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1958年6月30日,身在西子湖畔的毛泽东主席,挥毫写下了两首后来为全中国家喻户晓的《七律·送瘟神》。因为这两首诗,余江,这个江西省东北部的小县,从此名扬神州。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在半个多世纪前,那曾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为了消灭为害南方十二省市、威胁上亿人生命健康的血吸虫病,年轻的新中国在当时尚不丰裕的财力物力条件下,举国动员,不仅在短短几年内创造了旧中国无法想象的疫控奇迹,并由此建立起新中国最早的专项疫控体系。

华佗无奈小虫何

送瘟神——新中国第一场疫控战争-激流网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那一天,毛主席习惯地在深夜时分打开当天的《人民日报》,当翻到第三版时,看到了一篇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

副标题的字不大,却吸引住了毛主席的目光,读罢,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声说:“好,好,全国都这样,那该多好啊……”心情激荡之下,两首七律题毕。

随后,毛主席又挥毫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

乔木同志:

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或须作点解释。

毛泽东七月一日

也许很多人并不理解一个伟人为小小血吸虫而牵肠挂肚的情怀,无法理解这场人疫之战的重要性。事实上,在毛主席挥毫题诗的时候,在南方十二个省市里,消灭血吸虫的战役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这场战役是由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一封书信发起的。

1953年,沈钧儒在太湖疗养时,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各省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像瘟神一样威胁着人们的生存:这种肉眼看不见的灰白色线状小虫,当虫卵入水孵化形成毛蚴,向水清处游,遇着钉螺便钻入钉螺体内进行无性繁殖,生出无数的尾蚴,再从水里钻到人畜体内寄生。只要皮肤接触到疫水,只需要十几秒钟的时间就能引起血吸虫病。儿童被传染血吸虫病后,发育受到影响,甚至成为侏儒;妇女被感染后,多不能生育;青壮年感染此病后,丧失劳动力以至死亡。血吸虫病的肆虐横行,使不少疫区人烟稀少,田园荒芜,还出现了不少“寡妇村”,无人村。

看到这些,沈钧儒心急如焚。9月16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这一情况。不久,这封信便和附带的材料一起放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字字如血。毛泽东看完信和附件后,立即铺开信纸,给沈钧儒写了一封回信。

沈院长:九月十六日给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

顺致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七日

其实,如果更早的话,对血吸虫的调查和防治可以上溯到1949年解放军渡江战役。早在1949年解放军渡江作战之前,华东军区便有不少来自北方的战士在练兵中感染血吸虫病,造成大批非战斗性减员,当时部队进行了一些防治工作,但是离消灭血吸虫还差得远。这次沈钧儒的书信,则将血吸虫的问题又一次摆上了桌面。

为了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一场深入的调查研究随即展开。

狮子岩的传说

这时的余江县,正如《送瘟神》诗中所说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从1919年到1949年,整个余江先后有29000多人死于血吸虫病,42个村庄濒临毁灭。在余江县下辖的蓝田坂村,1909年至1949年间先后有3000多人因患血吸虫病死亡,14000多亩田地变成荒野。原有500多户,2200多人的荐头村,在解放时只剩下了八户。上、下黄村两个村子,上黄村只剩下了十几户人家,而下黄村虽然还存有40多户人家,却有48个寡妇,变成了“寡妇村”。

送瘟神——新中国第一场疫控战争-激流网血吸虫病又叫“大肚子病”、“黄脸病”,病人腹大如鼓,四肢却比枯柴还瘦。

和疫病同样害人的,还有乡里村间蒙昧的传说。余江周边广为流传一种说法:得大肚子病是因为吃了狮子岩的水。

几百年来,白塔河都是当地人赖以为生的水源,河边有一块酷似狮子的岩石,这头狮子俯卧在地,闭目张口。嘉靖年间,当时的知县在狮子岩旁边开凿了一条引水渠,沿渠可以灌溉上万亩水田。引水渠修好后,远远望去,白塔河的水便像是从狮子口中汩汩流出的一样。

