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功能的当代价值-激流网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独特功能

批判,按照哲学的理解,并不是徒然的否定和外在的颠覆,而是以理性的方式所实现的对既有理论和现实的反省,通常是以辨析、追问、审视、省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批判”旨在通过揭露和分析矛盾以寻求问题的更好解决,因而是理论发展和创新的重要动力。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的各种理论是和批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尤其在政治经济学中更是如此,以致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代名词。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借助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弄清了资本主义社会“机体”的内在联系,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从而找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具体道路,由此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因此,列宁认为,政治经济学“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i]恩格斯也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ii]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在其理论研究和理论创立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就在于这样的批判有着独特的功能。其功能是多方面的,而最突出的是“反思”的功能和“穿透”的功能。

“反思”与批判是内在相通的,反思就意味着批判性的考察。凡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看作事实存在的地方,马克思都通过批判性的反思看到问题的存在。这样的反思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主要体现为前提的反思与方法的反思。就前提的批判反思来看,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看作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和立论根据,马克思都给予严格的追问。例如,古典经济学在研究问题时是从商品、交换、价值这些最基本的经济现象出发的,但是它并没有正确地说明这些现象,而是把这些现象看作是人类社会固有的,并且是由人的交换本性决定的。对于这样的理解和理论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中就予以深入的考察和反思,认为商品、交换并非是有人类社会就有的,也非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而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矛盾作用的结果。正是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以满足相互需要的客观要求,才使商品、交换得以产生和发展。货币、资本、利润、地租等也是如此,都是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经济关系的具体表现。恰好是借助于批判反思,马克思揭开了这些经济现象的秘密,发现了各种经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就方法的批判反思来看,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形而上学的论证方法,马克思都给以历史性的省察。如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iii]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是“天然”的?通过追问和历史考察,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抽掉了生产的特殊社会性质和社会关系,仅仅从生产一般去理解。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也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下形成的并且取得历史特征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iv]同其生产方式直接相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现象、经济关系无不具有历史性。就是在各种批判性反思和理论追问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马克思的许多经济学理论观点。

丰子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功能的当代价值-激流网亚当·斯密《国富论》

“穿透”的功能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功能最为明显的体现。经济学研究无疑要面对各种社会经济现象,但要吃透所要解释的现象并非易事。由于“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因而“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科学的真理就总会是奇谈怪论了”。[v]要还原事实真相,必须破除各种迷雾,透彻地理解现象背后的本质以及主要的经济、政治、社会变量。而这样的“穿透”功能恰好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实现的。凡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作现象与现象之间、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地方,马克思都看到了隐含在其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其他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差别,就在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始终不是就经济论经济,而是从社会的总体性出发,站在社会关系的高度来考察和把握经济现象。这就是要透过纯经济的分析,给经济现象以政治的和社会的考量,用社会历史理论来解释和说明各种经济现象。与此相反,西方经济学完全取消了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来研究经济,主要突出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量”的分析;也正是由于取消了社会关系的分析,才使追求经济理论的“数学化”和“模型化”成为可能。二者之间的这种差别集中体现在对“资本”的理解上,西方经济学将资本只理解为物,理解为生产要素,而马克思则将资本理解为社会关系。马克思之所以能够作出这样的认识和理解,正是得益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穿透”功能。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其性质来说,并不是作为工具性价值的批判,即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效用上的表现,而是其理论特质的体现。任何一种理论都可以对其他理论提出质疑、批判,这是所有理论都可具有的特征。如果就此意义来谈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那就与其他理论及其批判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而且其研究也没有多少意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同于其他批判之处,就在于这种批判不是外在的,而是内生的,即由其理论特质所决定的。或者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是批判,离开了批判,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从这些方面体现出来的:

一是价值立场。马克思说得很明确,“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vi]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完全“价值中立”。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其价值指向就是要摆脱资本的统治,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这种价值追求最明显地体现了马克思研究的政治立场。当然,这样的价值追求和政治立场是建基于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并不纯粹是一种道义的伸张。

