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80年代以来,随着女性主义理论慢慢被翻译进入中国,女性写作、女性文化也浮出水面,“女性”也逐渐成了一个文化类别,为我们打造了新时代女性越来越平等、个体意识越来越强的迹象。在本文中,作为女性主义研究者,柏棣结合自己80年代以来的经历,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了过去三十年“女性文化”崛起背后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关系。柏认为在这些“女性”写作中,小资产阶级妇女的“无病呻吟”取代了劳动妇女的立场,成为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批判。婚姻、家庭成为这些写作中唯一的社会关系,一种神圣的、一成不变的家庭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对家庭的批判,成为解构革命的工具。

柏棣: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中国女性文化的三十年-激流网

问:您1980年代末出国前就研究女性主义作家评论家伍尔夫,到了美国继续研究西方多种派别的女性主义理论。不仅在国内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中国女性解放理论是如何与西方的社会性别、女性主义理论的相遇。而且,20多年来您一直在从事中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互动和传播。这会使我们的对话有碰撞、有交锋而更客观理性。那么,我们就共同来谈谈“中国女性文化本土化建构的三次浪潮”。其实我们这一代学者亲历了这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80年代,主要是承接五四精神——爱情婚姻自由与个性解放。并且,反思新中国成立后“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解放模式对女性性别的遮蔽。从而催生了当代女性意识的觉醒。第一次浪潮最初是由女作家发起而波及全国的。著名女作家张洁、张抗抗、张辛欣、谌容,还有女诗人舒婷等等,都是这第一次女性文化浪潮的开先河者。最初认识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著名翻译家朱虹教授,1981年在《世界文学》杂志发表长达20万多字的论文《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 》,介绍“妇女意识”,引进“社会性别”。是当代中国女性文化史上一次女性主体性思想意识的解放运动。

第二次浪潮,发生在1990年代,是中国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剧变下的产物。实际上是由中国女性面临下岗、失业、离婚“生存大地震”的严峻生存环境,重新认识自我生命意义、选择生存方式的多种困惑而引发的。但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推动性别平等主流化,男女平等成为基本国策。尤其“世妇会”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性别理论的大量译介,对中国女性文化的本土化建构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女性随着“下海潮”在沿海、偏远地区再就业的艰难历练中变得强大,而冲破传统男权文化的性别角色规约。此时的女性文学以超越以往任何时期的盛势崛起于90年代文坛,发起了颠覆传统男权文化的“性别战争”,女性艺术也初露女性主义的批判锋芒,形成了女性生活的、身体的解放运动。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商业消费文化的狂飙突进,女性的生活选择和自我主体又再次堕入男权的、商业的、“被看”陷阱。

第三次浪潮,发生在21世纪的10多年间。在全球化语境下,一大批具有文化独立意识的女性知识精英,在反思性别文化发展得失与跨出“他者化”的过程中,正在以各自的思想与智慧,以与“他者”文化平等对话的姿态,以超越“自我”与“他者”的文化自觉,以人为本的个体解放的理念,科学吸收本土与国际多元异质文化的养分,初步建立起本土的“四位一体”的中国女性文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体系。而且,由女性意识、性别意识向家国意识与人类意识转型,试图实现中国女性全方位解放的诉求与个体灵魂深处的解放。这是女性文化本土化生成与转型的重要阶段。当然经历了对西方女性主义从仰视到平视,以及理性发现其局限的漫长的过程。可是,又遭遇到现代性的男权主义意识的“围剿”。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柏棣:首先我觉得你提出的“三个浪潮”的概念很有意思,虽然是借用了西方女性主义特别是美国女性主义的概念,但是还算是一个比较独到的见解。把过去的30年分成三段,每10年作为一个波涛起伏的,有高涨有低落的浪潮来表述中国女性,更确切地说是中国的知识女性的文化走向,在这三个十年中不同的文化表述和表现,是很有意义的,就是为分析总结过去的三十年提供了一个框架。用这个框架来看中国本土性的发展、演变至少说明我们已经开始了一种文化的批判,或者叫意识的批判。这是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虽然我不认同这个批判的角度。

而我自己更想从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过去的30年。首先,你把女性文化作为一个命题,我认为就很有特点,很具有改革开放以后的所谓中国的特色。我这样说首先是因为在我接触过的女性主义的表述中,提出“女性文化”这样命题的,好像只有中国的学术界,例如要建立所谓“性别文化”啊,“女性文化”啊等等。这是非常本质主义的一种提法,不是要消除社会性别差异,而是要建构一种差异;不是去批判地审视“女性”这个意识形态概念,反而把它作为一种自然的范畴接受。为什么说“女性”不能作为一个自然的概念来接受呢?这其实是西方女性主义一直在讨论争论的问题。生理意义上的女人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这我们都知道,就是文化意义上的女性,也充满了差异--阶级,种族,民族/国家认同,年龄,信仰等等。不但生理意义上的女人不可能有统一的文化,社会意义上的女性也不可能有什么特有的、统一的文化。

