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尼迪亚·迪亚兹（Nidia Díaz）

访谈：希拉里·古德弗兰德（Hilary Goodfriend）

翻译：大麦、晨曦、宝剑

校对：春草  

2022年1月16日是萨尔瓦多内战结束30周年，这场内战夺去了超过7.5万人的生命。尼迪亚·迪亚兹（Nidia Díaz）是一名左翼游击队员，曾在战争中被国家军队折磨拷打。她向我们分析这场战争，以及这场斗争的民主成果是如何被暗中破坏的。

采访者：希拉里·古德弗兰德(Hilary Goodfriend) 

2022年1月16日是和平协定签署30周年纪念日，该协定使得萨尔瓦多的内战以和谈宣布结束。美国支持的右翼军事独裁武装和左翼游击队起义军之间长达12年的冲突，导致7.5万人死亡，8000人失踪，数十万人流离失所。1993年，联合国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将至少85%的暴力事件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队及其附属的准军事部队。 

和平协定并没有改变萨尔瓦多境内不平等和固化的结构，但它确实开辟了一个和平政治斗争的新环境。该协议解除了萨尔瓦多的国家军事武装，为自由民主体制建立了宪法基础。它解散了游击队所隶属的左翼阵线——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后文简称马解阵线），并将其转变为一个合法的政党，将近20年后，该政党执政两届（2009-2019年）。  

如今，这些民主成果正在倒退。 威权民粹主义者纳伊布·布克尔（Nayib Bukele）成为战后第一位不纪念和平协定签署的总统，他将其视为一场“闹剧”，将战争与和平协议都描述为两个同样腐败的精英派系之间的阴谋。在他执政的两年半时间里，布克尔致力于重新建立国家军事武装，解散三权分立，将他的反对派定罪，使独裁的幽灵复活。 

1992年1月16日，尼迪亚·迪亚兹（Nidia Díaz）作为法拉本多·马解阵线的十名代表之一，在墨西哥城的查普尔特佩克城堡谈判和签署和平协定。迪亚兹是María Marta Valladares永远使用的绰号，它代表中美洲工人革命党，该党是组成马解阵线的五个政治军事组织之一。那时，她因《我从不孤单》（I was Never Alone）而出名，这本书公开讲述了她被国家抓获、拘留和折磨的经历。 

迪亚兹在1999年成为马解阵线的副主席候选人。她于2018年至2021年担任马解阵线在中美洲议会和萨尔瓦多立法议会的代表，在议会中领导马解阵线立法小组。  

在和雅各宾的特约编辑希拉里·古德弗兰德（Hilary Goodfriend）的采访过程中，迪亚兹反思了战争和谈判进程、和平协定的成就和局限性，以及协定目前的逆转。 

HG（希拉里·古德弗兰德） ：为了分析和平进程，我们可能应该从战争开始谈起。那为什么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萨尔瓦多的人民拿起了武器? 

ND（尼迪亚·迪亚兹）：作为同一民族的子女，为什么我们萨尔瓦多人民要彼此对抗？这些原因中有一个积累了两个多世纪的结构性根源，它可以作为一个起点。特别是自1932年以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人民起义达到了高潮，但后来被统治了60年的独裁政权镇压。那次起义失败了，因为它被军事镇压，超过三万二千名土著农民被屠杀。  

那是一段不安定的时期，人们失去了工作，一场全球性的大萧条影响了全国。穷人被排斥和边缘化，财富集中在土地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寡头政治力图维持其权力。 

十年过去了。1944年的罢工——brazos caídos（意思为放下武器）罢工，推翻了独裁者，但独裁统治形式仍然存在。20世纪60年代，有人试图将左翼合法化，但失败了。 

国际背景也带了一定的影响：古巴革命、哥伦比亚的武装斗争进程等等。左派开始重新思考其夺取权力之路，不再仅仅合法参与选举，相反，武装斗争的道路也是可能的。在共产党内部展开了一场大的辩论，包括合法斗争和地下斗争。整个辩论是关于党的建设、革命和斗争策略。 

到1975年，五年后组成马解阵线的所有五个组织都已成立。整个斗争是在地下进行的，这是一场游击战。但它更侧重于促进社会斗争和群众组织的发展，因为我们真的不想要战争，我们想要的是社会和政治斗争。我们结合了各种斗争形式。  

