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美]周道远（Dao-Yuan Chou）

“我见过美国的贫穷，但美国的贫穷与中国的贫穷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贫穷。”——阳早

在太平洋的美国领土短暂地停留加油后，阳早的飞机于1946年3月降落在上海。当他走下飞机，一个完全不同的，他从未想象过的贫穷和匮乏的世界展现在眼前。在来到上海的头几天里，阳早便感觉到他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比他原来预想的少得多。他看到有妇女卖掉孩子以延缓饥饿，看到皮条客在街边兜售年轻处女，看到水沟里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阳早拿着从美国带来的一袋用来“帮助穷人”的便宜衣服站在那里，怯怯地看着眼前的景象。

新到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人员住在上海大东旅社（the Great Eastern Hotel in Shanghai），两人一间。阳早的第一个室友是英国人，他每晚上床前都说 “晚安，老弟”。阳早，这个纽约州北部的奶牛农夫，在这个远离他的家乡古斯维尔角的地方，和一位直接来自驻日美军的电气工程师结成了朋友，他们两人晚上经常走到码头去看“苦力”（Coolies）们干活1。

两个中国男人，个子矮小，骨瘦如柴，衣衫褴褛，能摇摇晃晃地将三袋粮食从码头扛到船上。阳早和他的朋友都是强壮、营养良好且习惯于体力劳动的美国人。一次，他们跳到码头上，想看看苦力往船上装的东西有多重，可他们几乎不能把这些东西从地上抬起来。阳早无法想象，为何这些苦力在做如此沉重的工作时还要唱歌，很久之后他才知道唱歌正是为了让他们保持同步，协调动作，一起用力，避免发生事故和浪费体力。

阳早准备开始工作了，可是这里根本没有奶牛的影子。在等待奶牛到来的时候，他花了些时间联系一些在这个地区工作的左翼分子，包括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秘书谭宁邦（Gerry Tannenbaum）2，他是在美国出生的。谭宁邦在美国的战争信息办公室工作时，认识了韩丁。因此，当阳早出发来中国的时候，他兜里带了一封韩丁写给谭宁邦的介绍信。当毛泽东到达重庆进行和谈的时候，谭宁邦和韩丁争取到了一次采访他的机会。韩丁本来渴望询问这位共产主义领袖对于中国和解放区（共产党解放和管理的区域）的形势的看法，但却疲于回答毛泽东不断提出的关于美国形势的问题。

谭宁邦与孙夫人（宋庆龄）一起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这个组织的一项工作就是为解放区提供医疗物资补给。宋庆龄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她的父亲宋耀如是卫理公会牧师，同时也是个商人，同情民族主义运动。他有三个女儿，宋霭龄嫁给了一个有钱的山西银行家；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在一次政变中3，杀害了数百名共产党人，摄取了国民政府的统治权；宋庆龄嫁给了后来被称为“国父”的孙中山。中国有个说法：宋氏三姐妹，一个爱钱、一个爱权、一个爱中国。但宋庆龄不用孙中山（她的丈夫孙中山于1925年去世）提醒就知道，他所创立、蒋介石接手的国民党政府已经腐败到了骨子里。她利用自己作为“孙夫人”（许多人都这样称呼她）的地位和名望，帮助共产党人，她相信共产党人在为她和她丈夫的共同信念而斗争着。

善后救济总署主要由对中国人民抱有同情的人所组成，其中只有很少的进步分子。一个新西兰人是个例外，他叫保利（Paulie），是个开明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时常与阳早讨论政治问题。他们坐在阳早居住的豪华酒店的屋顶上，保利讲述发生在新西兰的进步斗争。但大多时候阳早对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到解放区去的愿望都秘而不宣。

善后救济总署的使命主要是把救灾物资发送到受战争破坏的地区。虽然他们有自己的技术和医学专家，可以实现这个机构的目标，即帮助灾区人民重建，但绝大部分资源都投入到了救济当中，试图挽救成千上万由于干旱和政府腐败而正在挨饿的中国人。然而，庄稼歉收之年，受灾的人们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人道主义援助。相反，政府官员利用粮食短缺，通过黑市敲诈勒索大发横财。蒋介石也知道农民正在支持他的共产党敌人，所以他鼓励部下掠夺穷人的钱财中饱私囊。

奶牛的踪影遥遥无期。除了在上海几个现有的牛场逛逛以外，阳早能看到的唯一的黑白场面就是穷困和铜臭之间的鲜明差别。所以当救济总署开始组织“第n个”饥荒调查团前往湖南长沙的时候，阳早要求参加这个任务。经过一番争论，他得到了农业代表的职位，并准备“调查”农村情况，以及救济总署为饥饿的农民设立的救济营的情况。

