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四十三年前今天（1977年8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报告中正式宣布“文革”胜利结束。十一大报告带有非常明显的过渡时期的特征：一方面继续宣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宣传“文革”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另一方面宣称与“四人帮”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宣称粉碎“四人帮”是“文革”胜利结束的标志， “四人帮”阴谋篡权是妄想在中国倒转历史车轮，复辟资本主义。本文节选自十一大报告“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部分。

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这次路线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次生死大搏斗，关系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应当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和伟大的人民。

四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同林彪反党集团相勾结，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大以来，“四人帮”反对十大路线，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他们根本反对“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他们假借毛主席发动的每一次政治运动，另搞一套，妄想扭转运动的方向，煽动乱党乱军乱国。他们使用种种阴谋手法，反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我们的毛主席英明伟大，对“四人帮”的反党活动，早有觉察，多次对他们提出严肃的批评和严厉的警告，亲自领导我们党对他们进行了反复的斗争。

一九七四年一月，“四人帮”背着毛主席，也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三箭齐发，搞突然袭击，破坏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及时地批评“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并为纠正他们的错误向全党批发了文件。“四人帮”抗拒毛主席的批评，不批林，假批孔，猖狂地大搞批“周公”，批所谓“现代大儒”，批所谓“孔老二徒子徒孙”，在我们的军队里大搞什么“放火烧荒”，矛头是针对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针对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也是难改呢。”毛主席批评了“上海帮”，毛主席说：“她（指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主席一再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这就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的问题提了出来，当着在京的政治局全体同志的面（除因病不能到会的以外），向“四人帮”发出了严重警告。

但是，“四人帮”毫不悔改。他们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之前加紧结帮篡党活动，阴谋组阁夺权。他们经过紧张的密谋策划，背着政治局派王洪文于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到长沙，向毛主席诬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遭到毛主席的痛斥。他们一计未成，又生一计，由江青出马，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十一月十二日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江青不听告诫，竟然又托人向毛主席提出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十二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又指出：“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二十四日，毛主席又一次批评他们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毛主席还当面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毛主席确定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由周总理负责，提议邓小平同志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随后又委托邓小平同志在周总理病重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就使“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未能得逞。

“四人帮”不甘心于失败。一九七五年三、四月，他们违背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指示，反对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教导，大肆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要给老干部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打击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张春桥公然提出要以反经验主义为“纲”。江青到处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姚文元发表文章，公然歪曲毛主席的指示，造谣说毛主席十多年来多次重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姚文元还在一份宣传计划中塞进批判经验主义的内容，妄想骗取毛主席的批准。毛主席看穿了他们的诡计，四月二十三日在这份宣传计划上作了重要批示，批判了“四人帮”的错误。毛主席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党宗派活动，严厉地警告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主席针对“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这个要害，反复讲了“三要三不要”，尖锐地批评他们“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毛主席明确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强调指出：“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表明了毛主席一定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政治局严肃地批评了“四人帮”。在这前后，经毛主席批准，政治局针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发出了一系列文件，加强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贯彻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七五年七月，毛主席作了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两次重要谈话。七月二十五日，对电影《创业》问题作了重要批示。《创业》是一部反映大庆工人革命精神的好影片。“四人帮”反对工业学大庆，罗织十大罪名，将《创业》一棍子打死。毛主席在《创业》作者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毛主席的指示，强烈谴责了“四人帮”破坏党的文艺政策。

“四人帮”在受到毛主席多次严厉批评以后，时刻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一九七五年八月，毛主席对《水浒》这部小说作了精辟的评论。“四人帮”以为有机可乘，别有用心地加以歪曲，大肆进行诬蔑毛主席、分裂党中央的恶毒宣传。九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毛主席批准的议题是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江青却在大寨大讲什么《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影射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并且无理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毛主席知道了以后，愤怒地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打击了“四人帮”的反动气焰。

