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武昌、汉阳、汉口三个城市合并成武汉市。1954年,武汉成为湖北省的首府,省政府设在武昌,市政府设在汉口。从1949-1966年,武汉建设了几十个大型企业和几百个中小型工厂,工人数量大幅增加。到1966年,武汉的人口增长到250万。武汉市各区的阶层构成都不相同,硚口、汉阳和青山区主要是产业工人,江汉区主要是小生产者、小商户和从前的资本家,武昌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在省政府、武汉军区工作的文职及军队人员,江岸区各种身份的人都有。

文化大革命前的武汉像其它中国城市一样,也呈现着三种社会差别。

第一,干部与工人的差别。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已经建立起来,但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干部和工人在支配、处置和使用公有财产上的权利并不平等。劳动分工的等级结构仍然保留下来,干部负责制定计划和指挥他人工作,而多数工人则从事知识要求低、重复性强的体力劳动。干部不直接从事生产活动,却在生产组织体系中占据领导地位,成为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这些人容易脱离人民大众,形成特权阶级,他们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是文革运动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特权阶级和工人之间的矛盾在四清运动就已鲜明表现出来,但并未像80年代那样充分发展,在文化大革命前,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被干部阶层内部和工人内部的冲突所掩盖。

第二,干部阶层内部的分歧。干部阶层由三类具有不同特点的干部组成:党政干部、行政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党政干部包括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工会和妇联人员,以及各单位的政工、宣传、人事管理和保卫人员。他们履行至关重要的思想、政治、组织和镇压职能。行政管理干部从事生产和再生产的管理工作,比如各级经理,负责会计、账目、供应和分配和福利等事务的人。技术干部包括企业里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教育和科研机关里的教师和科学家,以及医生、记者、艺术家等。他们拥有知识和技能,能够影响甚至否定其它两类干部作出的决定。

这些干部之间存在着很大区别。党政干部,特别是那些中下级干部一般出身于工人阶级或贫农,很少受过正规教育;而多数技术干部则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受过较好的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包含了两种出身的人。多数革命干部没有受过管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训练,而受过这些训练的人却往往出身于中等或上等阶级家庭。1949年5月中国共产党解放武汉以后,派了大约6000-8000名人民解放军官兵和其它革命积极分子来接管城市,即“军代表”。差不多每一个企业和政府机关都派了军代表,他们在每个单位都担当了领导的角色。但老资格的共产党干部数量毕竟有限,因此,大批工农积极分子被放到一些政府和企业的岗位上。特别是在1952年大规模工业建设计划实施后,体力劳动工人向管理岗位转移的步伐大大加快。到1957年为止,1949年前入党的老干部只占当时武汉干部总数的11%;另外89%是新干部。同时,由于党要求迅速发展经济、实现科技现代化,专家的技能更显得重要,党不得不向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人作些让步。到文革以前,几个干部群体的社会出身、受正规教育程度及社会影响都大大不同,每天又都在权力、地位和收入等方面的分配上进行竞争,所以紧张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工人阶级的内部分歧。不论是在国营部门还是在集体企业,工人大体上都可以分为三类:积极分子、落后分子和中间分子。要当一名积极分子,在生产中必须成为创高产的能手,在重要政治运动和日常政治活动中要做热情的战士。要想被评为积极分子,必须由同事提名,并经上级批准。领导常常掌握着一个积极分子的秘密名单,其中只包括那些他们最信任的和打算吸收入党和入团的人。领导和工人通常也知道谁被划为他们单位的落后分子。在1956年前,“落后分子”主要指那些没有完成生产指标、没能努力提高技能、没有充分发挥的能力和没能遵守劳动纪律的人。在1957年以后,更强调一个人的政治表现。

正是由于存在以上阶级差别,人们在政治权力分配、经济报酬和社会特权等方面并不是完全平等,改善经济地位和向上流动的机遇也不相同。能够稳步改善经济地位、具备向上流动机遇的群体容易在文革中成为保守群体,例如大部分农民、产业工人和老干部。

(本文由激流网编辑整理,主要参考《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