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雾霾、高房价,为什么就是逃不开北京?-激流网     去年12月,导演贾樟柯发了一条微博:“雾霾,下决心搬离北京。”

贾樟柯的微博引来了网友围观。有人揶揄,“你居然嫌弃雾霾?”有人反揶揄,“啥时候大家和雾霾‘厮守’出感情了?”

不管是嫌弃,还是“厮守”,在京城,雾霾如影随形,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想躲,躲不开;想逃,逃不掉。

霾月早晨8点,天还没有亮透。农场主于跃从海淀区的家开车出门,感觉一下掉进了大片里的场景。

车开上四环,于跃几乎看不到前车尾灯,开得小心翼翼。好几起小车追尾,堵住了道路。

中午,城市一头的监测仪记录下的PM 2.5数据逼近1000。

拉勾网CEO马德龙站在中关村创业大街的牌坊下,几步之遥的3W咖啡朦朦胧胧,远一点的言几又书店若隐若现,相邻的中国投资人中心完全消失。这条总长度只有200米的大街,整个被浑浊的“怪兽”吞噬。

这是他在北京13年间,经历过的最严重雾霾。

马德龙的手机,蹦出好几名同事的请假短信。恶心、胸闷、头疼,同事的症状大同小异。他自己也咳嗽不止。他意识到,这样的天气出门,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马德龙坐在桌面,一边咳嗽,一边敲击键盘。“今天,除负责APP新版本开发的同学需要继续坚守,其他同学原地解散,大家可以在公司前台领取口罩,回到有空气净化器的家中。”

跨界艺术家孔宁穿着一身蓬松的婚纱,走上街头,开始又一次行为艺术。白色纱料上,缀满999个防霾口罩。

孔宁站在街头,抬头望向灰蒙蒙的天空。年纪大的市民凑过来,“这么冷的天,穿这么少?”孔宁解释,“我想让那些污染排放的企业老板看到,走走心,别再污染空气,别让孩子得疾病。”

咳嗽,胸闷,孔宁觉得上呼吸道也沙沙的疼。

一个红绿灯路口,孔宁问维护交通的安全员,“为什么不戴口罩”,对方看她一眼,没有说话,指了指哨子。

“哦,他们要经常吹哨子”,孔宁看着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脸,心又闷闷地疼起来。

下午3点。孔宁结束在北京站的艺术展示,回家吃饭。窗外仍然一片昏黄,预报中的风还没有来。

全城都在等风来,等风来,等风来。

午夜时分,起风了,北京全城从混沌雾霾中钻出来。2100余万北京人,熬过了有史以来最“浓郁”的雾霾天。

这天是2015年12月1日,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然而,对于北京城来说,也是一个霾月的开始。

2015年的最后一个月,北京城的雾霾几乎从未消散,预警几乎从未停歇,甚至红色预警也在这个月前所未有地拉响两次。

气象台预测说,北京城将在五级重霾中跨年。

抵抗雾霾厚重,包裹着整个北京城,被风吹走,很快又卷土重来。

于跃出生于怀柔,印象最深的就是风大。怕迷眼,上街的人大多围着纱巾,五颜六色的。但风渐渐没了,静稳天气频频给雾霾发出“邀请函”。霾来了,五颜六色的纱巾都换成了口罩。

2013年左右,PM 2.5成为大街上人人都知道的名词,于跃也加入抢防霾口罩的大军。一买就是一大箱,十几元一个,计划一天换一个。但于跃只戴了一次,就扔在柜子里了。孩子也不愿意戴。

防霾口罩紧扣在脸上,细密的纹理,过滤着呼吸进的空气。口罩不能露出缝隙,戴上憋得受不了,不封严没用。“特别不舒服,脸都勒出印子了。”