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前后，“四人帮”又猖狂活动起来。他们对周总理进行放肆的攻击，并且压制和迫害悼念周总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他们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和诬陷。“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公开贴出了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王洪文私下准备了上台主持中央工作的演说稿。我们的毛主席，十分明确和坚决，就是不让“四人帮”当总理，不让他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主席先后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了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事安排。二月二日，毛主席亲自批发了关于决定国务院代总理的中央文件。四月七日，毛主席又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人事安排。中央设第一副主席，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是毛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保证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即使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的情况下，也不致落到“四人帮”手中。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英明决策，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为后来我们解决“四人帮”问题奠定了基础。

对于毛主席确定的上述人事安排，“四人帮”恨得咬牙切齿。张春桥躲在阴暗角落写下的那篇《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就是一个铁证。他们遭到严重失败，就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反扑过来，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加紧了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步伐。他们在报刊上和讲话中，公开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猖狂地进行反革命煽动，制造舆论，组织力量，企图把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统统打倒。

毛主席预见到在他身后“四人帮”会闹事。一九七五年初，毛主席在批评江青时就说过：“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一九七六年毛主席病势转重以后，“四人帮”的反党活动果然更加肆无忌惮。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为了不影响毛主席的健康，顾全大局，在坚持原则的条件下，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毛主席逝世，“四人帮”以为时机已到，急于发难，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九月十一日，他们背着党中央，私自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重大问题要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切断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他们公开动员和秘密串连，要人向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王洪文私拍了上台时要用的“标准像”。他们到处活动，制造谣言，刮阴风，烧阴火，煽动反对党中央，并且准备要庆祝他们上台的“盛大节日”。十月初，张春桥在亲笔写的提纲中，提出了要“镇反”，要“杀人”。他们在上海突击下发了大批武器弹药，阴谋发动武装叛乱。更为险恶的是，他们伪造一个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塞在党报社论中发表出去，接着就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加以宣扬，而对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却拒不宣传。当党中央在十月二日戳穿了他们的伪造之后，他们竟在十月四日抛出所谓《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说什么“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叫嚷“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就公开发出了推翻党中央的反革命动员令。他们果然要闹事，要政变了。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刻，中央政治局才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实现了毛主席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遗愿。

“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妄想在中国倒转历史车轮，复辟资本主义，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四人帮”是一伙钻进我们党内的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他们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集中反映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他们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由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关于“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和他们反革命历史的罪证材料，已经发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这些材料，证据确凿，铁案如山，充分证明我们党同“四人帮”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根据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要求，根据党章规定，一致通过决议：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彻底清算他们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

同志们！“四人帮”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衣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由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四人帮”就特别地装扮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拥护者，打着这个伟大理论的旗号来篡改这个伟大理论，为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服务。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是这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大家知道，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环节的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并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那末，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理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就彻底粉碎了“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全民党”、“全民国家”之类的修正主义谬论。

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学说，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生产关系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的部分，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都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此，必须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须继续进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日益增强的物质基础，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最后达到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毛主席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正确区别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学说。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工人阶级要紧密团结和依靠它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团结和依靠革命知识分子，同时还要争取和团结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和民族资产阶级中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以及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在全国总人口中，赞成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九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十，经过工作还可能争取百分之八，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系列光辉著作，为这种阶级分析奠定了科学的基础。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毛主席又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这种阶级分析。毛主席进一步提出了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提出了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的完整学说。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从理论上系统地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等问题。

“四人帮”全面篡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篡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特别在党内走资派这个问题上，他们肆意歪曲毛主席的思想，制造了许多混乱。他们抛出的那个“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就是最集中的表现。现在我们来看看，在党内走资派问题上，毛主席究竟是怎样论述的，“四人帮”是怎样歪曲和篡改的，又是怎样利用这些歪曲和篡改来推行他们那个反革命政治纲领，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的。

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的论述，是以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状况和特点的深刻分析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反映到执政的共产党内，这样就会产生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取得伟大胜利，但是，老的资产阶级还存在，大量的小资产阶级还经常滋长资本主义势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不断产生。新老资产阶级，就其活动能量和影响来说，在社会上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他们总是要在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党内走资派身上。毛主席指出：社教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是总结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斗争的经验，总结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总结我们党内反对走资派斗争的经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清楚地表明，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这样的死不改悔的党内走资派，的确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

