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赤狐狸

十一年前,大卫·哈维出版了《新自由主义简史》,现在这是关于此课题引用量最高的书籍之一。这些年见证了新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同时也见证了新的抵抗浪潮,这些抵抗运动在它们对当代社会的批判中常常以“新自由主义”为靶子。

康奈尔·韦斯特把“the 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当成“一份对新自由主义权利的控告书”;乌戈·查韦斯把新自由主义称作“通往地狱之路”;劳工领袖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个术语去形容工地斗争的更大的环境。主流媒体也开始用这个词,即使是为了证明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并不存在。

但是,当我们讨论新自由主义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什么呢?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它是一个有用的标靶吗?同时,从它自二十世纪末期诞生以来,它发生过变化吗?

比亚克·斯卡路德·列沙格(以下简称列沙格)是一名奥尔胡斯大学哲学与思想史专业的博士生,他和大卫·哈维一起探讨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性质、它是如何改变抵抗模式、以及为什么左翼仍然需要对终结资本主义保持严肃态度。

列沙格:今天新自由主义一词被广泛运用。然而在用它的时候,人们经常不清楚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在最惯常的用法中,它或许指的是一套理论、一种思想、一种政治策略或者一个历史阶段。你可以从解释你是怎么理解新自由主义讲起吗?

哈维:我一直把新自由主义当作一种政治工程,这个工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时由公司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同时感受到强烈威胁而发起的。他们强烈地想要兴起一场可以抑制劳工力量的政治工程。

在许多方面,这个工程是一项反革命的工程。它想要把发展中国家——莫桑比克、安哥拉、中国等等——的革命运动扼杀在萌芽阶段,同时也想把像在意大利和法兰西等国兴起的共产主义浪潮压到更低的程度,并防止西班牙共产主义影响的复兴的威胁。

即使在美国,贸易联盟促使一个目的非常激进的民主大会。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他们和其它的社会运动一起促进了大量反对公司的改革和改革方案的产生:环境保护署、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消费者保护和一整套给劳工授予比原来更多的权力的事情。

因此实际上,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了对公司资产阶级的全球性的威胁,于是问题是“怎么办?”统治阶级不是万能的,但是他们意识到有一些阵地是他们必须去争取的:意识形态阵地、政治阵地,除此之外他们还必须通过任何可能的手段去努力抑制劳工的力量。由此,被我称作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工程浮出水面。

列沙格:你可以谈一点意识形态和政治战线以及对工人打击的事情吗?

哈维:意识形态战线要把帐算到一个叫刘易斯·鲍威尔的家伙的建议的头上。他写了一份备忘录,上面说事情已经发展的太远了,资本家需要一个共同的工程。这份备忘录帮助改组了商会和商业圆桌会议。

观念对意识形态战线来说也很重要。那时候有个说法大学不可能被组织起来,因为学生运动太强大了,教职人员的思想也过于解放,因此他们建立起了各种智库,比如曼哈顿研究院、美国传统基金会和俄林基金会。这些智库把哈耶克、弗里德曼和供给侧学派的观念引了进来。

这些观念是为了让这些智库作严肃的研究的,并且它们中的一些真的做了,比如国民经济调查局是一个私人资助的进行非常优秀和严谨的调查的研究机构。这些调查将会被独立地出版出来,并且会影响出版界,然后一点一点地包围、渗透大学。

这个过程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我认为现在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不再需要什么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时代了。大学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包围它们的新自由主义占领了。

在工人阶级的层面上,带来的挑战是让国内的工人和全球的工人竞争。一种方法是开放移民。比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德国引入了土耳其工人,法国引入了北非五国的工人,英国引入了殖民地的工人。但是,这样做引发了大量的不满和动荡。

他们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作为替代——把资本带到有低福利劳动力的地方。但是由于金融资本是最具移动性的资本形式,所以为了让全球化运作必须降低关税并给金融资本授权。所以金融资本和像流动资金这些东西变成了抑制劳工的关键。

同时,私有化的和去除管控的意识形态工程创造了失业。因此失业在家、把工作岗位带向海外的离岸投资、以及第三个组成部分:技术改进(通过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去工业化),这些是压垮劳工战略。

这是一次意识形态的进攻,也是一场经济的进攻。对于我而言,这正是新自由主义所是的那样:它是一个政治工程,我认为布尔乔亚或者公司资本家把它一点一点地推向运行。

我不认为他们是从通过阅读哈耶克或任何著作开始着手的,我认为他们仅仅是直觉地说:“我们要压倒工人阶级,我们怎么办?”然后他们发现在那里有那么一个支持那么做的合法权威在那里。

列沙格:从2005年出版了《新自由主义简史》以后,大量的笔墨被用在这个概念上。看来似乎存在两大阵营: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史感兴趣的学者,还有关心“现实存在的新自由主义”的人们。哪一边更加适合你呢?

