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继明

【刘继明按：因忙于长篇写作，近期很少上网。狂飚网的同志来微信说，“关于民左的争论已持续了一段时间，涉及的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同时，论争各方也出现口水化的趋势”，并发来滠水农夫、赤浪青年提出的若干问题，希望我予以回答和点评。“点评”不敢当，但作为这场论争的始作俑者，读一些感想却是责无旁贷的。】

问：您首提“民左”概念以后，关于民左的争论持续发酵，越来越深入，现在看起来开展这场争论是很有必要的，使很多思想问题得到暴露，所谓道理越辩越明。开展这场争论也很正常，并非象某些同志说的那样是无中生有，挑起矛盾，而是矛盾早已客观存在，无视回避反而不正常，关键是我们要正视这些矛盾，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进行思想交锋。您觉得为什么发引起这样激烈的争论？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哪些启示呢？

答：当初写那两篇文章（《俄乌之争：要么民族主义，要么自由主义？》和《“三个世界理论“、民左和俄乌之争》），主要是针对俄乌战争在国内舆论场引起的那种势不两立的尖锐对峙状态有感而发，并没有想得太多。所谓“民族主义左派”，也不是这两篇文章才提出的，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早已经存在，绝不是某个人臆想出来的，提不提它都在那儿，只不过人们大多是将它放在“民族主义”的视野和框架中进行讨论的，而我这次从“左翼”的角度将其剥离出来了，所以才引发了比较激烈的争论吧。

至于说有什么“启示”，我觉得这场争论首先有助于左翼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绝非只是左翼内部的话语权之争，而是中国社会以及与世界的矛盾的一次集中释放。围绕“民左”问题展开的许多议题，例如俄乌战争是侵略还是正义，国家主权是否高于人权和阶级诉求？以及中国社会到底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还是像俄一样是 “次级帝国主义国家”，中俄与美西之间的矛盾是“反帝反霸”，还是只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争霸”等等，都聚焦到一点：面对纷纭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左翼究竟应该坚持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是采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理论去进行分析这一大是大非的问题。

问：我们看到，关于民左的争论，正方、反方各执一词，正方批评反方观点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附庸；反方批评正方观点是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站在各自立场，似乎都有其道理，那么您认为就目前实际，我们主要的危险，或者最容易犯的错误更倾向于哪一方面，是左倾教条主义，还是右倾机会主义？

答：这两种危险都存在。从根本上说，“民左”对俄乌战争的认识和判断，缘于他们摒弃了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将民族矛盾置放到阶级矛盾之上，忽略甚至否认在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任何国与国和民族之间的纷争，都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激化的产物，反美不反帝或反帝不反资，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

另一方面，教条主义的危险也不能忽略。在这场论争中，所谓正方和反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倾向。例如有批评文章简单地将某些民左人士称之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牧师”和“走狗文人”，使原本属于左翼内部矛盾的“民左之争”变成了敌我矛盾。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显然混淆了“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右派”与“民族主义左派”之间的区别（所谓“胡锡进化”），将其完全等同起来，因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把“民左”通通扫到资产阶级那一边，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及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论述，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表现，因此，被民左人士指责为“纯左”或“当代王明”也不冤枉。这种教条主义倾向，在某些民左人士中同样存在。比如他们总是不加分析地将当下的一切国际国内问题，跟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国际国内矛盾简单地进行比附，甚至把俄乌战争、中美冲突和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相提并论，并且机械地照搬毛主席的相关论述进行解读，这种缘木求鱼、刻舟求剑的思维方法，恰恰是违背毛主席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从发”的思想的。

问：这场争论涉及的双方你来我往，辩论了好几个回合，颇有火药味。从参与辩论的双方来看，反方聚集了相当一批所谓大咖，而正方除极少数大咖外，主要力量是几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马列毛主义者，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另外，从辩论的效果看，虽然反方阵营看似势力强大，但正方也毫不示弱，没有那种寡不敌众的感觉，显示青年马列毛主义者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敏感度不可小覰，这是不是与近年来越来越来越多年轻人走向信仰马列毛主义，加入“毛泽东热”有关？年轻一代马列毛主义信仰者与他们所称有“民左”倾向的老一辈左派人士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怎么对待他们的关系呢？