毛主席在强调同走资派斗争的必要性的同时，明确指出在我们党的干部中走资派只是一小撮。早在一九六七年毛主席就说过：“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

毛主席还把划分两类矛盾的学说运用于同走资派的斗争，指出：“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这是毛主席关于党内斗争的学说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建国以来党内斗争的实践表明，走资派来自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混在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等阶级敌人；另一部分是党内那些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因而不赞成甚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人，包括那些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这后一部分人犯走资派错误，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少数是死不改悔的，属于敌我矛盾；多数是愿意并且可以改正错误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对这些同志一定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在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毛主席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进一步指明了识别党内走资派的根本标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毛主席又反复重申了这个根本标准。坚持这个标准，我们就能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准确地识别走资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包括犯了走资派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彻底孤立和集中打击象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那样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正是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继续革命的首要问题上，“四人帮”接过了反对走资派的革命口号，篡改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的完整论述，根本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他们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对于我们党政军的各级领导骨干，凡是坚持三项基本原则，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不愿意追随和投靠“四人帮”的，不论是老是中是青，都要统统打倒。对老干部和中年干部，他们给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对青年干部，他们给扣上“投降派”的帽子。“四人帮”的主要锋芒，是针对着担负各级主要领导职务的革命老干部。从批林批孔中搞所谓“批党内大儒”，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搞所谓“反经验主义”，都是要搞老干部。后来他们又提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诬蔑这些老干部在我们党内形成“一个资产阶级”。这是对我们党的老干部的恶毒攻击，也是对我们党的性质和党的历史的无耻诽谤。

毛主席缔造和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我们党内占统治地位。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是拥护和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毛主席早就说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指的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本不是说我们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只要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领导核心手中，走资派在党内就只是一小撮，并且不断被揭露和清除，不可能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只有象苏联那样，走资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才形成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党也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政党。毛主席教导我们党同走资派作斗争，正是为了防止走资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把我们党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同时也是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警惕犯走资派错误。我们党相继打倒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有力地证明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表人物总是要失败的，我们党不愧是久经考验的政治上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

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经历了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过程。我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时建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们进行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党的绝大多数老干部，是抱着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参加革命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入党时虽然带着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教育下，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地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虽然有一批人也还存在对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不足的问题，但是，总的说来，绝大多数都是跟随毛主席继续革命，经过学习和实践的锻炼，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民主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成为走资派，这样的人是有的，但只是极少数。我们党的绝大多数老干部，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绝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

“四人帮”胡说参加过民主革命的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胡说走资派在我们党内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片，不是极少数，而是形成一个“党内资产阶级”。他们还诬蔑军队中的绝大多数老干部是什么“军内走资派”，形成所谓“军内资产阶级”。按照“四人帮”的这种反革命谬论，我国的民主革命岂不是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建立的国家岂不是也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建国以来我们岂不是根本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在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下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军队岂不是成了资产阶级的军队？我们的党岂不是历来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党，现在又成了苏修那样的资产阶级的党吗？这真是理论上荒谬透顶，政治上反动至极。这根本不是什么反对走资派，而是根本否定我们党、我们军队和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根本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我党我军我国的统治地位，根本否定五十多年来毛主席领导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艰苦奋斗的全部革命历史。这是彻头彻尾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右派谬论。

“四人帮”还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打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旗号，大做反革命文章。正如他们把参加过民主革命而现在又担负领导工作当计划“走资派”的政治标准一样，他们荒谬地把级别高、工资多，当作划“走资派”的经济标准。他们故意把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在分配上存在的差别，同阶级剥削混为一谈，为他们炮制的党内军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谬论提出所谓经济上的论据。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们这一套，不过是他们提出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了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四人帮”调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竭力煽动层层揪所谓“民主派”、“走资派”。他们御用的原北京两校大批判组和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连篇累牍地炮制反动文章，宣扬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他们抓的文艺，以写所谓“走资派”为名，肆意攻击和丑化党的领导，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阴谋文艺。他们抓的史学，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别有用心地吹“女皇”、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变成了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他们抓教育，鼓吹什么“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妄图蒙骗青年充当他们的打手。他们还打着“反对唯生产力论”的幌子，攻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领导干部是“走资派”，诬蔑广大干部和工农群众坚守岗位、努力生产、大干社会主义是“给走资派脸上贴金”，煽动停工停产，破坏国民经济。他们甚至妄图把专政机关的矛头指向党内，叫嚷要“镇压”和“枪毙”他们所谓的“民主派”、“走资派”。他们还公然鼓吹要取消我们党，用他们的“群众组织”来代替我们党。他们打着“反对走资派”的旗号，搞阴谋，搞分裂，反党反军，妄图搞乱全国。