于跃索性破罐子破摔,不戴了。

后来于跃又花了一万多元,买了一台空气净化器,安装在孩子的房间。

在北京,普通人没有办法在“要命的空气”中独善其身。口罩和空气净化器,是他们抵抗雾霾的“武器”。

马德龙尽量让家里环境好点,每个房间都安装一个空气净化器。PM 2.5指数300多时,马德龙也会把两个孩子送到幼儿园,那里也有空气净化器,老师不会让孩子去户外。

但更小的孩子只能被困在家里。

7个月的女婴“小被子”最近都很少出门。她的摇篮放在窗口,“小被子”趴在摇篮边,眼睛亮晶晶的,巴巴地望着窗外。之前,“小被子”被带出去不到一小时,回来开始咳嗽,小脸发红。

年轻的母亲王娟买房时考虑了空气,选了西山脚下的一个小区,邻近动物园,宣传页印的是“挨山临水空气好”。

现在,她们的窗外,是被拆了一小半的冷泉村。傍晚,家家户户点起铁炉子,燃煤的烟雾升腾起来,在低空纠缠成一大团,久久不散。

王娟把家里所有的窗缝用胶带粘住,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风力,24小时呼呼地吹着。王娟听着净化器的声音,觉得该买一台新的了。

她的朋友在一个PM 2 .5数值300多的雾霾天,被迫带着宝宝去打疫苗。“拖了十几天,一直挑不出能出门的日子。”

阳光都成为奢侈品的世界,只适合吸血鬼。王娟愤恨地抱怨。

“真像龙应台说的那样,我希望世界知道,我交出去的是一个孩子”,王娟和无数妈妈一样,尽力保护孩子的心,也被裹在霾里无力挣扎。

逃离月底,“小被子”被诊断患了肺炎。王娟抱着女儿,5天跑了3趟医院。

挤在人山人海的儿童医院,王娟在朋友圈爆了粗口,“可恶的雾霾,你大爷的”。

重霾来了,高速堵了,北京城里菜价飞涨,大白菜涨了5毛,绿叶菜涨了不止一元。

王娟想算一笔账,看看雾霾欠了她多少,但除了金钱能衡量的,还有更多隐形的伤害。

晒不到阳光——孩子心里不高兴——不高兴就有童年阴影——有阴影长大后心理不健康……王娟被自己推导出的多米诺骨牌,吓了一大跳。

“小被子”睡着了,呼吸仍然粗重,王娟的心始终揪着。“为了能给孩子一片蓝天,作为妈妈我真的什么都愿意做,可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老公的工作、孩子的户口,不是一下子就能舍弃的,再说,又能去哪里呢?”,王娟被无力感抓住,挣脱不开。

马德龙也为孩子的未来忧心忡忡,“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二三十岁时,已经受不了这样的空气,满身疾病,这是很难接受的事情。”

年轻的互联网CEO对北京又爱又恨。“做互联网,最好的资源都在北京,除了空气、交通不是优势,其他一些都是优势”,马德龙难以逃离,至少目前不行。

接近一半的互联网公司选择北京,一大批互联网年轻人在这里享受机会,忍受雾霾。

但忍受并非没有期限,马德龙忍不住连串咳嗽,“如果这么持续下去,大家都会搬的,很快”。

于跃是已经逃离的人。她给孩子创造了逃离雾霾的机会,但也仅是短暂的。

孩子四五岁时发现哮喘,对尘螨过敏,每天都吃抗过敏药。于跃的过敏性咽炎,也经不起空气的刺激。

“我要远离城市,给孩子提供最好的环境”,于跃辞职从城里逃遁到山林,建了一个有机农场,起名“悠然谷”。

地图上,在北京最北部,有一块月牙状的原始次生林,森林覆盖率达到85%。于跃在里面承包了5000亩,看中的就是这个“天然氧罐”。

她希望打造一个空气“避难所”。

“我们那有的是蓝天,和洁净的空气”,于跃不时回城,向城里人推销这个“世外桃源”。悠然谷距离北京130多公里,更接近河北。

“真远”,客户发出抱怨。

“如果不远,如果不是在大山里面,就没有这么好的空气。”

可孩子要在城市里上学,不能总呆在悠然谷。京城每次重霾来袭时,于跃和孩子都没能逃开。

“为什么学校要在城里呢?污染源哪里来的?”整个12月,和儿子一起被困在城里的于跃,觉得挺可悲的。

悠然谷,只是个念想而已。

END

(作者:陈显玲。来源:南都周刊)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