答：我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这样一种新老对决的格局，显然跟近二十年来左翼的嬗替更新乃至整个社会的蜕变有关。正如我在那两篇文章分析过的，左翼经历了从新左派到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集体转向，中国思想界也经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自由主义一统江山、九十年代后期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平分天下，到新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成为主流的风云变幻，作为独立思想派别的左翼，逐渐成为一种保守性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社会的蓬勃生长开始重新认识马列毛主义，其严酷性不断加剧，许多深受“资本”暴打的青年从切身经验出发，，并渐渐成为左翼的新生力量，这些左翼青年大多出身于80后、90后，甚至00后，姑且称之为“新新左派”。近几年我与他们有过一些接触，也读过他们的一些文章。与老一辈左派相比，“新新左派”最鲜明的特征是没有什么历史负担和利益估算，也较少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羁绊。他们的行动和思考直接来源于自己的生存体验和未经过无害化处理的马列毛原著，而且，同大多数拥有知识分子和体制身份的老左派不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打工人”或深受资本盘剥的“996”，是新时代的无产阶级，有的还是进步社运骨干和左翼学生社团积极分子，与作为无产阶级解放学说的马列毛主义，有更加亲近的血缘关系，因而对马列毛主义的信仰显得更加坚定、执着，义无反顾，他们也许偏激、不成熟，像青年毛泽东那样，喜欢找人辩论，有一股“认死理”的劲头，但无论我们喜不喜欢，不得不承认，从他们身上似乎更能让人感受到100年前建党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叛逆气质。

怎样对待他们的关系？我觉得你（滠水农夫）刚发表的那篇文章说得很好：“年轻同志首先要尊重老同志，观点不同可以交流讨论，可以保留意见，但不可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否则即便你所持的观点是正确的，别人也难以接受。对老同志来讲，思想交锋就是思想交锋，不要过多考虑爱惜自己的羽毛，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为了坚持真理反对谬误，有什么可以顾忌的呢！况且从历史前进的发展看，年轻人总要代替老年人，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规律。历史上发生了很多学生要革命而老师已经不革命甚至退回到反革命的例子，如列宁之于普列汉诺夫，毛主席之于陈独秀，老同志应引以为戒，真正做到象毛主席称赞吴玉章同志的那样：‘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

问：不少文章对 “民左”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进行过分析，您有什么要补充吗？

答：“青年毛思想信仰者”在一篇文章中认为，“民左”的阶级基础主要有“替修正主义服务的一类知识分子、不够觉悟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爱国’的小资产阶级、从原无产阶级先锋队和社会主义国家叛变过去的积极鼓吹民族主义的大资产阶级……”他很可能混浠了“民左”与“民族主义”的界线，正如被他视为“民左”，且在与之缠斗的某位“理论家”，也许是一个兼具国家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者，或左翼民族主义者，而不是“民族主义左派”（民左）。

我觉得，“民左”的主体还是一些信仰马列毛主义，但在具体行动上主张借助或利用民族主义话语，通过内部改良的方式，争取和团结群众，逐步回归社会主义的左派。他们虽然在政治上“摇摆不定”，实际上奉行的是一种实用主义和绥靖主义策略，但与“马列毛左派”主要还是具体策略的分歧，而不是根本立场的对立。这也是我坚持认为不能把“民左”当做马列毛主义的敌人，应该视为可以团结的朋友的原因。

