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特里尔说,“以弗里德曼的方式建立的自由‘民间经济’和控制通货膨胀”,不可能和平达成。“这种经济计划必须执行,而在智利的情况下,只有靠杀害成千上万人、在全国遍设集中营、三年内监禁超过10万人才能达成……大多数人的退化,以及少数特权阶级的‘经济自由’,在智利是一体的两面。”他写道,“自由市场”与无尽的恐怖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和谐”。

恐怖是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工具——弗里德曼信徒在拉美的政治屠杀-激流网

阿根廷的灭绝行动并非临时起意,并非偶尔,也非无理性;它是有系统地毁灭阿根廷“一大部分”的全国团体,其目的在改变这些团体,重塑其样貌、社会关系、命运与未来。

——费尔斯坦(Daniel Feierstein),阿根廷社会学家,2004年

我只有一个目标--继续活到明天……但不只是活着,而是知道我还活着。

——维塔尼(Mario Vittani),关在阿根廷酷刑集中营四年的幸存者

1976年,勒特里尔重回华盛顿特区,不再是大使的身份,而是进步主义智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行动主义者。数千名同僚和朋友仍被关在军政府的集中营面对酷刑,让勒特里尔魂牵梦系,他利用重获的自由致力于揭发皮诺切特的罪行,并对抗中情局的宣传机器,为阿连德的事迹辩护。

他的倡议与奔走证明有效,皮诺切特面对了举世谴责他的人权记录。但让同时兼具经济学家身份的勒特里尔灰心的是,尽管全世界对监狱里的处决和电击大为震惊,大多数人对经济休克疗法保持缄默;或者就国际银行给军政府巨额贷款来说,仍显得视若无睹,迷惑于皮诺切特拥抱“自由市场基本原则”。勒特里尔驳斥经常被引述的说法,说军政府有两套截然划分的计划--一套是在经济转型上的大胆实验,另一套则是残暴酷刑与恐怖的邪恶体制。这位前驻美大使坚称只有一套计划,而在这套计划中,恐怖是自由市场转型的核心工具。

“侵犯人权、体制化的残暴、严密控制和镇压任何有影响力的异议分子,这些现象向来被认为,与军政府实施的正统放任式‘自由市场’只有间接关联,甚至完全没有关联。”勒特里尔在《国家》(The Nation)杂志上发表一篇强烈控诉的文章。他指出:“这种特别方便的社会制度观念,认为‘经济自由’与政治恐怖可以共存而互不干涉,使得这些财政发言人能够一方面支持他们的‘自由’观念,另一方面又夸夸其谈为人权辩护。”

勒特里尔甚至写道,弗里德曼身为“现在管理智利经济的经济学家团队的思想建构者和非正式顾问”,应该为皮诺切特的罪行负部分责任。他驳斥弗里德曼为自己辩解的说辞,自称鼓吹休克治疗只是提供“技术”建议。勒特里尔说,“以弗里德曼的方式建立的自由‘民间经济’和控制通货膨胀”,不可能和平达成。“这种经济计划必须执行,而在智利的情况下,只有靠杀害成千上万人、在全国遍设集中营、三年内监禁超过10万人才能达成……大多数人的退化,以及少数特权阶级的‘经济自由’,在智利是一体的两面。”他写道,“自由市场”与无尽的恐怖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和谐”。

勒特里尔引发争议的文章在1976年8月刊出。不到一个月后的9月21日,这位44岁的经济学家在华盛顿特区开车经过大使区中心时,一颗安置在驾驶座下的遥控炸弹爆炸,把汽车炸飞并炸断他两条腿。勒特里尔被炸断的脚留在人行道上,人被紧急送往乔治·华盛顿医院;抵达医院时他已回天乏术。这位前大使与一位25岁的美国同事莫菲特(Ronni Moffit)共乘汽车,她也在攻击中丧生。这是皮诺切特政变以来最令人发指和最具挑衅意味的罪行。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发现,炸弹由皮诺切特的资深秘密警察汤莱(Michael Townley)制作,他后来被联邦法院定罪。杀手持假护照进入美国,且中情局知情。

皮诺切特2006年12月去世,高龄91岁,当时他面临各界尝试让他为在位期间的罪行接受审判,这些罪行包括谋杀、绑架、酷刑、贪渎、逃税等。勒特里尔的家人数十年来尝试让皮诺切特为华府的炸弹攻击受审,并要求美国开放该事件的档案。但这位独裁者寿终正寝,逃过所有审判,并发表一封死后公开信,为政变和使用“最大力量”防止“无产阶级独裁统治”辩护。皮诺切特写道:“我多么希望根本不需要1973年9月11日的军事行动!我多么希望马克思-列宁意识形态未侵入我们的祖国!”