“四人帮”在“走资派”问题上制造了这么多荒谬理论，借这个题目进行了这么多罪恶活动，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是很清楚的。他们明目张胆地宣扬：“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这伙新老反革命，对我们党、对我们军队、对我国革命，充满了刻骨的仇恨。他们喊出了被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打倒的所有反动阶级渴望报仇和复辟的心里话。他们不但要向社会主义革命反攻倒算，而且要向民主革命反攻倒算。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还乡团”。我们党有一套从建党时期到文化大革命的经过考验的老中青干部，我们党有一支经过考验的无产阶级军队，这都是“四人帮”篡党夺权不可逾越的障碍。“四人帮”要打倒我们党、我们军队的这一套干部，就是妄图摧毁我们党，摧毁我们军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张春桥所说的“改朝换代”，“总把新桃换旧符”，另立他们封资修大杂烩的“新天朝”。这是他们在“走资派”问题上一切谬论的要害所在。

“四人帮”根本否定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抛出一套所谓“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新变动”的荒谬理论。他们所谓的“新变动”，就是老干部变成“走资派”，老工人变成“既得利益者”，青年工人“更不行”，贫下中农搞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跟不上”，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而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象马天水、于会泳、迟群、张铁生、翁森鹤、陈阿大那样一些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抢者，则是他们依靠的所谓“先进分子”。这样，他们就全面地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放在同全国人民为敌的地位。

与人民为敌的，必定被人民打倒。上层建筑保护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新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就要起来推翻它。这是一条为全部人类历史证明了的客观规律。“四人帮”那一整套理论、路线、政策、思想、舆论和他们那个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是一种极端腐朽、反动透顶的上层建筑。尽管他们猖獗一时，但是，既然他们这种上层建筑是如此尖锐地同无产阶级专政相对立，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对立，搞得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机器也不高兴，因为使牛、开机器的劳动人民不高兴，那末，人民理所当然地要起来推翻他们，革掉他们的命。他们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

同志们！粉碎“四人帮”是我们党的胜利，是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这个伟大胜利，是得来不易的。“四人帮”是同林彪一样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们长期隐瞒历史，极其狡猾地施展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钻进党的领导核心，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害。这个事实，尖锐地说明了反革命两面派的极端危险性。毛主席病重和逝世这种特殊情况，“四人帮”据有的地位和权力这种特殊条件，使这次路线斗争更为复杂和艰巨。但是，不管“四人帮”伪装得多么巧妙，隐藏得多么深，我们党终于把他们揭露出来，把他们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使我们国家避免了一次由“四人帮”预谋策划的大流血，使我们的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的革命避免了一次大倒退，使中国这个世界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和坚强。这不论对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再一次有力地证明，我们党不愧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党，我们的军队不愧是毛主席亲自创建和教育的军队，我们的人民不愧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

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毛主席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鉴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和我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毛主席以无与伦比的伟大革命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反复争夺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扫清了道路。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直接依靠亿万人民群众战胜党内走资派的丰富经验，广大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识别政治是非和政治骗子的能力，他们在反对“四人帮”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觉悟性和识别力，就是最生动的证明。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为普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伟大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更加深刻地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在世界上，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新鲜经验，大大增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胜利信心。毫无疑问，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十大以后，毛主席也一再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还是安定团结为好。”但是“四人帮”竭力破坏捣乱。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

文章来源：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http://www.gov.cn/test/2007-08/28/content_7297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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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