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共党人的悲歌》我一直想谈谈却一直拖着。这本书是去年秋天读到的,读完合上书,感觉像是从岩石缝里钻了出来,以后一想到还要钻回去就不由自主地深呼吸。要不是今天朋友的一句微信,我还会一拖再拖。

这部传记的主人翁是两位鲜为人知的共产党人,台湾籍的张志忠和他的江苏妻子季芸。他们都是上世纪前半叶参加共产党的知识青年,抗战胜利后被派往台湾从事地下工作。张志忠担任中共台湾工委的军事负责人,季芸在学校教书——不光是掩护,也是生计。二二八事件后,台共发动军事起义,由张志忠领导。起义失败后,他们转入地下,后双双被捕,先后就义。这其实是上世纪那场革命中司空见惯的故事。当年关在渣滓洞的共产党员得知新中国成立,兴奋之余用背子面制作了一面国旗。由于只知“五星红旗”而不知具体图案,他们凭想象在旗的正中摆上一颗大五星,四角各一颗小五星。这些五星的角很平缓,其实就是个五边形每边弧进去一点,显着丰满而柔和,就像母亲怀中婴儿的脸庞。这些革命者本打算举着它冲出监牢与解放大军会合,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倒在黎明前最后的黑暗里,当新中国的太阳照到他们身体的时候,弹孔中的血还在流。张、季夫妇也属于“赍志而殁”,却更让人压抑。且不说他们的尸骨连同身世早已委诸荒烟蔓草,他们遗下的一个儿子后来加入国军,据说还要派回大陆从事地下工作,其惨毒远过斩草除根。不过这孩子后来自杀了。行文至此,不知为什么想起陈寅恪先生“元佑党家犹有种,江潭骚客已无魂”的哀痛之句。

把张、季的故事同他们以及无数青年殒身不恤的那场革命后来的故事放在一块,让人更觉沉痛。那场革命后来的故事他们没看到,我们都看到了。近日网上有文章指某开国元勋的后代富可敌国,一位友人发来激愤的微信,说这让“整个中国革命看上去就像一场骗局了”。其实,不用等这类文章“揭秘”“起底”,老少权贵们举着这场革命的产权证虎咽鲸吞、比起这场革命当年兵锋所指的巨蠹国贼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就不是秘密了。我有时在微信朋友圈里会跟一些“果粉”争辩,他们对当年国民党的病态美化,对当年共产党的病态丑化,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但他们的现实所指谁又能说就错了呢?今天的无产猛虎、共产苍蝇,别说不如今天的国民党,就是当年的国民党谁又敢说他们就如呢?起张、季于地下,谁又敢保证老两口不会彼此搀扶着一路小跑加入“两头真”的行列,逢人就宣传“人类普世价值”呢?

博洲先生以数十年时间寻绎史迹、复原史事,为死难烈士立传。如此惛惛之事、冥冥之志,仿佛千年前敦煌、云冈崖壁上孤独而执着的斧凿声。我接触到的台湾“左翼”学人,身上多有一种质朴方正之气。道理想来也简单:共产党在那里一直是扑杀的对象,这些年也只是不用坐牢而已,想荣华、谋富贵、耍威风的人都去了别处。而在大陆,“如何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属于国家级社科基金招标项目,什么样人招不来呀。如今“左”在不少人那里越来越是梯子、棍子,越来越不是担子了。我一直不大好意思以“左派”自居,这其中确有跟他们观点不大一样的原因,也有老模老样不适合左岸小挂件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真正的左派须要担起高远的理想和沉重的人生,像我这种游手好闲、没事爱溜个胡同跳个广场舞的人就别逞那个能了。《台共党人的悲歌》及其坚韧漫长的写作过程,算是又提了回醒。

(作者:黄纪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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