大约八名救济总署人员组成的调查团乘坐名为“登陆舰”的海军军舰溯长江而上。船头打开，吉普和卡车开进了宽阔的船舱。到达武汉，他们开着吉普驶离军舰，开上了一艘开往长沙的小型燃煤汽船。

在这个季节，中国南方像地狱般酷热，尤其是在一艘烧煤的汽船上。一天晚上，船抛锚停下时，阳早穿上他的裤衩，偷着下船，愉快地洗了个凉水澡。他感觉非常舒服，把双手抱在脑后，仰面伸展，懒洋洋地飘来飘去。是时候回去睡觉了，他睁开了眼睛——眼前的景象把他吓了一跳，夏日的酷热一扫而光：船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在他上游很远的位置上，只能看到一个小点儿。

阳早慌了。他以最快的速度游着，但是尽管拼尽全力，他也只能勉强与水流保持同步。不过他的疯狂努力被一个竹筏上的渔民注意到了，渔民划到他旁边帮了他一把。阳早不太懂汉语，但是，只是因为害羞，他没有和渔民说任何话。在他爬上汽船甲板之后，他甚至没有回头看渔民一眼，或者挥一挥手致谢，这个事让他在此后的40年中都难以释怀。

救济总署调查团带着他们的吉普车、睡袋、帐篷和大量的食物储备登上江岸，从江边向内陆进发。调查团分乘两台吉普车，也是两个不同阵营。阳早吉普车上的有一个他们称作麦康迪皇帝（Emperor McConkey）的加拿大人，还有英国医生费希尔（Fisher），以及美国医生海辛格（Heisinger），他们很快成了朋友，一起与另一辆吉普车上的人展开了较量。调查组的头头是一个好滥用职权，令人生厌的家伙，她强迫大家以惊人的速度飙车。阳早的团队拒绝服从，于是每次两队会合的时候，她都会愤怒地咒骂他们，直到阳早拒绝修理爆掉的轮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驱车穿过村庄意味着穿过聚居在一起的成群乞丐：

这太可怕了，因为你不能给他们任何东西。如果你给了，那么你将马上陷入泥沼——路口处会有很多人扑过来围住你。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赶快开过去。在一些地方，饥饿的儿童会聚拢在我们过河的渡口周围。而你又能做什么呢？这些孩子明显都饿坏了，但是你必须硬起心肠驶过。

当他们最终到达总署救济营时，他们却发现了更加可怕的情况。在总署设立的巨大的气球状的白色帐篷里面，躺着大量垂死的人。农民们绝望地离开他们的土地，半死不活地蹒跚走入营地，伸出他们的双手。总署的工作人员给他们每人小半碗生面粉，然而他们没有办法做熟这些面粉。他们就这么在成群的苍蝇中，在令人窒息的南方酷暑中死去，手里还徒劳地抓着那小碗面粉。阳早他们的调查团估计，每天有大约200具尸体被拖出救济营。

向当地救济营官员质询情况时，通常会得到两种回应：“我告诉了那些人现在的状况，但工作人员实在太低效了，什么都做不了！”或者是，“很高兴你将情况告诉我。我之前并不了解，现在我马上找人处理这个问题。”

阳早发现，尽管他有丰富的经验和学识，但他对中国农村情况的了解得少得可怜，就像他并不知道如何让地方政府为他们周围的饥荒做点什么一样。

你看到了腐败，你看到了低效——其实需要做什么很明显。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什么呢？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在我们之前曾经来过3个调查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对当地庄稼做了一个实地考察，那里长了一些好像牵牛花的农作物。他们问那是什么，有人回答那是红薯。我说：“不，那些不是红薯。”那些当然是红薯，而我还是这个调查团的农业专家代表。

我当时对中国那个地方种植的庄稼一无所知，然而我仍然得为此写一份报告。当然,我也不认为我没有能力写这样的报告。我来到这里时已经27岁了，而且我来自伟大的西方，上过大学，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奶牛场主，白人盎格鲁-撒克逊血统，一个年轻的男人——虽然我不会将这些写进报告，但我多少感觉自己是在帮助中国。回想这些事情，天呀，我对中国几乎根本不了解。不过倒还是有些事情可以说说：这里发生了干旱，只要与当地人聊聊，你就可以知道这又是一个坏年景。

调查团在湖南待了差不多一个月，而后返回，并撰写报告——这些报告又被堆到了上一期报告上面，所有的报告说着相同的事情：长沙的饥荒非常严重，政府官员极度腐败，而营地管理者熟视无睹、昏聩无能。人们在物资卡车边死去，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而是因为供给食物被偷运走，并囤积起来牟利。

