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战争的爆发超出了大部分人的预料。乌克兰社会学家沃洛迪米尔·伊申科在战前访谈中认为:美国希望一个动荡的乌克兰存在,对于危机的升级并没有认真阻止;大部分乌克兰百姓并不关心“民族建构”话语,但极端民族主义者在乌克兰势力强大,乌政府受此影响较大;乌克兰民众能接受明斯克协议,受极右翼裹挟的政府不愿意接受;“欧洲广场革命”中的非政府组织不能完全代表意见各异的广场革命的参加者,更不能代表全体乌克兰的民众。

翻译:朱共兴、晨曦

校对:春草

采访人:布兰科·马塞蒂奇(Branko Marcetic)

被采访人:沃洛迪米尔·伊申科(VOLODYMYR ISHCHENKO)

乌克兰危机极其复杂而且鲜为人知。社会学家沃洛迪米尔·伊申科(Volodymyr Ishchenko)解释了危机的起源,围绕着它的假象,以及为什么战争仍然远非不可避免。

开战前,一位乌克兰社会学家谈乌克兰问题-激流网

位于乌克兰基辅的基辅独立广场(Maidan Square),2014年的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Revolution of Dignity,又称Maidan Revolution)就是以这个广场命名的。(图源:Hnapel / 维基共享资源)

如果你依赖建制派媒体来关注过去八年的乌克兰事件,那么你所知道的很可能是错误的。尽管——或者更有可能是因为过去几年乌克兰的动荡在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中占据了突出地位,但该国的历史及其持续的内部冲突一直是对西方大众宣传最多的一些内容。

东欧研究所的社会学家和研究助理沃洛迪米尔·伊申科博士多年来一直在撰写关于乌克兰政治、该国2014年的“欧洲广场革命”(Euromaidan Revolution)以及抗议活动、社会运动、革命和民族主义混乱交集的文章。他最近与《雅各宾》(Jacobin)杂志的布兰科·马塞蒂奇(Branko Marcetic)谈论了西方大众需要了解的乌克兰与正在进行的国际对峙的情况。

Branko Marcetic(以下简称BM):为什么乌克兰官员和欧洲政府在俄罗斯入侵的可能性问题上,所采取立场与美国和英国如此不同?

Volodymyr Ishchenko(以下简称VI):俄罗斯的胁迫性外交和军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还有同时进行的外交行动。另一部分是关于即将入侵的媒体宣传,它有自主逻辑,由不同的利益驱动,不应该被视为俄罗斯行动的客观反映。它还具有一种加剧、恶化的特点。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可能甚至不是俄罗斯或乌克兰,而是更接近其北约(NATO)盟友们的德国。

起初,乌克兰甚至没有注意到西方媒体的这场运动。乌方随后试图利用这场运动要求提供更多的武器,呼吁对俄罗斯进行预防性制裁。大约两三周前,乌政府才开始发表非常明确的声明,称入侵并非真的迫在眉睫,因为它们自2014年以来便一直受到俄罗斯的威胁,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况,而且根据他们的情报,这种威胁并不比去年春天(非常公开进行、且意图十分明确的俄罗斯备战早期阶段)更大。

西方媒体的这种宣传对乌克兰的经济产生了非常实质性的消极影响。乌克兰货币已经开始贬值,投资者已经开始离开——特别是乌克兰房地产市场——而且政府已经相当恐慌,即使没有实际的入侵,乌克兰经济也可能因此陷入相当严重的麻烦。但我并不会把它当作简单的战略诱骗。

BM:为什么无论对俄罗斯,还是西方和美国,乌克兰是一个如此重要的国家?