此后多年,引水渠年久失修,大部分渠道淤积严重,杂草丛生,正好是适合钉螺孳生繁殖的最佳场所。而村民也自然而然地把得病的原因归罪到了狮子岩头上,认为是人们喝了狮子口中的涎水,狮子发怒,因而让村民患病。

因为这个荒诞的传说,余江县多年来只有患病人数的增加,而很少有外来人进入。

在疫病的侵袭下,病患遭受的痛苦难以尽述。今年84岁的陈则民清楚地记得自己亲眼所见的惨状:上黄村血吸虫病人黄万明已经到了晚期,腹大如鼓,四肢却比枯柴还瘦。因为腹痛难忍,黄万明操起家里的镰刀戳破了自己的肚子。待到陈则民见到时,黄万明已经去世,黄绿的腹水流淌一地。

为了维持起码的生活,当时不少晚期血吸虫病人依然挺着大肚子下地劳动。由于耕作无力,每亩地只能收获稻谷数十斤,碰上灾害,甚至颗粒无收。有人编的一首山歌是“蓝田坂的禾,亩田割一箩,好就两人抬,不好一人驮。”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毗邻鄱阳湖,水草丰美,农田肥沃的余江县日渐荒芜。无人理睬、无人照护的野草薜荔,肆意开遍了满山满谷,长得比人还高。

血防会议确定目标

送瘟神——新中国第一场疫控战争-激流网1956年2月,中央血防九人小组两次组织专家到余江指导血防工作,图为专家涉水过河下农村。

而在杭州,毛泽东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了对血吸虫病的调查工作。1955年,在杭州开会的毛泽东对几个工作人员说,开会期间不搞其他活动,你们专门去了解一下杭州郊区血吸虫病情况。

在余杭地区,工作人员亲眼看到了一个腹部鼓胀,脖颈粗肿的晚期血吸虫病人,坐在树荫下望着田地摇头流泪。这个情况当天就被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即便坚决地说,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除派身边工作人员调查血吸虫病疫情外,更大的调查队伍被派往南方各个省市。毛泽东还先后同上海市委和华东地区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座谈了解情况。当时调查到的情况显示,血吸虫病遍及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云南等南方十二个省、市的243个县市(后陆续发现为378个县市),患者约一千万人,约有一亿人受到感染威胁。

根据调查到的这些资料,一场声势浩大的防治血吸虫病运动就此拉开帷幕。

1955年11月,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在毛泽东的过问下成立。这是一个“超豪华”规模的小组。由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为组长,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魏文伯、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为副组长,农业部和重点疫区的省委书记或省长参加,简称为九人小组。

九人小组成立后,立即于11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7个省市的省、市、地、县的党政领导和防治科技人员及专家共100余人,会上提出了7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大体部署。其后,所有有血吸虫病的省、市、地、县也渐次成立了七人小组或五人小组。

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此前通过的《农业十七条》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中,都把防治和基本消灭危害人民严重的疾病,首先是消灭血吸虫病,作为一项重要内容。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公布和毛泽东的号召,成了全民向血吸虫病开战的总动员令。

1000多名专业学者随即带着队伍奔赴全国几百个重疫区,在给患者治病的同时开展更为细致的实地调研,摸索消灭血吸虫的有效途径。

这是一个非常完备的组织架构。由各个省市的负责人直接挂帅以保证其权威性,由大量专家学者调研以保证其科学性,再加之来自中央不断的督促,可以说,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力度和重视程度,都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1956年3月3日,毛主席接到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2月28日写给他的信:建议在消灭血吸虫病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应采用火焚的办法,才能永绝后患,土埋灭螺容易复出。毛主席看了非常高兴,当即指示徐运北照办,并请这位专家参加本年3月准备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还查询了这次会议的准备情况。

1956年,毛主席接见了广东省从事血防工作的陈心陶教授,听取了他对防治血吸虫病的意见。

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各界人士座谈会上,又特意向有关专家询问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

