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我是一个活商标啦！”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了陈永贵，似乎成了山中之仙，水中之龙。对此，陈永贵又好气又好笑，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是一个活商标啦！”。

陈永贵在上层决策层八年的政治生涯中，一个个戏剧性的故事不断地出现于社会。这些戏剧性的故事经他一表演，就变得那么活灵活现，使人难以忘怀。就是他死后的若干年内也是有口皆碑。

要说陈永贵认识社会的眼界，要同政治局其他成员比起来，距离还不能说小。很多事别人能够谈得振振有词，而他却难以插口。就是在生活习惯上他在一段时间内也是不好适应的。跟他熟惯的人为此也免不了和他开一些小小的玩笑。他刚登进政治局大门的时候，中央决定由他和华国锋、纪登奎分管农业，纪登奎也是个很风趣的人，动不动和他闹一个笑话，有意无意地刺他一下。有一次，他们在一起吃饭，桌上要摆上一条鱼，纪登奎就瞅着了他的弱点，大口大口地吃起鱼来，留在嘴里的刺骨只那么轻轻地一吐，就又能大口大口地吃起来。陈永贵呢，吃一口就得吐好几次刺骨，纪登奎就催他：“快吃，要不我们就吃完了！”

陈永贵只好笑笑，说：“我就不爱吃鱼，以后我干脆不吃鱼！”

这句话叫纪登奎记住了，还要想办法“回击”他一下。那一次，他们几个人又在一起吃饭，桌上又摆了一盘菜，陈永贵从来没有见过。吃上一口，很上口味。他就问大家：“这叫什么菜？”

纪登奎马上回答：“这呀，是海中的一种特殊植物，吃上能够长命百岁！”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陈永贵不管他们笑不笑，只要上口就大胆地吃起来。吃完饭以后，纪登奎当众宣布：“有些人啊，上次曾经发誓说不吃鱼，结果这次一顿饭功夫就吃了几千条，你们说他是不是言而无信？”陈永贵也感到奇怪，本来这一桌就没有鱼嘛！他冲着纪登奎问：“谁一顿饭吃了几千条鱼？”

纪登奎一拍他的肩膀：“你，咱们的老陈！”

大家又笑了。陈永贵不服气：“这个桌上没有鱼呀！”

纪登奎说：“这一盘是什么？吃了不承认！”

陈永贵一怔，经别人解释，才知道纪登奎所说的那盘“海中的特殊植物”叫大麻合鱼，是一种很高级的鱼。这一误会也使陈永贵不由地笑了。陈永贵确实不愿意多吃鱼，到下边也曾说“不吃鱼，不吃鸡，就爱吃个炒鸡蛋”的话。从这点上说，他还不可能称得上山中之仙，水中之龙。但是，从广义上说，谁也不否认陈永贵在社会上的特殊性。

陈永贵的牌子一旦亮到社会上，这个“活商标”真能起到“招揽顾客”的作用。陈永贵还在大寨当支部书记的时候，数以千万计的参观者们来到大寨，一个较为强烈的愿望就是能够看一看陈永贵，看不上心里就很不满足。这件事也使陈永贵十分苦恼。他生怕被人缠住。因此，办什么事总是躲避着人群。

七十年代的一个秋天，陈永贵从县里开会回到大寨，要看一看庄稼的成熟程度。一上山，虎头山半山坡坐着几百个人听说明员介绍大寨经验，他们一看谷地里有一个很熟悉的人影，就断定他是陈永贵。于是，这些人也不听介绍，便跑下山去围观陈永贵。陈永贵被围得找不到退路，心里也十分恼火。但当着客人的面也不好把情绪表现出来，只好装出一副笑脸，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前前后后一个多小时才把客人们“退”去。

进京以后，陈永贵的外出行动都由中央警卫局统一负责，有一套保护安全的制度。陈永贵的行动就很不方便。陈永贵进京后的苦恼，也往往表现在这一个方面。他几次想单独跑出去，到郊区参加劳动，可实际情况并不会使他称心如意。一是公务太重，难以抽出时间，二是纪律太严，使他无法行动。后来，他也曾冒了几次险，活生生的事实把他教训了一下，差点儿闯下了祸。