VI:乌克兰在经济方面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如果你去检查经济指标,乌克兰可能是世界上极少没有达到1990年人均GDP水平的国家之一。9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经济衰退,然后乌克兰未能像其东欧邻国那样实现增长。不像波兰那样,我们的生活并不比苏联末期好,甚至不如俄罗斯或白俄罗斯。

对于俄罗斯和美国来说,它(乌克兰)是一个用来运输天然气的地方。有一些倡议呼吁去实现一个三方的联合体:俄罗斯作为天然气供应商,欧盟作为消费者,而乌克兰作为过渡性领土。这些倡议在90年代和2000年代,主要被乌克兰单方面撕毁了。结果是俄罗斯仅仅在乌克兰周围建造了几条管道。北溪2号或许是现在对乌克兰最危险的,因为它可能使本国的管道被淘汰。

从军事角度来看,俄罗斯称乌克兰“可能很重要”,因为如果北约开始部署进攻性武器,火箭可以在5分钟内从乌克兰境内到达莫斯科。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的防御战略是扩张,以便将其边界尽可能向西推进,创造战略纵深,这也导致拿破仑·波拿巴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入侵失败——尽管当代战争的发动方式与半个或两个世纪前的战争不同。

对美国来说,乌克兰是一个针对俄罗斯的潜在热区(hot spot)。如果乌与俄的关系紧张,它可能会削弱俄罗斯(的实力)并转移其资源,例如,在中国重要性增加的情况下。有些人现在相当愤世嫉俗地评论到:“为什么不让俄罗斯人入侵乌克兰,让乌克兰成为俄罗斯的另一个阿富汗?”俄方将花费大量的资源,而它们会受到制裁——可能北溪公司也将受到制裁——且不清楚俄罗斯在乌克兰局势恶化中能生存多久。这可能是(顿巴斯地区)战争持续如此之久的一个原因:人们对阻止战争并没有实际兴趣。在2019年和2015年有几次机会,而美国政府没有尽其所能。

BM: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与当代乌克兰的许多政治,文化冲突有关。那这两国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VI: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共识。有些左翼人士,比如二十世纪的乌克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乌克兰是俄罗斯殖民地,且至少在帝俄时期受到经济上的剥削。但在苏联时期情况不一样,那时乌克兰发展很快而且成为苏联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也是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经济危机如此严重的原因之一。

也有人认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类似苏格兰和英格兰,而不能与欧洲国家和它们在亚非的殖民地,或者俄罗斯和中亚或者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关系对比。

对许多俄罗斯人而言,乌克兰是他们眼中的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他们完全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乌克兰的俄罗斯。在帝俄时期有一个观点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是同一个民族的三个分支。这一叙事也出现在普京最近的文章里,那里他称俄乌本来是一家,是被人为分开的。这种叙事在俄帝国主义里有很长的历史。

从此可见,俄乌关系可以看作至少两种民族建构尝试之间的竞争关系。一种认为乌克兰不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是不同的民族。这种叙事目前在乌克兰是主流。但这个民族的建构尚未完全成功,即使在1990,2004和2014三次具有民族建构意义的革命之后。

另一种叙事认为乌克兰人是某种更大的东斯拉夫民族的一部分,而这种东斯拉夫民族的建构因为帝俄现代化的失败而尚未成功。但实际上这种关于民族建构的讨论在乌克兰社会里关心的人不多,主要只是一些知识分子会讨论这个。根据苏联解体三十年后的民调,乌克兰人关心的是就业、工资和物价,至于认同、语言、地缘政治、欧盟、俄罗斯以及北约之类并不是最受关注的议题。

BM:有人说因为极右翼在广场革命后的大选里表现不佳,它在这个国家的影响可以忽略。这是真的吗?