1958年,毛主席在安徽视察工作时,专门到省博物馆察看了防治血吸虫病的规划图,查询进展情况,促其实现。

周恩来总理在1957年4月20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

中共中央随即于1957年4月23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

全国上下总动员的格局已然形成,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进行得热火朝天。

无心插柳找到填埋法

1955年底,江西省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时任省委书记方志纯兼任组长。一场面对“瘟神”的战役打响了。

要消灭血吸虫,原理上并不复杂。血吸虫的唯一寄主是钉螺,传播则通过人畜的粪便。只要消灭钉螺,血吸虫便无处存身。只要科学处理粪便,也就切断了血吸虫繁衍传播的途径。而对于人畜来讲,只要不接触疫水和钉螺密集的地区,也就无从感染血吸虫病。

但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钉螺是种繁衍能力极强的生物,一对钉螺在一年的时间内便可发展成25万只,加上钉螺个子小,喜阴凉,总是躲在阴暗潮湿的草滩或沟渠边,想要彻底消灭非常困难。而以当时中国农村的条件,想按照防疫的要求科学管理人畜的粪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让广大农民杜绝和疫水疫地的接触更是无从谈起。

尽管起步艰难,但工作还是在一步步稳健地进行下去。

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便是对钉螺的围剿。这个任务,让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五人小组组长方志纯大费踌躇。当时为了清灭钉螺,提各种建议的人都有。上海有一位专家建议,买一种特效进口药,但后来计算了一下,灭一亩钉螺大约要花500元。方志纯埋头算了一笔账,一亩花500元,江西全省有300多万亩,要多少钱?出不起。而且光用药,也不见得灭得了。结果整个江西省都没有买药,防治组每人一把油纸伞、一双布鞋,在各地摸情况,再回来实验土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用中药。靠茶枯浸液灭螺。茶枯是油茶果实榨油后剩下的余渣,其中含有一种对水生生物有毒杀作用的皂角甙素。把茶枯浸液喷洒在有钉螺的地区,经过24小时,钉螺死亡在90%以上,经过72小时,钉螺全部死亡。不过,在实验中,茶枯灭螺的效果非常不稳定,经过工作组总结,有些地方一天之内的水位高低不一,水涨高冲淡茶枯浓度时就会没有效力,另外,气温水温有变化时都会损害茶枯的杀伤力。

第二个办法是用火烧,在河滩边上的芦苇滩堆上杂草和柴火,点起大火付之一炬,所有在地面上生存的钉螺都会被烧死,但生活在泥沼或浅水的钉螺却毫发无伤。

第三个办法是推广将水田改成旱地,或者不种水稻而改种黄麻、红薯、大豆等各种旱作物。这个法子杜绝了不少农民下田干活时被传染的传播途径,却不能在江南水乡大规模推广。

同期总结出来的灭螺方法还有发动群众查螺检螺。从少先队员,到工人、农民,每人都带着一双筷子到疫地捡螺,每次都能捡来不少,可距离消灭钉螺的目标无异于杯水车薪。

几经摸索,防治组最后总结出了一个有效的法子:开新沟填旧沟,土埋灭螺。

这个不要钱,只花工夫的办法完全是在偶然中被发现的。说来也是巧合,1950年江西省水利部门在狮子岩边修建白塔渠,解决旁边两个省办农场的灌溉。工程中,开新沟的土把久已淤积的旧沟填平了。后来在全县大规模查螺时,发现新沟完全没有钉螺,而旧沟里的钉螺也全被埋死了,变成了白色的螺壳。

有了这个发现,方志纯喜上眉梢,写了一首诗在《江西日报》发表,诗的标题就是《消灭钉螺歌》。

随后,余江县从马岗村开始了一个乡大面积的“开新(田)填旧(田)”试点,获得成功后又在全县推广。1957年7月30日,中共中央血防九人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郑岗率调查组来余江县进行防治效果调查,为时10天,写出了《关于余江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调查报告》。

