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歌颂还是暴露？这不是一个问题

文|刘继明

最近一段时间，跟贾平凹去年被网民炮轰一样，网络舆论场对莫言的批判持续不断，差不多演化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声讨运动；略有不同的是，贾平凹是因其女贾浅浅写的所谓“屎尿屁诗”引火上身，莫言则是因为在香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称文学的使命是批判（暴露），“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而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

当然，赞同和支持莫言的也不少，于是，围绕“歌颂还是暴露”这一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已经“解决”过的问题，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互联网上，再次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其实，在我看来，所谓“歌颂还是暴露”，根本就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任何作家都有写什么和怎样写的权利，都有歌颂什么和拒绝不歌颂什么的权利，有批判什么和暴露什么的权利。正有为有了这种权利，中外文学史上才出现了那么多充满个性的作家和不同风格的作品，谁也不能强制一个作家去歌颂或暴露什么，靠强制写出来的“颂词”也不会是什么好作品，中外历史上都有所谓宫廷作家或者御用文人，但他们何曾留下过一篇传世之作呢？因为文学是真实情感和思想的表达，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自古以来很少有只批判不歌颂，或者只歌颂不批判的作家，一个作家在某部作品中着力批判某一个人或事物的同时，往往会表达出对另外的人或事物的歌颂和赞美，就像光明因为黑暗而存在，白只有在黑的衬托下才能够显现，美往往在与丑的对比中才能彰显得更鲜明和强烈一样。如司汤达、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西方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黑暗和人性堕落的批判，鲁迅、茅盾、老舍、郁达夫、丁玲等中国作家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所受的苦难的“暴露”，再如高尔基、萧洛霍夫和赵树理、周立波、柳青、魏巍、浩然、曹征路等对一个多世纪以来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曲折进程中工农兵形象的塑造和歌颂，都创作出了名垂青史的作品。

可见，歌颂还是暴露，既是一种美学趣味，也是一种情感表达，更是不同价值立场的选择。

对此，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就深刻地阐明过：

“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毛主席的话过去了整整八十年，但依然是颠簸不破的真理。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阶级社会里，存在着穷人和富人、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存在着光明与黑暗、落后与进步的较量和斗争。毛主席曾经说过，知识分子就是一张皮，要么附着在无产阶级身上，要么附着资产阶级身上，二者必居其一。对于今天的广大知识分子和作家来说，同样面临这种选择。实际上，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已经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正如一位作者所说：

“莫言是一个时代文化的标志。那是一个用美西方的审美和价值观，讲述传统东方故事的时代，那是整个社会都陷入了文化上自我否定，活在了别人思维模式中的时代。主旋律就是《河殇》，《丑陋的中国人》就是自我鉴定，而莫言的《丰乳肥臀》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巅峰。那时的中国文化界，在对美西方极度崇拜、极度自卑后彻底完成了身心的皈依，在文化上寻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主宰。汉儿皆作胡人语，却向城头骂汉人。那是一个西方的月亮是圆的，西方的空气是甜的，除了美国的道路我们无路可走的时代。那个时候贬低中国人就是政治正确，就是‘睁眼看世界’，就是时代风尚，就是中国好声音。那是一个中国文化严重内分泌紊乱的时代，那是一个西方现代劣质文化和中国传统糟粕文化疯狂交媾的时代。我们几十年来看到的文学和影视产品，绝大多数都是那个时代的滥觞。那个时代‘弄潮儿向涛头立’的不仅仅有莫言，还有他身后数不过来的知名人士。他们站在聚光灯下，掌握着扩音器和麦克风。当他们集体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惭形秽时，自信和自尊也就成了奢侈品。

“许纪霖说过，‘莫言式的生存智慧，不幸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莫言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站立着几乎全部的中国文化精英。你要想把这些人一个不落的全部记下来，恐怕就是把百度搜到李彦宏的姥姥家也很难做到。莫言笔下的中国和方方的《软埋》，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一样，都是站在了中国几千年私有制的一边。他们翻来覆去的不过是要颠覆穷人造反的历史，用文学形象论证造反的邪恶，证明‘人民建国’的先天不足。要寻找真相，必须要有最起码的真诚。人们对莫言们的质疑不是因为他们写出了真相，恰恰是因为他们歪曲和遮蔽了真相。他们把旧社会的灰色滤镜放到了新中国的身上，却无法蒙上亲历者们的眼睛……”（谭吉坷德：《莫言是怎样炼成的》）

这无疑点到了莫言问题的实质。许多人将诺贝尔文学奖当做莫言作品大行其道的罪魁祸首，就像有人把伤痕文学在中国的滥觞归咎于美西方的“策划”，显然是舍本求末和缘木求鱼。说到底，莫言文学在中国的盛行得益于近四十年中国的“改天换地”，换句话说，没有改开以来主流政治对前三十年的基本否定和控诉，就没有莫言和莫言们的应运而生，有人义愤填膺地批评莫言抹黑中国，但其实莫言“抹黑”的只是“前三十年”，而从不或者很少“抹黑”后三十年。同方方一样，他们既是改开的拥护者，也是改开的受益者，所以他们及其拥囤驳斥批评者是反对改开，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在他们眼里，共和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间的巨大差别从来都是豆腐拌小葱，清清楚楚、一点不含糊的，反观一些批评他们的人却常常混淆二者，信誓旦旦地要求他们“爱国爱党“，歌颂这歌颂那，反倒是有点一厢情愿、迂腐可笑了。

不少网民把莫言的作品贬损得一无是处，在这儿，我倒想说两句公道话。在我看来，莫言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作家，他的语言天赋在当代中国作家中罕有其匹，他早期的一些作品如《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白狗秋千架》《红高粱》等，堪称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但他后期的大多数作品，包括广受争议的《丰乳肥臀》以及在主流文学界广受赞誉的《生死疲劳》，不仅语言缺少节制，而且流露出政治大于艺术的趣味（这也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两部主要作品）。同一些网友对莫言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蛙》持严厉批评态度不同，我认为这是一部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作品，小说对计划生育给广大民众带来的巨大创痛的暴露具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批判现实主义力量。

另外，尽管莫言在那篇《主席老那天》的短文中对毛主席颇有不敬甚至侮辱，但他同时也抄写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承认其中的某些论述“还有现实意义”。从为人行事上，莫言也比较低调谦逊，不像那个写日记的女作家，动辄在网上对批评她的网友恶语相向，扣帽子打棍子，一脸的泼妇像。

我觉得，对莫言及其作品的批评不应纠缠于其个人品德，以及诸如诺贝尔文学奖和“歌颂还是暴露”之类的次问题和假问题。归根结底，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学和近四十年来的国内现实政治合力塑造的结果。须知，在他获得罗贝尔文学奖之前，不仅是各大权威期刊如《收获》的座上宾，而且已经获得过各项文学大奖，早已是中国文坛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获奖后，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文化部和中国作协的负责人，也曾纷纷致电祝贺，后来还当选了中国作协副主席，出席过第二次文艺座谈会。

了解这一点后，我们至少就不会无的放矢，反而把一些真问题忽略和掩盖过去了。

20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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