VI:极端民族主义者通过对政府直接施压和传播其叙事,对乌克兰政治有显著影响。如果你看看广场革命后政府的具体政策,你可以看到这些政策正是符合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的要求的,尤其是去共产化,查禁乌克兰共产党,和乌克兰化,即将俄语排除在乌克兰公共领域之外。许多广场革命前极右翼主张的政策在革命后被名义上不是极右翼的政客执行了。

极端民族主义是掩盖革命不彻底性的一个很好的办法。比如,如果你在意识形态上做很多改变,像街道改名,去除苏联标志和去除乌克兰许多城市里的列宁像等,你就给人们以一个变革的假象,这掩盖了革命后人民想要的变革没有被实现这一事实。

现在的乌克兰主要政党大多实际上仅仅是基于买票的选举机器。意识形态常常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乌克兰政界有很多在名义上对立的不同意识形态阵营来回横跳的政客。与此相反,那些极端民族主义政党是有意识形态,有活跃分子,而且目前是唯一称得上是“政党”的派别。它们是社会中组织最严密,动员最彻底的部分,街头动员能力是最强大的。

2014年之后它们也得到了使用暴力的能力:它们得以创设从属于自己的武装民团,以及一系列相关的训练营,夏令营,咖啡店和杂志。这个机构在其它欧洲国家都是不存在的,它更类似于1930年代欧洲的极右翼而不是今天欧洲其它国家的那种更依赖于选举政治而不是民团暴力的极右翼。

BM:关于2014年的欧洲广场革命,有哪些西方民众了解不够或有误解的地方?

VI:在西方媒体里的主流叙事是那些专业非政府组织的叙事,这些非政府组织确实在2014年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它们不能完全代表意见各异的广场革命的参加者,更不能代表全乌克兰的民众。在这一叙事里,广场革命是一个和平民主的革命,目的是推翻亚努科维奇专制政权这一大概世界少有的两次被革命推翻的政权。

这种来自专业非政府组织和民族主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叙事被西方媒体和政客采取,一定意义上也是因为这是他们想听到的那种叙事。那时西方官员对广场革命是公开支持的。对于那时的欧盟来说,在希腊抗议者焚烧欧盟旗时,看到乌克兰抗议者在挥舞欧盟旗是很令它欣慰的。

实际上,正是对广场革命中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恐惧导致了乌克兰东南的反广场抗议。俄罗斯决定支持这些抗议者,而且后来在这一地区分裂主义者面临失败时介入战争以防止其失败。结果就使乌克兰东部的一个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的顿巴斯地区的一部分位于两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伪政权控制之下。

BM:你希望这一危机能怎样得到解决呢?

VI:我希望这一危机能得到和平解决。首先我们都希望俄罗斯不要愚蠢地发动战争,不要在顿巴斯或其它地方进一步激化局势。

如果关于将分裂地区和平统一到乌克兰并维持自治的明斯克协议的施行取得任何进展,肯定会有利于局势缓和。虽然大多数乌克兰人不喜欢明斯克协议,但他们不喜欢的原因主要是它还没有给顿巴斯带来和平,而不是其中的让步不能被乌克兰人接受。事实上对明斯克协议的抗议在乌克兰规模不大也没有真正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但至今为止乌克兰政府不愿执行明斯克协议。虽然它在与法德俄三国的谈判中签订了这一协议,它一直在用种种借口推迟其执行。乌克兰政府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是来自于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的暴力威胁。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明斯克协议意味着投降。对于这些人来说,接受明斯克意味着接受乌克兰的政治多元性,持有不同意见的乌克兰人不只是被俄罗斯宣传洗脑的,也不是叛国者,这些人有合理的理由不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叙事并且有自己不同的关于乌克兰的叙事。

如果乌克兰政府真的想遵守明斯克协议而不只是用来自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威胁作为借口无限期推迟,他们可以向西方寻求帮助,比如让欧美明确要求明斯克协议的尽快执行。这样的表态会有助于乌克兰政府,抑制民族主义势力,尤其是那些直接依赖于西方经济援助的组织。

原标题:一个乌克兰社会学家告诉你为啥你知道的关于乌克兰的事情很可能是错的(A Ukrainian Sociologist Explains Why
Everything You Know About Ukraine Is Probably Wrong)

原文链接:https://jacobinmag.com/2022/02/us-russia-nato-donbass-maidan-minsk-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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