“开挖新沟填旧沟”的灭螺经验被正式认可了。

天连五岭银锄落

送瘟神——新中国第一场疫控战争-激流网开挖新沟镇旧沟。

有了“开新填旧”这个灭螺的法子,余江人开始了两年多浩浩荡荡的工程。毛主席《送瘟神》一诗中写的“天连五岭银锄落”这句话,就是对人们挖沟填坑之举的生动写照。

从1955年冬到1958年春,在这3年的冬春季节里,余江人共发动了3.6万多人投入灭螺战斗,填平了300多条有钉螺繁殖的旧沟渠和500多个旧水塘,填老沟347条,长382华里,开新沟87条,长334华里,填旧塘503口,搬动土方416万立方。

“开新填旧”有着严格的技术操作规程。据当年参加这一工程的吴水林老人回忆说,先清理沟岸塘畔的荆棘树木,铲下表层有螺的草泥,厚度为15厘米至20厘米,再将这些草泥翻过来推入沟底,从无螺区挖来旱土搀上石灰,填入旧沟打实,新土至少要填一米厚,然后再在上面撒一层石灰。旧沟填满后要做上标记,三年之内土地不能翻动,更不能耕种。如果开新渠时,一定要与旧沟保持一定的距离。新旧沟偶有交叉,要对旧沟进行彻底灭螺处理。

实际上,根据防治组的实验,只要把钉螺埋在距离地面15厘米以上的深度,一个月之后杀灭率能够达到100%,而这样远比钉螺存活能力更严格的操作要求,则保证了“瘟神”一去不再来。到了现在,很多当时填上的沟渠都已经变成了耕地,或是在原地盖起了大楼。

现在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出那种千军万马齐上阵的壮观场面了。人流滚滚,红旗飘飘,口号声声,歌声阵阵,挑灯夜战,男女老少,争先恐后……那么长的沟渠,那么多的土方,全都是靠着人们肩挑手挖干出来的。那浩大的声势,充满了吸引力、冲击力和诱惑力,有谁愿意袖手旁观呢?

当时,陈则民担任余江县水利工程委员会副主任,每天在工地和数以千计的人一起挥镐填沟。当年的艰巨和困难、危险和劳累、原始和普通,至今历历犹新。

“大家都日夜奋战,坚持工作,不去考虑保护自己。总觉得过多地保护自己是羞耻的事情。”陈则民说,“不过,那时也没发配给我们什么用于保护的设备和器材。每人能有一卷绑腿就算不错了。”明知道身处在随时可能感染血吸虫病的疫区,却没有人顾得上做保护。工程每推进一米都要仔细排查,如果在旧沟旧塘里发现了不合规范的操作,或是在新沟新塘里发现了一个钉螺,整个工程就都要推倒重来。

其实,保护措施非常简单,只要穿上长筒雨鞋、戴上手套就行,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反正要和农民打成一片,穿上长筒鞋在农民之间走来走去,不是脱离群众么?染上病再治吧!”

这样一来,感染便成了家常便饭。在陈则民记忆中,参加灭螺的人基本都得过血吸虫病,但每个人对患病都很坦然,查出来就立即治疗,治好了就马上回到工地灭螺。当时在工地上流行这样一句话:“上午为别人看病,下午别人为自己看病,病人轮流做。”

群防群治

送瘟神——新中国第一场疫控战争-激流网全民皆兵查打螺。

消灭钉螺,虽然是围剿血吸虫时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却还远远不是全部。普及疾病知识,治疗既有病人,防止疫病重来……一项项更为琐碎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那年冬天,17岁的陈世旭在全民普查血吸虫病时被确认患病,而在30年后,担任江西省文联主席的陈世旭回忆起那段日子,却丝毫没有面对“瘟神”的恐惧,反而带着些欢乐和感激。