1975年8月10日，经中央安排，陈永贵终于在交道口南四条一处房子里，就是清代大官僚李鸿章的府第住下。上午他搬了家，中午在他的新住所吃了第一顿饭，还心满意足地对身边人说，总算搬了家，少了一根紧箍咒。少了紧箍咒，陈永贵就像野马脱缰，一个心思到街上去开开眼界。为他执行警戒任务的负责人说，出去行动要通知警卫局。陈永贵生气了：“通知什么？别那么大惊小怪的。”他想干的事，别人谁也拗不过他来。他的话是那么说了，但心里也有提防的一手。这从他的行动中可以看得出来。为防止万一，他在午饭后还特地进行了一番“化装”。他特意穿起了黑布衫，戴起一顶旧草帽，帽沿盖住眉梢，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便大摇大摆地出了大门。张银昌和警卫排的战士们不放心，不跟上怕出事，出了事承担不了责任；跟上吧，陈永贵又要发脾气。通过合计，他们就和陈永贵拉开了一定的距离，然后监护着他。陈永贵在胡同里发现他们跟上来了，扭回头来又大发雷霆：“你们来干么？回去！”可是，保护首长是他们的责任，不能因为挨了训就抛开首长不管。于是在他们挨了训的时候，他们只好停上几步，然后等陈永贵走开再跟上。走到人群多的地方，陈永贵怕暴露目标也不敢扭脑袋了，只是一个劲儿在街上转。他顺着大街走，一边走一边看市容，看人们的精神状态，这个街过去，那个巷回来。在安定门大街，他遇见一个理发店，使他十分感兴趣。他进京以后，有关理发的事，只要秘书和警卫一个电话，就有人到他的房间为他理发。理发之后，由张银昌按规定付给对方理发费。洗衣吃饭也照此办理。而且几年来，他想用剃头刀刮一刮脑袋，也不可能办到。这个理发店，就是专门为老头们刮脑袋，刮胡子开的。中午时辰，剃头的人也不太多，陈永贵进去后不吭声，坐在那里边抽烟边等着理发。轮着他剃头的时候，他还有意想从剃头匠那里打听一点什么消息，便东家葫芦西家瓢地拉扯起来。到了为他刮胡子的时候，剃头匠终于察觉到了：“你是咱们的陈副总理吧？”

陈永贵摆摆手，笑了笑：“不是，你认错人了！”

剃头匠说：“不，你就是陈副总理,没错！”

这时候，张银昌和哨兵们也跟上来了。张银昌要向剃头匠付理发费，剃头匠说什么也不要，通过一番争执，张银昌硬是给剃头匠留了钱。这事一旦漏了风，就很快被人们注意上了。由此，围观的人由少到多，都想亲眼看看陈副总理。警卫的哨兵们主动地维持了秩序才使陈永贵离开。一路上，也有几次使陈永贵暴露了目标，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一二百个，不时地围成了圈子。陈永贵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先是招一招手，就赶快离开，由哨兵维持一下秩序也就过去了。

像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好几次。其中有一次，他和纪登奎、吴桂贤，还有陕西的李瑞山几个人在北京饭店吃了涮羊肉，便坐上红旗车想去北京百货商店转一转。车在商店门口前一停，陈永贵一跳下车就被人们围住了。警卫人员赶快维持秩序才使他离开，商店也没有逛成。

中央警卫局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也提出注意首长的安全问题，陈永贵也觉得老这样不合适。以后他实在想出去的时候，就再化装一番，戴一顶帽子或穿得神秘一点，哨兵们也换了军装，但也只能是到交道口商店，地安门商场转一转。每逢到外面转过之后，陈永贵总是叹一口气说：“成了活商标了，不能出门，媳妇回婆家就是不自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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