我这样说，在“新新左派”看来也许显得比较保守。其实，不单是对“民左”，对整个左翼，都应该持一种客观公开的态度。正如不能因为“民左”放弃马列毛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就否认其在同右派公知斗争中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样，也不能因为“新左派”后期的“国家主义转向”，就否认其在九十年代后期同自由派展开激烈论战，并最终为左翼开创出二分或三分天下占其一的新局面的历史性贡献。就我个人来说，也曾受惠于新左派的影响，我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思想，经历了从新左派、民左到马列毛左派的嬗变。因此，要说批判和反思，也应该首先从我自己开始。

问：左翼思想界以前也发生过一些论战，您认为，这次“民左之争”跟以前的争论有什么不同的特点？

答：相比以前的论争，我觉得有两个不同的特点。一是以前发生在左翼内部的论争，主要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个人或话题，而不是像这一次的“民左之争”，具有理论上的普遍性、代表性，而且几乎延伸到政治、历史、思想和国际国内各个层面，这是以往任何一次论争不可比拟的。

二是论争的形式也具有若干新的特点：一是参与者既有左翼内部分属不同派别、有影响的学者和理论家，也有普通民众，波及范围超出了狭小的知识圈；二是讨论形式上既有正式的文章，也有微信群半公开的自由辩论，堪称文革大字报和北大民主墙在网络时代的复活，具有多元化、多视点、多角度和即时性等特点。这种特点决定每个参与者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利，跟那种以权威大咖为主导的传统讨论方式有的很大不同，不大可能得出统一的结论。因为，争论本身的过程，就是生成新思想新理念，乃至唤醒和动员民众的过程。

顺便说一句，在现实言路堵塞的环境下，微信群辩论越来越成为人们进行思想交流和交锋的重要形式。它除了前面指出的特点，还具有打破时空阻隔及职业、阶层和身份限制等特征，形成了一种富于中国特色的“微信政治学”，值得研究。

问：这场争论中，有的争论方，包括一些网友，不是就具体观点进行批评，而是把矛头指向持特定观点的个人，如称阳和平老师为“白左”，甚至暗示他是“境外势力”。您怎么看这种论战风气？

答：阳和平教授对俄乌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利益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判断，以及他对俄罗斯作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前苏联衣钵继承者的分析。只是他的一家之言，如果不同意，尽可以提出质疑和批评，但无端进行人身攻击、谩骂和阴谋论，不管站在什么立场，都是应该予以谴责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某些针对民左人士的过激和粗暴言论。

问：学者老田指责一些批评“民左”的人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认为是一小撮“纯左”打码头、抢夺话语权的宗派主义行为，您同意他这种说法吗？

答：老田是我的朋友，我和他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都比较一致，但这次我们之间的分歧较大。他曾经通过微信与我进行过沟通，我尊重他所持的立场，并期待他对相关问题，特别是“民左之争”，发表更为完整的意见。

问：“民左”与反“民左”，或者说“民左”与所谓“纯左”的争论短期很难结束，很可能还会持续下去，您认为对立双方有达成共识的可能吗？

答：前面说过，“民左”不是谁主观臆造出来的标签，而是一种客观存在，是当今世界日益激烈的矛盾在中国左翼思想界的一种表征，只要这种矛盾继续存在下去，争论和分歧就不会停止。存在决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因此，所谓对立双方能否达成共识，也取决于特定社会矛盾的存在与走向，而不是人为因素所能决定的。

问：这场争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支持“民左”立场的有许多是中老年人，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答：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层面分析。一、正如有人指出过的那样，民族主义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中的一面旗帜，从一开始，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左派就和民族主义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共和国的前三十年，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同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高度重合在一起；二、“左派”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概念，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当无产阶级失去国家政权之后，才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派别出现；左派为了寻求自身的合法性和生存空间，必然会向主流意识形态妥协，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新左派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转向，正是这种妥协的必然结果。三、在这上述两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现在都已步入中老年，再加上中国人传统的家国情怀，他们便自然而然成为了支持“民左”的中坚力量。