在陈世旭的回忆中,整个冬闲的日子里,他都是一个乐悠悠的病人。大队里通知去治病,就背起棉絮,夹一捆稻草赶到被改成临时医院的仓库里。稻草往地上一铺就成了病床,一床棉絮半盖又垫。定时治病。

开饭是一天最愉快的时间。每天3角钱的伙食补贴,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到了吃饭的时候,盛上一大碗白饭,菜里总是能有几块肉,每人抱着一个大碗蹲在仓库门口吃。房顶上的麻雀叽叽喳喳,望着仓库前一字排开的饕餮场面。

唯一觉得难受的时候,是每天定时注射酒石酸锑钾时,包括陈世旭在内的很多人在注射后都有恶心呕吐的反应,但是没有人埋怨条件差,不花一分钱就能把病治好,别说抱怨,感激都来不及呢。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像陈世旭那样闲在自由地回忆当时。那段日子,对蒋庾华来说,便是匆忙和火热的。

蒋庾华当时是在临时医院里救助血吸虫病人的护士长。刚刚入冬,农村进入休闲季节,医疗队就一组组地下乡了。医疗队原则上是就地治疗。一乡一组,条件好一点的乡里能腾出办公室和民居当病房,更多的乡里则是把病人都集中在仓库里,地上铺稻草,自己带棉被。墙上钉上两个铁挂钩用来吊输液瓶。

每天早上9时,蒋庾华就开始蹲着逐个给病人打针,总要到12时才能把一大仓库的病人全部注射完。这时,其他护士便四处巡视。对病人,可以说是照顾备至。医药费基本上都是减收或免收,病人在治疗期间,队里适当记工分,出院后照顾干轻活。乡里社里还经常杀猪、捕鱼、磨豆腐,尽量地改善伙食。

这时,还有更多的人正在疫区宣传,普及卫生知识。

余涵是1951级的江西医学院毕业生。他编写了许多顺口溜和快板宣传,这是其中一段:“打竹板,请安静,听我讲讲血吸虫病。血吸虫,害人精,钻进人体就要命。大便里面藏虫卵,钉螺里面来寄生。排出尾蚴千千万,浮在水里专盯人。吸人血,伤人肝,让你骨瘦如柴活不成。……”

白天,余涵背着急诊箱到地头田间发药,箱子里放着一副快板,只要人多,就掏出快板喊上一段。余涵说,那时很多农民是文盲,大都没有出过村。得了病就怪风水不好,命不好,祖上没积德,遭报应。连血吸虫3个字都没听说过,只知道叫“大肚子病”、“黄脸病”。

到了晚上,县城里几个仓库、祠堂里灯火通明,人头攒动,家家户户都会来听宣传。说实话,农民来的真正目的是看“西洋镜”。穷乡僻壤,没见过放幻灯,更没听过留声机。医生、血防队员、医学生和农民融成一片。就如谈家常一样把知识教给了他们。

余涵和他的同伴们还把显微镜搬进祠堂,抬上街头,当场免费为农民查大便,让他们自己看大便里的虫卵。起初,农民总以为医生是在变把戏蒙骗他们,通过放“土电影”,听留声机,农民才心服口服。

同时,各种报刊、广播以及农村的墙报、广播喇叭等也对血吸虫病的防治知识广为宣传。教育村民们平日下地干活要穿厚袜、打绑腿、擦药膏,生活中要人畜分塘用水。

在余涵们无孔不入的宣传力度下,一个多月后,刘荷经和他的同伴们的工作终于变得不那么困难了。作为余江县血吸虫地方病防治站主治医师,他的工作是挨门挨户地告诉农民们如何处理粪便——装在统一发放的粪桶里,撒上统一发下来的砒酸钙闷上几天,保证虫卵被彻底杀死。

在工作的最开始,刘荷经每天的任务就是上门收集粪便,再统一处理。

“你们是屎医生。”刚刚上门收大便时,不少人的疑问让刘荷经无法作答。很多农民根本无法理解“大肚子病是因为自己看不见的小虫造成的”这种理论。在上黄村的一家农户里,刘荷经甚至吃了闭门羹。“我见过讨饭的,没有见过讨大便的。”这户的主人坚持认为,刘荷经他们是要收集了粪便“作法”的。饶他怎么解释,也都没用。

