者因此比较想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相比于27.9%会选择向伴侣、同学等个人关系对象倾诉,29.4%会选择自己默默承受,只有2.9%的我校性骚扰受害者会选择向相关援助机构或自媒体反映;这一方面可能是“受害者指控”的舆论氛围妨碍了性骚扰受害者突破心理障碍,寻求专业心理援助,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针对性骚扰受害者的校内专业心理援助,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具体而言,我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可以参考本次调查报告所反映出的情况,面向性骚扰受害者展开团体辅导小组活动。同时开设新的课程,可以采用网络慕课形式呈现,增强学习者的主动性,并着重与性骚扰亲历者及其亲友讲授心理应对与调节措施。

建立性骚扰匿名举报的线上平台和专门处理性骚扰投诉的实体组织

调查结果显示,83.2%的受访者希望建立校园性骚扰匿名举报渠道,在调查问卷给出的六类性骚扰防治机制选项中,这一项建议获得了同学们最多的支持。

具体而言,每学期展开一次针对性骚扰与性侵害的网络调查,让学生可以对性骚扰、抑郁、焦虑等情况进行在线匿名反馈;设置一个接受性骚扰举报投诉的渠道,包括信箱、邮箱、电话等,同学可自由自愿选择实名或匿名;明确一个受理性骚扰行为投诉的部门,以及一个负责人,负责人选应一定程度听取教职工、学生意见,并接受监督。

再次对所有填写过问卷、提供过亲身经历、接受过采访的同学们表示感谢!

希望这份报告能帮助北京大学的学师生、校友和所有关注校园建设的人士,帮助所有关注个人权利、关注性别平等、关注社会进步的人士了解高校性骚扰的现状,认识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必要性,为北京大学乃至全国高校和社会各界防治性骚扰提供支持。

北京大学反性骚扰调查小组

2018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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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节,最好的庆祝是发声 | 北京大学学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激流网作者:反性骚扰调查小组。来源:呆喵园。责任i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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