哈维:在社会科学里有一股我比较抵触的潮流,那就是探寻某物的高明的理论的潮流。因此有一拨人说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思想体系,于是他们写了一部关于它的思想史。

有一种是福柯统治术的观点,把新自由主义视作从十八世纪就出现的一股潮流。但是如果你仅仅把新自由主义看成一种观念或者统治术的一套有限的实践,你将会发现一大批先驱。

令人迷惑的是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早期资本家精心计划的方式。我认为可以很公平的说在那时——不论如何在英语国家——公司资本家变得非常团结。

他们在一大堆事情上达成了一致,比如需要一支政治力量真正代表他们。所以(他们)占领了共和党,并企图从某种程度上破坏民主党。

从七十年代起,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的决定,允许公司资产阶级比原先更方便地收买选举机制。

例如,你可以看到把政治献金当作言论自由的改革。在美国,有公司资本家收买选举的悠久传统,但是现在它合法化了,不用再被当作腐败在台面下进行了。

总之,我认为这个阶段是被定义为跨越多个战线(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进行的广泛运动。你唯一能够解释这个广泛运动的方式是认识到在公司资产阶级内部的相对的高度团结。资本家再一次组织起一次孤注一掷的企划去恢复他们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被严重破坏的经济财富和影响力。

列沙格:自从2007年以来,出现了大量的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概念怎么样帮助我们理解它们呢?

哈维:在1945到1973年之间,有非常少的危机;有一些重要的运动,却没有重大的危机。新自由主义政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危机中出现的,整个系统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一系列的危机了。当然危机给未来的危机创造了条件。

在1982年到1985年之间,在墨西哥、巴西、厄瓜多尔、以及基本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还包括波兰,出现了债务危机。在1987年到1988年之间,美国储蓄和借贷体制出现巨大危机。瑞典在1990年出现广泛的危机,并且所有的银行不得不进行国有化。

之后当然是1997年到1998年的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然后危机移向俄罗斯,接着是巴西,在2001年到2002年它打击了阿根廷。

2001年美国出现问题,他们通过把钱从股市倾泻到房地产上度过了危机。在2007年至2008年之间,美国房地产破裂,所以这里出现了危机。

你可以看看世界地图,观察危机的浪潮到处移动。思考新自由主义有助于理解这些趋势。

新自由主义化的大动作之一是在1982年的时候把所有的凯恩斯主义者从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赶走——一次对持有凯恩斯主义观点的经济咨询师完全的清洗。

他们被新古典供给侧学派理论家代替,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那时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服从结构调整的政策,不论何时危机出现在任何地方。

在1982年,足够确定在墨西哥有一场债务危机。IMF说:“我们会救你。”事实上,他们做的事情是保护纽约投资银行以及执行了一套紧缩的政策。

作为IMF结构调整政策的结果,1982年之后四年里墨西哥经历了生活标准下降25%之类事情。

从那时起,墨西哥大概进行了四次结构性调整。许多其它的国家进行了不止一次。这成为了标准的实践活动。

现在他们对希腊做了什么?几乎是他们在1982年对墨西哥做的事情的翻版,只是更加狡猾。这也是2007年至2008年间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他们给银行作保,让人民通过紧缩政策保释自己。

列沙格:没有关于最近的危机的和统治阶级管理危机的方式的一些事情让你重新思考你的新自由主义理论?

哈维:嘛~我不认为资产阶级今天的团结和过去一样了。地缘政治上,美国已经不再像七十年代那样在全球范围内发号施令了。

我认为我们正在见证一次在国家体系下的全球权力结构的地区化——即地区霸权,例如欧洲的德国、拉美的巴西、东亚的中国。

显而易见,美国依然保有一个全球的位置,但是时代变了。奥巴马可以来到G20,然后说“我们应该这么做,”安吉拉·默克尔会说,“我们不会做那个。”那是七十年代不会发生的。

所以地缘政治情景已经更加地区化了,有更多的自主权。我认为这是部分由于冷战的结束。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不再依靠美国寻求保护。

除此以外,像比尔·盖茨、亚马逊和硅谷这样被称为新资产阶级的人们有和传统的石油与能源领域不一样的政策。

因此,他们更愿走他们自己独特的路,所以有大量的部门竞争,例如在能源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能源部门和硅谷之间等等。比如很明显在类似于气候变化的事情上有严重的分歧。

我想到的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是新自由主义七十年代的推进过程没有强大的抵抗是通不过的。在欧洲等地有大量的来自劳动者和共产党的抵抗运动。