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中国1980年代的女作家,她们是不能代表全体女人的,她们的意识也不能代表所有女人的意识。所以,我不能同意国内女性文化文学界的对于80年代女性文学的普遍认同的评价,即,这批女作家的对自己社会性别角色的回归就是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对毛泽东时代妇女解放的补充,因而是一种进步。这种观点是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妇女解放以及中国革命的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解读。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中的妇女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是一个政治的,阶级的概念。妇女是劳动妇女,当然也包括愿意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社会主义实践的知识妇女。而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建立在批判小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的个人诉求基础之上的,也就是对五四运动时期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的扩展,更注重于中国的广大的劳动妇女,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妇女解放的解放。“半边天”说到底,就是劳动妇女的主体性,她们的社会角色,“半边天”就是中国劳动妇女得以展现她们的社会主人翁精神的社会空间。而80年代所谓女性意识的觉醒,实质上就是又转回到五四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空间,所遮蔽的是劳动妇女的诉求,所以我认为,它是一种回转,一种历史倒退,而不是什么觉醒。其实小资产阶级自我表现的诉求一直存在,而且代代相传,只是被当时劳动妇女解放的主流压制下去,所以不是什么觉醒。当然这种回转必须放在1980年代的大环境下来看才能看出它的实质;当时的中国正在急切地希望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再回到女性文化这个话题。如果让我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会首先想清楚,这个女人女性是什么,是哪个阶级的女人,哪个年龄段的女人。我发现在中国关于女性的表述里,比如我们现在讨论的中国的女性文学,我们的女人经常都是讲有生育能力的这个年龄段的,很少讲女少年女童,很少讲老年妇女,这里也有一个年龄歧视啊。再说,有时女人面临的问题不一定是性别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谈的中国女性文化是很狭窄的一个话语空间。

本土化,也就是这个谈话的重点,曾经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我说的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是非常时髦的。本土化这个词是从英文译过来的:localization,是和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组成的二元框架的一方。本土化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副产品,它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为什么出现本土化,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了所谓本土的呼声?民族国家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权利分割框架受到了所谓后资本主义时期全球化的挑战,当然这个挑战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挑战。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国际资本将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暴力地或者非暴力地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第三世界自然就会有反应,全盘接受这种所谓“普世价值”“普世经验”是一种反应,坚决反对这种殖民的斗争也是一种反应,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应。两种反应中间存在着这么一种既接受又抗争的反应,就是这个“本土化”。

“本土化”首先承认全球化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又觉得也应该允许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传统用不同的形式接受全球化;也就是说,本土化是全球化的一个具体的经验,局部的经验,是对普遍意义的地区性表达,或对普遍意义的局部性表达,实质上,是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的一种妥协。当中国谈自己的本土化的时候,就是承认了美国的全球化,也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地位。用沃勒斯坦(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s) 理论也可以说明强调本土化的中国的国际位置。中国不是中心,而是处在外围或半外围。正是因为全球化在中国引起了焦虑,所以我们才谈传统,谈这个本土化。

那么在中国女性文化研究领域为什么要提出本土化呢?肯定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考虑,是在全球化中的一种自我寻求和自我赋权。中国愿意把自己比作本土,却没有认真地想,所谓本土是相对于全球—美国而言的。本土化提出的本身说明已经被全球化垄断了,所以我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所谓扁平的世界里,是没有所谓本土存在的空间的。本土化的后果,无外乎就是用自己传统的形式来包装美国/西方的内容。当然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对全球资本主义全方位的批判,拒绝与其同流合污。

还有,我对所谓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抱有批判性的怀疑,因为她们绝大多数都是西方训练出来的,我可以讲也曾是其中一员。当然我自己经历了一个转变回归的过程。她们都是本国的精英,她们的阶级局限性使其不能代表广大的第三世界的劳动妇女的利益。现在我们中国跟西方女性主义对话,我们对大量泼洒进来的西方意识形态感到焦虑,感到困惑,无所适从,所以说,中国学者的 “本土化”诉求是合乎情理、合乎逻辑的,是一种必要的民族主义的表达。但是同时必须看到,中国已经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被放置在外围或半外围。

总而言之,本土化不光是中国人的焦点,中国女性文学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姿态,是全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呼唤,所以提出本土化,我认为提出很有意思,但是还没有看到很可信、很充实的内容。中国的本土化到底包含了什么?

你刚才提的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每十年一次,我的理解就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妇女对在这改革开放的30中间三次不同的诉求阐述。你借用了美国女性主义对其理论史的叙述结构,用“浪潮”或“波”来表达一个比较集中的运动。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秩序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三次浪潮有一个共同特征,它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它是一个大规模的向西方学习取经的过程,就是向西方学习这个大的过程中间的三段。

在第一阶段,也就是《河殇》的时代,那时我们对西方价值几乎是全盘的接受,尤其是西方女性主义中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跟当时的我们很合拍。第二阶段是95年世妇会前后,社会性别这个概念介绍到中国来了世妇会也带来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概念。然后就是第三次,也就是新时期21世纪这第一个十年,对西方的反思,有些批判意义上的反思为主线,从大环境也可以看出来,比如说中国要有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总体来看,改革开放这30多年,我们引进的西方的女性学,女性主义,社会性别这些概念的同时,也是一步步地消除毛泽东时代妇女解放的过程,我把它称为“去解放”的过程。我这么讲可以吧??