二是研究方法。最能体现马克思研究方法显著特点的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这样的辩证法不是“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而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vii]正是这样的辩证法,凸显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和革命性。

三是理论观点。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来说,“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viii]与此相反,马克思的理论探讨不再囿于什么原则、教条,也不限于现象学的解释和维护,而是直指问题的本质,直接揭露矛盾、问题,以作出科学的理论阐释。也正因这种探讨上的无私无畏,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常常“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ix]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批判功能,关键是有赖于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的理论创造过程中,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特别是唯物史观对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及其批判功能的发挥起了非常重要的方法论作用。如果没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理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理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社会形态演变的理论,没有由这些理论所产生出来的矛盾分析法、过程分析法、整体性分析法等,也就不可能形成马克思特有的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形成和发挥其特有的批判功能。仅仅用实证的方法、数学的方法、建构模型的方法,是无论如何达不到政治经济学理论高度的,是无法实现其批判功能的。只要坚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不可能离开唯物史观。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应当作全面的理解。马克思所讲的批判,内在地包含着建构。马克思各种重要经济理论观点、各种理论建树,大都是在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批判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新的理论建构的过程。就此而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是批判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是批判与建构的统一。

二、“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既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学”,又是关于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同样需要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对于理论和现实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固然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视域中加以理解和说明,但要真正作出透彻的理解和把握,绝对不可能离开政治经济学。就以近些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研究的问题来看,其间的讨论,话语很多,也不乏可喜的成果,但也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危险,即从“哲学话语”沦为“话语哲学”。要想阻断从哲学话语蜕变为话语哲学,必须借助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资本逻辑”的研究为例,从当代社会发展各种重大问题的根源中发现并提炼出“资本逻辑”是重要的,但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此。今天的资本逻辑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逻辑在其形式和内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当代资本逻辑是如何具体作用于各种社会现象以至经济社会发展的?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深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尤其需要资本逻辑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考察。因此,要突破理论“瓶颈”、深化理论研究,不能没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场”。

丰子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功能的当代价值-激流网马克思经济学手稿

分析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当然需要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这是理论研究的正常现象和内在要求。但是,必须看到,西方经济学不可能是“纯粹”的经济学,它总是以一定的理论假设、价值取向、文化背景和逻辑推演为前提的。不加甄别地将这些理论套用于各个国家具体经济问题的说明上,只能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或者只能停留于黑格尔所批判的“外部反思”,不可能达到内在的理解和把握。而且,现代西方经济学在研究中的“数字化”追求,形式上来看有其“科学”的外表,实际上并未提供实质性的理解。这样追求的“科学”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知性科学”,而不是关于事物本身的深入理解和把握。这样的研究推到极端,只能导致思想的衰退、理论穿透力的衰退。诚如有的学者所说,“当一个学科本身的特殊批判性和思想性越来越淡漠、越来越苍白、越来越仰仗于漂亮的数学表达形式来证明自身的存在时,这一学科本身也就大可不必存在了。”[x]有鉴于此,对于西方经济学不能盲目推崇,应当加以合理辨析,防止理论误导。这就强烈呼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回归。

首先是研究对象的回归。伴随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形成了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但是,也毋庸讳言,研究中存在一些局限,最大的问题是研究对象的模糊,即把本来不属于或主要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纳入其中,而将真正需要研究的问题则淡化处理。如像西方经济学那样,把资源配置作为研究的重点。应当说,资源配置需要进入研究的视野,完全无视资源配置也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问题是如何研究,如何看待资源配置。完全脱离社会经济关系,将资源配置仅仅当作纯技术的问题来处理,这不是政治经济学应有的研究方式。资源并不是随意配置的,总是受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制约的;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人,而人又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和一定利益的承担者,资源如何配置也是通过社会生产关系和利益的调整来实现的。脱离了社会经济关系,很难把资源配置问题讲清楚。因此,不能无原则地引进资源配置分析,应当校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和对象。这就要求在具体研究中,不能只看物的关系,不看人的关系;不能只关注生产要素,不关注社会关系,确实从“见物不见人”的误区中走出来,把遮蔽的东西重新显现出来,以保持政治经济学的健康发展。