就在提交报告后不久，阳早就染上阿米巴痢疾病倒了，在医院里待了20天，清洗了肠胃。他瘦了几磅，但是康复出院了。很快，解放区那边传来消息，他最好考虑尽快离开。这年6月，内战爆发了，虽然“和平谈判”仍在继续，但看起来只有一方打败另一方，和平才会到来4。

阳早辞去了在救济总署的职务。因为奶牛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他也就没有义务履行合同，救济总署并没有怎么阻拦就放他走人了。在他与联系人去北平5，然后从北平去解放区首府延安的行程同时，他在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CLARA）工作了一段时间。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正在努力保证解放区能分得一部分到达中国的国际救灾物资。他们必须努力抗争，转移一部分物资，否则物资就会轻松地流入国民党控制区。阳早了解一些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内部工作，并且大略知道他们实际拥有哪些物资，他把他知道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了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

一从联系人处得到消息，阳早就飞到了北平，等待安排下一段行程。在北平，他与一个叫鲍勃·伯顿（Bob Burton）的进步医生住在一起，鲍勃与国民党斗争，争取将医疗物资送往解放区。等待期间，他给寒春潦草地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自己的计划，以及下一封信可能的延迟。当然，他催促她赶下一班船就来中国，愈快愈好，一方面是因为阳早疯狂地思念着她，另一方面，因为内战拉开序幕，进入解放区将会越来越困难。

和谈破裂后，美国开始召回调解团，这个调解团是以所谓“中立”调解国共双方摩擦的名义建立的。此时，还有3名美国军方人员依然留在延安。美国派飞机去接他们时，他们额外带上了一名乘客。黄华6在那班飞机上为阳早安排了一个座位——黄华后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军用飞机平静地飞了两个小时，向着西南方向一路飞向陕北，那里的地面变成了干燥的棕黄土地，黄土形成的平顶小山一个挨着一个，阳早觉得那好像一排排的草堆。下面的山谷是由雨水汇聚成的河流在泥中冲刷出来的，坚硬的边缘被磨成了带棱角的平面。

这样，1946年10月，作为联合国乳业专家到达上海之后不到8个月，阳早走下飞机，来到了解放区延安。他终于有机会亲眼看一看，中国共产党是否真像外界所说的一样光芒耀眼。

注释

1 英文单词“coolie”来自中文单词“kuli”，即苦力。

2 Gerald Tannebaum（1916～2001），中文名谭宁邦，又被称为Jerry Tannenbaum。生于美国巴尔的摩市。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干事、中国福利会顾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军服役，先在军队报纸《战争中人》任编辑，后在军队无线电台设在好莱坞的总部担任节目制作人。1945年被选为军队无线电台成员到中国重庆及中印缅战区司令部工作，建立“军队网络（中国部分）”，任副主任，同时担任上海XMHA电台指挥官。1946年4月在中国从美军复员，加入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公关部当记者，同年7月1日任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总干事，兼任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总干事。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后，任中国福利会顾问。曾经在中国电影《停战以后》、《白求恩大夫》、《林则徐》等影片参加过演出，他并非专业演员，但他客串扮演的白求恩大夫的伟大形象却永远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译者注

3 此处可能是指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通过此次事变，夺取了国民党的领导权。——译者注

4 在此次谈判中，周恩来总是会击败美国和国民党对手。一个故事是当美国乔治·马歇尔将军、国民党的宋子文（宋庆龄的兄弟）和周恩来谈判了一天之后，马歇尔对西方记者召开了一个发布会。第二天早上，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马歇尔对媒体歪曲了他们前一天所达成的意见。他们争论了起来，马歇尔抗议道：“周，你非常聪明，但是至少你得承认我的英语比你的好。”周恩来回敬说：“`是的，你的英语比我的好得多，所以如果连我都能知道你歪曲了事实，那么你也一定知道。”

5 民国17年（1928年）民国政府改北京为北平，此后民国期间一直使用这个名称；1949年9月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决定新中国定都北平，并改北平为北京。原文为Beijing，即北京，现据当时地名改为北平。——译者注

6 黄华（1913年1月25日－2010年11月24日），曾用名王汝梅。河北磁县人，中国外交家，燕京大学毕业，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12月任外交部部长，1980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1982年5月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译者注，摘自百度百科

本书原名：Silage Choppers and Snake Spirits

中文书名：踏遍青山人未老

作者：[美]周道远（Dao-Yuan Chou）

本书中文版翻译已获作者授权

翻译：zemin liu

校对：张悦

二校：大钻风

编辑：三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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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道远。来源：正经沙龙。责任编辑：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