有些拉丁美洲恐怖年代的罪犯没有这么幸运。2006年9月,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终结23年后,一位重要的恐怖执行者终于被判终身监禁。这位被定罪的人叫艾契科拉兹(Miguel Osvaldo Etchecolatz),在军政府年代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警察局长。

在历史性的审判期间,关键证人罗培兹(Jorge Julio Lopez)却失踪。罗培兹在70年代曾经失踪、遭残暴刑讯,然后获释放--现在同样的事再度发生。在阿根廷,罗培兹以第一个“两度失踪”者闻名。直到2007年中,他仍杳无音讯,警方几已确定他遭绑架是为警告其他可能挺身而出的目击证人--和恐怖年代一样的老伎俩。

该案的法官是阿根廷联邦法院55岁的罗桑斯基(Carlos
Rozanski),他判决艾契科拉兹犯六项杀人罪、六项非法监禁罪和七项刑讯罪。他在宣判时采取一个不寻常的做法,他说,有罪的判决无法惩罚真正的罪行,但为了“建设集体记忆”,他必须再加注,判决是针对“1976年到1983年间,阿根廷共和国发生的集体大屠杀所犯的所有违反人性的罪行”。

借由这项判决,法官改写了阿根廷历史:70年代对左派分子的杀戮不是数十年来官方描述的“肮脏战争”,不是两方冲突且各自进行不同的罪行,失踪的人也不是疯狂的独裁者沉迷于虐待和个人权力的牺牲者。真正发生的是更科学、更骇人听闻的理性所造成。就像法官说的,那是一个“由国家的统治者执行的灭绝计划”。

他解释说,杀戮是体制的一部分,早已计划好,并在全国各地以一致的方法加以复制,且其明显的意图并非攻击个人,而是摧毁那些人所代表的部分社会。种族屠杀是尝试谋杀一个群体,而非个人的集合;法官指出,因此那是种族屠杀(Genocide)。

罗桑斯基知道“种族屠杀”的措词将引发争议,因此写了一篇长篇判决文以佐证他的决定。他指出,联合国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Convention on Genocide)定义这种罪行为“意图摧毁一个国家、人种、宗教或族群的全部或一部分”;该公约并未包括消灭以政治信念为区分的群体--例如发生在阿根廷的情况--但罗桑斯基说,他认为此种排除并不合法。他举一段鲜为人知的联合国历史,解释在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针对纳粹大屠杀一致投票通过一项决议案,禁止“造成种族、宗教、政治和其他族群全部或一部分被毁灭”的种族屠杀行为。两年后“政治”这个词被从公约删除是应斯大林的要求。斯大林知道,如果毁灭一个“政治群体”算种族屠杀,他的血腥整肃和大批囚禁政治反对者将符合公约的定义。斯大林获得其他领袖的支持,因为他们也想保留铲除政治异己的权利,所以政治这个词遭删除。

罗桑斯基写道,他认为原始的联合国定义更加合法,因为尚未受到这种自利的妥协的干扰。他也举出西班牙国家法院的一项判决,在1998年让一名恶名昭彰的阿根廷刑讯者接受审判。该法院也判决阿根廷军政府犯下“种族屠杀罪行”。它把军政府尝试扫除的群体定义为“压迫者认为不符合国家建立的新秩序模式的人”。一年后的1999年,以发出皮诺切特逮捕令闻名的西班牙法官贾松(Baltasar Garzon),也主张阿根廷发生种族屠杀。他也尝试为被当作灭绝对象的群体下定义。他写道,军政府的目标是“建立新秩序,像希特勒希望在德国达成的一样,而这个秩序容不下某些类型的人”。那些不符合新秩序的人“不符合阿根廷新国家的理想配置”。

当然,70年代拉丁美洲政商统合独裁者的罪行,在规模上无法与纳粹和1994年卢旺达的情况相提并论。如果种族屠杀意指的是纳粹那样的大屠杀,那么拉丁美洲的罪行不属于这个范畴。不过,如果种族屠杀是依照这些法院的定义,意指企图消灭阻碍政治目标的群体,那么这个过程不只发生在阿根廷,而是发生在所有不同程度上变成芝加哥学派实验室的许多国家。在这些国家,“阻碍理想”的人是各阶层的左派分子:经济学家、施粥所的员工、工会分子、音乐家、农民组织分子、政治人物。这些群体的所有成员都被一个明确且遍及全区域的策略锁定,亦即以根除左派为目标的大兀鹰行动。