其次是理论主题的回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题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后者则是以生产效率和投入产出效益的最大化为主题来研究经济问题。马克思之所以从哲学研究转向经济学研究,进而倾其大半辈心血创作《资本论》,其直接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而最终目的则是为了寻求人类解放和发展的具体道路。由于人类解放和发展的关键是摆脱资本的奴役、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因而经济学研究必须采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显然,这样的批判与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是完全一致的。诚如恩格斯所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xi]今天研究政治经济学,同样必须紧扣这样的理论主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离开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不可能真正形成科学、合理的新的发展观。

再次是研究方法的回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既然属于反思性的理论,自然对于前提性问题予以特别关注,其许多重要经济观点就是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前提性批判中形成的。这种研究方式对于我们深入探讨一些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澄清许多理论是非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例如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多年来国内外学界常常将其作为一对矛盾关系来看待。事实上,二者尽管在经济生活中也会有冲突,但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矛盾。因为公平的反面是不公,而非低效;效率的反面是低效,而非公平。西方经济学之所以将公平和效率视为矛盾,这是因为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成为西方国家进入福利社会之后劳资双方矛盾的突出反映。在西方国家,伴随福利制度的发展,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日趋严重,其中公平代表了劳方的诉求,效率代表了资方的利益,正是在劳资对立的前提下,二者才构成矛盾。又如,在西方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常常是被作为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零和关系”来预设的。实际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非是“零和”的,而完全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可以同时发挥作用并实现有效结合。中国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不能限于西方经济学的前提预设,应当通过批判分析,发现和形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这是一项基础性的理论工作。

丰子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功能的当代价值-激流网马克思《资本论》(前苏联纪念邮票)

最后是研究路径的回归。在理论探索中,西方经济学起步较早,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所进行的一些分析,确实值得我们重视。但重视不等于依赖,不能仰仗西方经济理论来解释和说明我们的问题。就实际情况来看,西方经济理论不可能真正站在非西方立场上来说话,所提出的问题不完全是发展中国家真正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理论内容不足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复杂情况。对西方经济理论的过分依赖,会妨碍我们独立思考;对西方经济理论资源和研究方式过分迷恋,会影响我们的视线。自己的路还得自己走,不能指望别人给我们开具理论方案。因此,必须克服对西方经济学的路径依赖,从中国的发展实际出发,加强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以形成自己特有的、符合自身发展的经济理论。要实现这样的路径转换,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有批判,才有鉴别,才能真正做到理论上的清醒和自觉。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把握

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有助于深化理论研究,而且对于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进而合理引导发展,在其研究和思维上,离不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和介入。

中国30多年的发展与中国的理论探索是相生相随的。对于理论与实践的这种相互关系,也有不同看法。一些学者习惯于用西方的理论模式来看待中国的发展现实,将中国发展实践的成就和创新变成西方理论正确性的注解,轻视和无视自己的生动创造。其实,如果不带偏见的话,中国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并不是什么西方经济理论推行的产物,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创新的成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各种重要理论的提出,没有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就没有改革与发展的今天。在新的发展时期,要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同样需要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引导。对于今后的发展来说,特别要加强中国问题的考察、中国经验的总结、中国道路的探索。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功能的发挥。