1972年和1977年的选举舞弊表明了政治斗争已经无能为力。屠杀开始了。人们团结在全国反对党联盟周围，这是由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和共产党合法面貌组成的联盟——是左翼采取的形式。当权部门采取行动，制止这种民众运动的推进。此时，他们建了暗杀小队。 

1977年，他们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屠杀，把罪名强加给另一位独裁者——在选举中大败的温贝托·罗梅罗（Humberto Romero）将军。之后，他们制定了宵禁和戒严令。每个人都谴责那次大屠杀，甚至连刚刚被任命为圣萨尔瓦多大主教、被大家公认为保守派的奥斯卡·罗梅罗（Monseñor Óscar Romero）也是如此。几天后，他们杀害了鲁蒂利奥·格兰德（Rutilio Grande）神父——他即将受到宣福。（宣福是天主教会追封已过世人的一种仪式，用意在于尊崇其德行、信仰足以升上天堂——译者注） 

当时，美国的总统是吉米·卡特（Jimmy Carter）。1979年，卡特以侵犯人权为由暂停了对萨尔瓦多的援助。10月15日，萨尔瓦多发生了最后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了独裁者。建立一个革命的军民政府的议题被提出，许多左派进入了政府。但到了12月底，左派开始从军政府辞职，传统的军人身份开始回归。 

第二军政府随后一直在进行大屠杀。那一年（1980年），革命群众协调委员会（CRM）成立，在1月22日被镇压，那是一场大屠杀。几天后，基督教民主青年团的领袖被暗杀。3月24日，他们杀害了圣奥斯卡·罗梅罗（Saint Óscar Romero），罗梅罗不仅是失声者的代表，而且成为和平的促进者，因为他有能力与不同部门对话，并正在寻求应对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对抗的政治方案。 

4月18日，革命民主阵线（FDR）建立，这是一个由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共产党的政治代言人，革命群众协调委员会（CRM）组成的联盟，这是一个大联盟，是一个反对独裁的广泛战线。与此同时，马解阵线的统一进程正在进行中。到目前为止，这五个组织之间已经有了更多的对话，它们一直争相成为这一统一进程的先锋。他们确信，没有哪个单独的组织会有吸引力，革命力量之间必须团结一致。 

10月10日，法拉本多·马蒂阵线成立。它立即与革命民主阵线（FDR）结盟，这个结盟提出了革命政府的计划，并成立了一个外交委员会来寻求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案。 

不幸的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赢得了美国大选，他立即恢复了对右翼萨尔瓦多政府的军事援助。寡头政治随后暗杀了革命民主阵线（FDR）的领导人，对抗的气氛日益加剧。 

这促使我们在1981年1月10日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尽管对于这是否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存在争议，但我们首先是社会斗士，并且相信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但我们错了，帝国为了避免重蹈越南的覆辙而直接介入。所以他们把中美洲地区视为自己的后院而全力投入。 

第一个镇压计划是彻底粉碎起义。但这并没有实现：我们有序撤退，我们组织起来，我们顽强抵抗，然后我们开始前进。因此，当许多人认为马解阵线不再有能力做任何事时，它就以某些行动重新出现。  

正是国际社会在1981年8月通过《佛朗哥-墨西哥宣言》，承认马解阵线是人民斗争的一支代表力量，并将引起内战的原因（政治排斥、社会经济边缘化、不平等和北美的干预）合法化。美国有四个不同的镇压项目失败了，尽管一直到战争结束时，他们每天提供200万美元的援助。 

HG：在计划以军事方式掌权之后，冲突是如何以谈判解决的？ 

ND：一切都取决于力量的平衡。在击败四种镇压战略时，我们有一个革命计划要实现：民主革命政府。1984年，我们转变为“广泛参与的临时政府”。 1989年，我们不再等着掌权以举行自由选举；我们提议在战争期间参加选举。但战争仍在继续，而战争延长的原因是北美的干预。如果他们切断了援助并且没有挽救那支军队，我们就会在军事上击败他们，因为在 1983 年，我们消灭了民防组织和准军事组织的阵地。所以，是的，我们有我们的希望，但现实并未如愿。 

很多人说：“为什么要谈判而不是掌权？”战争越长，人们就越厌战。战争是一种破坏人类生命的例外状态。社会成本很高。我们最终有八万人死亡，八千人失踪，许多人被流放；家庭四分五裂；产生了很多政治犯。因此，我们利用作为两个平等政党所处的力量平衡来谈判政治解决方案。 