与此同时,疫区范围内饲养的耕牛被禁止下水,饲养的家犬全部宰杀。所有的疫病传播途径都被掐断,“瘟神”没有了生存的空间。

“第一面红旗”

奇迹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1958年5月12日至22日,江西省血吸虫病五人小组组织医学专家和血防技术人员到余江县进行全面复查鉴定,证实余江县已经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颁发了《根除血吸虫病鉴定书》。

1958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给中共余江县委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发来了贺电。陈则民至今还能流利地将电文全文背出来:

接五月二十五日来电,收悉你县消灭了血吸虫病,使全县人民永远摆脱了血吸虫病的危害,特向你县全体人民热烈祝贺。你县在与血吸虫病作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各血吸虫流行地区树立了榜样,希望你们总结发扬防治血吸虫病的经验,进一步发动群众做好除“四害”讲卫生,并在消灭其他危害人民的疾病上,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于北京

这个消息被《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为题刊登在第三版上,而这篇报道不仅为余江县带来了两首主席的题诗,也在其后的几十年里,使得这个县城以“第一面红旗”为动力,创造了连续49年没有血吸虫病的奇迹。

难道这49年间,余江真没有出现过钉螺?在余江县厚厚的血防志里,确曾有过两次发现钉螺的记录。第一次是1973年的冬天,邓埠镇农民于青海在白塔河邓埠浮桥边无意中发现了一只钉螺。第二天,全县干部群众3000多人从马荃镇至邓埠镇铁路桥共39公里范围内,一个地段接一个地段仔细排查,连续查了3天3夜,直到未发现第二只钉螺,才鸣金收兵。第二次是1983年,在省水稻原种场突然发现新螺点,有螺面积2481平方米,县里立即组织灭螺队,全面灭杀。为了验证灭杀成功,捕获了618只螺,解剖了500只,全部阴性,又用49只小白鼠做了感染试验,仍全部阴性,这才放心。

在随后的24年中,余江先后大规模查螺23次,参加查螺群众累计超过3万人次,还立下了凡是发现一个螺奖励300元的重金。用余江人的话说,这些年来已经把凡有可能出现钉螺的地方像梳头一样反复梳了几十遍。

要求所有的疫区都像余江县这样精心地梳理防护,显然是不可能的,然而,正是在这种全民上阵的前提下,才使得余江县给血吸虫病画了一个句号。虽然那种千军万马送“瘟神”的工作方式在今时今日已然不可再续,但在那场战役中所构架的防护体系却依然值得借鉴。

事实上,回望当年涉及12个省市的血防成绩不难发现,当时防治工作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借力于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布防,设置严密的血防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对疫病从防到治都考虑周全。1956年成立的中央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包括有水利、农业、卫生等相关部门,一声令下就能使得各行各业齐动员,千军万马齐上阵。各个部门的主管负责人亲自挂帅,不达目的不收兵。

在这样的力度之下,到1958年底,血吸虫病人由解放前的1169万降为84万人;12个流行省份已有5个省先后消灭了血吸虫,433个流行县乡区有260个达到传播阻断标准,63个乡达到传播控制标准。

尽管当年的血吸虫防治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以“人民战争”一般的气势和规模广泛号召人民群众,调动全社会各种资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有史以来对于血吸虫病的一次最彻底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建立了从中央到乡镇,格局严密,运行长达30多年的防疫体系,创造了此前从未实现过的疫控奇迹,也形成了很有价值的治理经验。时至今日,消灭血吸虫依然要以当年的经验为圭臬。

随后,在1986年,中共中央血吸虫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被撤消,移交国家卫生部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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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瘟神——新中国第一场疫控战争-激流网(作者:唐铮。来源:北京日报纪事。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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