首先来看中国问题的考察。无论实践的发展还是理论的发展,总是从问题开始的。何谓“中国问题”?并不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任何问题,都可称得上“中国问题”。只有那些对中国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乃至关涉中国前途命运的问题,才能称得上“中国问题”。这些问题的提炼和考察,必须借助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分析。而且,“中国问题”必须是中国发展中的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更不能是把一些西方国家出现的问题当作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也需要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分析。从问题研究的角度看,重要的是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而问题的发现并非那么自然而然,必须有批判性的眼光和思维,善于从反思与检视中发现问题的存在。对于这一点,就连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都有自觉的意识,发现“美国经济学界的最大问题在于对数理模型的过度沉迷,以及由此引发的和现实世界的脱节”。[xii]正因如此,他才义无反顾地返回法国,开始进入到他认准的“问题”研究。《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价值,就在于通过西方国家近300年发展的大量实证材料研究,发现了财富与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促使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加以深入思考。中国问题的性质和表现形式当然与皮凯蒂所讲的问题不可同日而语,但研究问题的思维和方法是相通的。现在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各种深层次的问题逐渐形成并日益暴露出来,能否及时地发现问题并予以合理应对,事关发展的成败。为此,必须善于发现矛盾、揭露矛盾,进而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以增强工作的主动。发现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由此又突出了问题的分析和回答。这就是要求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深入分析问题,找到问题的症结和深刻根源,进而提出化解各种矛盾、问题的对策和意见。总的说来,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分析、解决问题,都需要加强批判性的反思;没有这样的反思,也就不会有中国问题的深刻把握。

丰子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功能的当代价值-激流网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

再来看中国经验的总结。加强中国经验的总结,不仅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总不能停留于“描述”水平上,应当从“描述”走向概括、提炼。而要概括、提炼,原则上要求突出反思性的特点,特别是突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由于经验之中总是含有一些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因而通过概括、提炼,可以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从经验上升到理论,只有借助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揭示经验背后的一般规律或常规性的东西才有可能。因而马克思在经济分析时所运用的抽象法、“普照的光”方法以及相关分析方法,对于经验的理论“上升”是值得高度关注和合理运用的。需要指出的是,加强“中国经验”的总结,同时意味着对发展教训的吸取和总结,因为经验和教训往往是连在一起的,有些经验就是从教训中转变而来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教训比经验更为深刻、更富有启迪意义。教训的背后,实际上就是预示着成功的一些带有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我国许多改革发展重要理论观点的提出,就是由发展中的各种教训“倒逼”出来的。无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还是“生态文明”的建设;无论是“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是“公平正义”的倡导,均与发展的国内外教训直接相关。要加强教训的总结,同样需要借助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否则无法得出合理的结论来。

最后来看中国道路的探索。中国发展巨大成就的取得,主要源于中国道路的成功开创。中国道路并不是按照什么模式设计出来的,而是根据当时国内外条件,尤其是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逐渐探索出来的。离开了这些条件和环境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很难理解中国为什么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别的道路。这样的道路选择,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具体运用。马克思当年在分析俄国公社的发展道路时,就是在综合考虑俄国公社所面临的各种条件的基础上,根据公社的土地所有制性质、村社组织结构、劳动方式以及“历史环境”等而提出“跨越”设想的。中国道路的选择也恰好体现的是这样的观点和方法,它从深层次上解释和回答了选择这一道路的必然性和内在根据。值得指出的是,在研究中国道路时,不能孤立地讲其“中国特色”“中国元素”,同时必须注意阐明中国道路与世界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中国道路与社会形态依次更替规律(即“五形态论”)的相互关系。一般说来,道路不同于规律,但又不是外在于规律,道路是规律在一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实现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实质上就是社会形态依次更替规律在中国的具体实现方式,是这种规律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不能离开“五形态论”来抽象地讲中国道路,这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和方法。对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同样需要坚持这样的立场和方法。唯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道路的正确方向,才能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健康稳步发展。

总的说来,要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加以深刻的把握,不能离开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只有在对现实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中才能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则是不能轻易改变的,但其许多理论内容是可以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变化的。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xiii]恩格斯还举例说明:“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xiv]中国发展实践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特殊性,这就是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合理发挥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功能,充分凸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价值。

注释:

[i]《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8页。

[ii]《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页。

[iii]《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

[iv]《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94页。

[v]《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页。

[vi]《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vii]《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2页。

[viii]《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7页。

[ix]《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2页。

[x]刘伟:《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本书编写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76页。

[xi]《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5页。

[xii]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Ⅶ页。

[xiii]《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5页。

[xiv]《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5页。

(作者:丰子义。来源:察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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