在“民左”拥囤中，还有一个特殊群体，即所谓“红色老人”。在现实和网络中，我与他们都有过接触。他们的青年时代甚至更长时间，都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剧烈蜕变，对他们来说，毛泽东、社会主义、国家和个人利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宪法上还保留着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符号，他们就会始终不渝地地拥护这个国家，这是民族主义在中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民左”拥有众多支持者的重要社会基础，也是这次俄乌战争中大多数中国人支持俄罗斯的原因。

对于这些“红色老人”，某位“纯左”理论家称之为“社会主义遗民”，多少带有贬斥的含义，我则认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固然由于文化水平的局限，缺少用马列毛主义的观点方法对现实进行分析、观察和批判的能力，但他们热爱毛主席和怀念前三十年的感情是真挚的、朴素的，甚至可以说，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歌颂和纪念毛主席的言行本身，就是对现实表达“异见”的一种特殊方式，对他们不应该采取鄙视、嘲讽和轻慢的态度，而应该多一份尊重和理解。这不仅是一种情感问题，而且是阶级立场的问题。

最近，我常常想起魏巍老，他曾经在《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一文中说：“……已经尝到社会主义甜头并已成为国家主人的工人农民，随着他们主人翁政治地位的丧失和生活的恶化，以及面临的生存的威胁，是不会长期沉默的。那些深受马列主义教育的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也必然会重新凝聚自己的力量，再度坚强地团结起来，领导人民群众，向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进行坚决的斗争。新世纪将仍然是一个艰难斗争的世纪，也将是一个重新掀起世界革命高潮的世纪。让我们勇敢地迎接这个有希望的世纪吧！”

二十年过去了，魏巍所期待的“重新掀起世界革命高潮”仍然遙遥无期，不仅如此，被魏巍寄托殷切期望的左翼和工农群众一个个变身成为了“民左”或“民左粉”。还有多少人记得他那句“继续革命，永不投降”的遗言呢？

问：这次争论暴露出左翼内部存在的严重分歧，您认为中国左翼面临的困境是什么？

答：正如“民左”这个概念一样，所谓左翼内部的分歧，也并非从今天才开始出现的，而是一直存在着，只是今天通过俄乌战争暴露出来罢了。左翼的困境也是如此，自从新左派的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转向完成之后，就陷入了困境。摒弃马列毛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总体理论”的中国左派，像西方左派那样，不再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性的批判，失去了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外寻求社会解决方案的热情和能力，也不再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而是披上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大氅，许多 “民左”人士，甚至比资产阶级右派公知还要害怕革命和阶级斗争，“左派”这个词儿似乎已经回到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前的那个时代，不仅回到改开前，而且是回到十月革命以前的十九世纪，重新成为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概念。

从大的历史坐标看，我们依然处在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后的延长线上，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危机，将使帝国主义的全球争霸愈演愈烈，在给人类和平造成严重威胁的同时，也给世界无产阶级带来了新的希望。对于马列毛左派来说，意味着在经历漫长的“中间政治”时期之后，一个新的时间窗口可能会打开，对此，“民左”显然是视而不见或不想承认的，宁愿选择一种务实的“政治现实主义”，二者可谓南辕北辙。

马列毛左派必须准备迎接新的斗争考验。马克思主义从诞生那一日起，就是在同资本主义及各种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历史的经验证明，群众在掌握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武器——马列毛主义之前，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仅不能代表正义力量，反而可能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左翼如果还将马列毛主义视为争取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真理，就必须把消除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剥削视为自己的唯一斗争目标，以任何理由歪曲和否定这个目标，都是一种绥靖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行为。

今年是列宁诞生152周年。借这个机会，让我们重温一下导师的教诲吧——

“在口头上你们都承认阶级斗争，实际上你们恰好在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候把阶级斗争忘记了。忘记阶级斗争，就是倒向资本，倒向资产阶级，反对劳动者。” 

“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做奴隶。我们如果不想作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以外，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

“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口号，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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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继明。来源：作家刘继明。责任编辑：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