这30年里,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女性文化,这个女性文化的确在资本主义体系里面出现的,带有那个体系的特征,代表了中国社会中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女性的欲望和诉求。这是我们的诉求,衣食无忧的中国女性的诉求。必须指出的是,这不但不同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妇女解放,甚至也不同于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主流的目标。这个女性文化是侧重于所谓情感的,感性的,自我的,生活方式的,而不关心,可以说是不太关心所有制,政治地位,经济上的再分配,扩大妇女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空间等制度性问题。

知识分子女性建构了一种文化,而且她的整个文化是建立在去解放和去妇女解放之上的,背离了,抛弃了以前的妇女解放的,尤其从40年代到70年代妇女解放的总纲领。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有它自己的很成熟的整体纲领,有它自己一套实践成绩。改开以来的女性文化是建立在对那个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的批判上面的,就其本质说,是“去”妇女解放的,而妇女解放建立在 “去社会性别” (de-gendering)之上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就是那个时期的典型思路,当然,这里的男女不是生理意义上的男女,而是社会性别意义上的男女。在毛泽东时代女工享有生理上的照顾,比如“例假”这个词就是那时候出现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妇女在月经期放假。改革开放以后呢,主张的就是男女应该不一样,其逻辑就是男女生理上不一样,所以社会意义上也应该不一样,这样才能表现女性意识,所以才有了女性的所谓回归,有了女人味,又变回了女人。这其实是加大了社会性别的分化, 是重新社会性别化 (re-gendering)。所以,这个重新,又倒退回了妇女解放以前的意思。而中国的女性主义讨论,正是在这个时刻,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毛泽东时期的实践,而纳入了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潮流。

还有一点就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妇女是被解放的”。这个“被解放论”是中国妇女研究界的一个共识,我也是不能同意的,而且认为从逻辑上说是有问题的。这种“被解放”论认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不是妇女本身的诉求,而是中国共产党给带来的,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男权机构,那么由男权给予的解放就是“被解放”。而相比之下,美国和西方女性主义是女人自己的解放诉求,她们通过自己的女权运动而得到的权利才是真正的解放。这里起码有几层错误。第一,西欧和美国的第一波的女权运动,都有男性的帮助,甚至是在男性的指导下进行的。还有,参与女权运动的人数很少,而且都是精英。按照“被解放”的逻辑,广大西方妇女没有参加平权运动,也没有什么解放的诉求,她们的权利也是糊糊涂涂地拿到的,她们也是“被解放”了?中国的妇女解放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很多女子精英参加,比如秋瑾、向警予等。还有,如果说女人的权利是男权社会给的女人就是“被解放”,那么,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女人都是“被解放”,美国女性主义的所有成就和成绩不都是在说服男权的国家机构通过立法而达到的吗?如果所有的解放都是“被解放”,那么这个词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从更深的层次上说,人的所有的权利和权力都是“被”给予的,都是社会给予的。社会不承认你,你再争取,你再有所谓主体性,也是没用的。这就是毛主席讲的,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就是他/她的社会性。

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的伟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一个代表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建国以后,第一部法律就是1950年的《婚姻法》,几乎一夜之间,曾受着四座大山压迫的广大劳动妇女翻身做了主人!这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拿我家的三代女人为例,奶奶外婆都是小脚婆,都不识字,到土改时才有了名字。我母亲是新中国的大学生,我就不用说了。中国的妇女解放的理论与实践,应该是我们所有中国人引以自豪的,是我们研究妇女问题的重要的、宝贵的资源。很多西方女性主义者们在70年代来中国取经,写了大量篇幅的文章,报道论述中国的妇女解放。这次我回国以前,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的一位女性学教授找到我,给我讲述她就是因为受了中国革命的影响而参加了第二波女权运动,成为一名女性主义学者的。“被解放”论是中国女知识分子80年代以后创造出来的一种“奇异理论”,是解构中国革命,去解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是80年代末去美国读书的。你说的第一次浪潮,我是从头到尾经历过的。我是77级的大学生,又是学英国文学的,后来上研究生可以说是参与了整个过程,而且受西方女性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影响也是很深的。我硕士论文是写英国女性主义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的。80年代末我去美国主修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也是因为喜欢她,当时非常小资,也是“女性意识恢复“浪潮中的一员,总在谈“自己的一间屋子”啊(伍尔夫的名句)。80年代的这个所谓女性意识的恢复,是有其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

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解放实践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为大框架的。它着重为全体中国妇女特别是劳动妇女,农村的劳动妇女打开了一种公共的空间,这个公共的空间不光是政治上的空间还是经济上的空间,也是文化上的空间,它是一个很广阔的一个东西,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 我现在正在思考解放和空间的关系,以及这个空间和话语、身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