但是,我想说在八十年末代之前战斗失败了。所以从抵抗消失的角度说,劳工没有他们曾经的那种力量,统治阶级的团结不再必要。

它不必团结起来,然后做些什么来面对从底层来的抗争,因为不再有威胁。统治阶级做的非常好,所以实在没有必要改变什么。

但是,当资产阶级做的很好的时候,而资本主义却做的很坏。利润率已经恢复,但是再投资率却惊人地低,所以大量的钱没有流回制造业,却流向了抢夺土地和采办资产。

列沙格:让我们多说说抵抗的事情。在你的著作里,你指出了一个悖论,新自由主义的猛进伴随着阶级斗争的衰颓——至少在北半球——(同时)支持了追求个人自由的新的社会运动。

你能讲解一下你是怎么认识新自由主义促使这样的形式的抵抗兴起的吗?

哈维:这里有一个命题要反复思考。如果每一个生产的支配模式,连同其特定的政治构型,创造了像镜像一样的针对它自己的反对模式,那么会怎么样呢?

在生产过程的福特式组织的时代,镜像是大型集中的贸易联盟运动和民主集中制的政党。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生产过程的重组和弹性积累的转向创造了(在许多方面也是它的镜像的)一类左派:网络化的、去中心的、非阶层式的。我认为这非常有趣。

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这个镜像证明了他正在尝试去摧毁。最后我认为贸易联盟运动是实际上是加强版的福特主义。

我认为现在许多非常独立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左派,实际上正在加强新自由主义的最后阶段。很多左翼人士不愿意听到这个。

但是当然问题来了:有没有一种方法去组织不是镜像的东西呢?我们可以打碎镜子并且发现别的没有落入新自由主义手中的什么东西吗?

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能够发生在几种不同的道路上。在我的著作中,我强调了在价值实现的地方也是充满张力的地方。

价值在劳动过程中被生产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级斗争的领域。但是价值通过销售在市场中被实现,在那里有大量的政治活动。

反对资本积累的大量抵抗不只发生在生产的场所,也在消费和价值实现的地方发生。

以自动工厂为例:大的汽车工厂过去大概雇佣两万五千人;现在他们雇佣五千人,因为技术减少了工人的需求数。所以,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正在被从生产领域替代下来,并且越来越多的被推向城市生活。

对于资本主义动态的不满的中心正在愈发地转向价值实现的领域——城市日常生活的政治领域。

工人们明显很重要,有很多和工人相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如果我们在中国的深圳,劳动过程领域的斗争是支配性的。在美国,我们应该支持威讯的罢工。

但是,这个世界的许多地方,对于日常生活的质量的斗争是支配性的。看看过去十到十五年大罢工:有些像伊斯坦布尔加济公园不是工人的斗争,它是对日常生活的政治和民主以及决策制定过程的缺乏的不满;在2013年巴西多个城市的起义中,它也是对于日常生活的不满意:交通、机会以及花费了那么多钱在大型体育馆上,同时你没有把钱花在建设学校、医院和可支付的起的住房上。我们在伦敦、巴黎和斯德哥尔摩见到的起义不是关于劳动过程:它们是日常生活的政治。

这种政治非常不同于存在于生产场所的政治。在生产场所,那是资本家对战劳工。从阶级构成上看,关于城市生活质量的斗争不是那么清晰。

经常从对生产的理解中诞生出来的清晰的阶级政治,当它变得更加现实时,它在理论上模糊了起来。它是阶级问题,但不是经典意义上的阶级问题。

列沙格:你认为我们是否谈了太多的新自由主义,却很少涉及资本主义?什么时候适合使用一个或另一个术语,而在这种合称中会涉及怎样的风险?

哈维:许多自由主义者说,从收入不平等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已经走得太远,所有这些私有化都走得太远,以至于有大量的我们不得不关注的共同话题,比如环境。

也有各种方式讨论资本主义,比如已经被证明是高度资本化和高度剥削的共享式经济。

有个伦理资本主义的概念,简单来讲(把资本主义)变成合理的诚实,而不是盗窃。因此在人们心目中有一些把新自由主义秩序改良成其它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我认为你创造一个比现存的更好的资本主义是可能的。但是不会好太多。

现今的基本问题是那么深刻,以至于在经过没有一次强大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情况下,是不会有任何通向别处的道路的。所以我想要把重点放在反资本主义的术语上,而不是反新自由主义的术语上。

并且当我听见人们在谈论反新自由主义时,我认为危险在于没有意识到(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大部分反新自由主义失败地处理了无尽的妥协的增长带来的宏观问题——生态的、政治的以及经济的问题。所以我宁愿谈论反资本主义而不是反新自由主义。

原文地址(英文):https://www.jacobinmag.com/2016/07/david-harvey-neoliberalism-capitalism-labor-crisis-resistance/

本文来源:荆棘鸟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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