共产主义崩解后,自由的市场与自由的人民一直被视为单一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个意识形态宣称可以避免人类重蹈集体坟场、大杀戮和酷刑室的历史覆辙,而且是唯一且最好的对策。从芝加哥大学地下室脱逃的当代放任式自由市场宗教,最先应用在真实世界的地方是南锥,但它却未带来民主;反而它是建基在一个接一个国家被推翻民主政治的情况。它也未带来和平,反而需要借助夺取数万条人命的体制性谋杀,以及对10万到15万人施予酷刑。

就像勒特里尔说的,肃清社会的行动与这个计划的核心意识形态间,有一种“内在和谐”。芝加哥男孩和他们的教授们提供建言,并在南锥军事政权中占据高位,他们信仰一种纯粹本质的资本主义,他们的体制完全建基于对“平衡”和“秩序”的信仰,并且必须依靠去除干预和“扭曲”才能成功。因为有这些特质,一个承诺忠实采用这种理想的政权,便无法接受其他与之竞争或妥协的世界观。为了达成理想,它必须独占意识形态;否则,根据其核心理论,经济信息就会变扭曲,整个体系将失去平衡。

芝加哥男孩几乎找不出比1970年代的拉丁美洲南锥更适合的地方,来进行这种绝对主义的实验。发展主义异军突起意味这个区域特别刺眼,采用的是芝加哥学派视为扭曲或“不经济的思想”(uneconomic ideas)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这里百花齐放的平民与智识运动,都与放任资本主义针锋相对。这些运动并非居于边缘地位,而是大多数民众的想法,且反映在许多国家的多次选举中。芝加哥学派的转型在南锥受到热烈欢迎的可能性,大概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比弗利山庄发生的可能性相当。

在恐怖行动降临阿根廷前,华尔士曾写道:“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挡我们,不管是监狱或死亡。因为你无法囚禁或杀死所有人民,因为绝大多数阿根廷人……知道只有人民将拯救人民。”阿连德在看到坦克开至包围总统府时,发出的最后一通无线电也充满同样的顽强不屈,他说:“我确信我们在成千上万智利人的良知中播下的种子,绝不可能被根除。”这是他对人民最后的遗言。“他们拥有蛮力;他们可以征服我们,但他们无法借罪行或武力阻止社会的进程。历史站在我们这边,写下历史的是人民。”

这个区域的军政府将领和他们的经济帮凶,对这些真理知之甚详。几位阿根廷军事政变的老兵解释军队的思维:“在1955年,我们相信问题是庇隆,所以我们推翻他,但到1976年,我们已经知道问题出在劳工阶级。”整个区域都是如此:问题既广且深。这种了解意味如果新自由主义革命想要成功,军政府必须做阿连德宣称不可能的事--完全根除拉丁美洲左派高涨时期撒下的种籽。皮诺切特独裁政权在政变后发表的《原则宣言》中,形容其使命是一个“改变智利人思想的长期而根本的行动”,呼应20年前智利计划之父、美国国际发展署帕特森说的:“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人的形成。”

但是如何办到?阿连德所说的种子不是孤立的想法,也非一个政党团体或工会。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的左派是主流大众文化--它是聂鲁达(Pablo Neruda)的诗,哈拉(Victor Jara)和索莎(Mercedes Sosa)的民歌,第三世界教士(Third World Priests)的自由神学,波瓦(Augusto Boal)的解放剧场,弗雷勒(Paulo Freire)激进的教育学,贾利安诺和华尔士的革命新闻报道。它是过去和当代从阿蒂加斯(Jose Gervasio Artigas)、波利瓦(Simon Bolivar)到切·格拉瓦等传奇英雄与殉道者写下的历史。当军政府决心挑战阿连德的预言,把社会主义连根拔起时,它是向整个文化宣战。

这种必要性反映在巴西、智利、乌拉圭和阿根廷军事政权使用的主要譬喻上:那些法西斯主义者等着清除、洗刷、拔除和治疗。在巴西,军政府对左派分子的搜捕代号为清洗行动(Operation Cleanup)。在政变当天,皮诺切特形容阿连德和他的内阁为“那些即将毁掉国家的垃圾”。一个月后,他保证“铲除智利邪恶的根本”,进行“道德清洗”,以“净化罪恶”--遥遥呼应《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作者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呼吁的“以铁扫帚无情地清扫”。

(激流网摘选自《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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