但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不把武装斗争持续到最后一天，我们就不会强迫寡头和军队改革、让步。因为即使是逗号也是用子弹决定的。也正因如此，那场民族解放斗争付出了高昂的鲜血代价。这从来都不是一场闹剧，对任何人都不是。它是在萨尔瓦多国家和一个民族的代表力量之间的斗争。

年轻的游击队员尼迪亚·迪亚兹。（作者提供） 

在《法墨宣言》之后，我们向联合国大会发送了一封信，由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宣读，我们在信中提出开始会谈（1981年10月4日）。但第一次对话直到 1984年才开始。美国正在重新评估其援助，当时每天的援助略高于 100 万美元。它训练了所有的营，他们不道德地将 55 名常任军事顾问在该国的存在合法化，然而实际上超过了 300 名——其中一位是参与抓捕我的美国人：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Félix Rodríguez），古巴裔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总统何塞·拿破仑）杜阿尔特提出要求会谈。 

1984年10月15日，在天主教会和整个外交使团的调解下，第一次对话在拉帕尔马举行。杜阿尔特提议我们放下武器，遵守 1983 年的新宪法。我们说不——因为我也参加了第一次对话——我们没有去讨论我们的武器，而是讨论战争的起因；我们不能遵守宪法，因为它将最高权力赋予了军队，不承认基本权利和自由。会议到此结束。接下来的一个月，在阿亚瓜洛又进行了一次对话； 马解阵线提议进行宪法改革以使国家非军事化，杜阿尔特在十分钟后拒绝了。谈判破裂了。 

三年后，另一次会谈发生了：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会议。他们要我们放下武器再谈话。我们没有接受。最后，他们让步了，杜阿尔特同意在我们全副武装的情况下谈话。在这些会议期间，他们杀害了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主席。马解阵线中断了会谈，说我们不能在他们杀人的时候进行对话。与杜阿尔特的三场会谈就此结束。 

会谈于 1989 年重新开始，现在是与（总统阿尔弗雷多）克里斯蒂亚尼会谈。第一次会谈没有调解人，只有两个代表团面对面。我们同意10月在哥斯达黎加再次会面。此时天主教会回来了，还有来自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观察员，但军队不会参与谈判。从 1989 年 9 月的第一个克里斯蒂亚尼代表团到签署和平协议，（毛里西奥）巴尔加斯将军会出面，但他会坐在后面。他不能和起义者同桌。 

在全球层面，我们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巨大压力，要求我们签协议而不提任何要求，因为柏林墙倒塌了，社会主义世界失去了一切，等等这类理由。他们认为我们的问题是东西方冲突的问题，但我们有不同的结构问题，所以我们说不，但我们会去再次会面。寡头政治和右翼表示，必须停火才能开始对话。我们说不，但我们会去再次会面。 

我们计划在 11 月举行一次会谈，但10 月 30 日，他们在萨尔瓦多工人全国工会联合会中放置了一枚炸弹（杀死了 9 名劳工组织者，包括工会领袖费贝·伊丽莎白·维拉斯奎兹）。我们中断了谈判，准备发动攻势来改变力量平衡。那一刻，我们希望集中所有的努力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因此，在 1989 年 11 月 11 日，我们发起了一场名为“费贝·伊丽莎白万岁”（Febe Elizabeth Lives. Hasta el tope y punto）的大规模攻势。他们以镇压回应，轰炸城市的外围；他们杀了耶稣会士，杀了很多人。 

四个月后，平衡重新调整，真正的谈判开始可能了。现在联合国作为第三方进行了干预。我们从1990 年 4 月 4 日谈判到 1992 年 1 月，将近两年。 

HG：你能否谈谈协议的内容、范围和不足？ 

ND：首先，我们建立了各方条件平等的谈判形式，有四个目标：通过解决引发内战原因的政治协议，结束武装冲突；协议必须推动国家的民主化；协议包括对人权的充分尊重；以此为基础，实现民主共处和社会统一。 

于是，我们制定了十点议程：国家非军事化；人权，司法系统，选举制度，宪法改革，社会经济问题——这六项协议涵盖了整个社会。其他的是停火，马解阵线复员进程，裁军进程，以及马解阵线转变为政党。此外，还确定了选举核查和观察，以及日程和时间表。 

马解阵线同意，每完成 20% 的政治协议，就会有 20% 的游击队复员，他们将被纳入经济或政治活动，或成为国家民警。我们的谈判是在战争中进行的，而不是在和平时期。我们寻求每一项协议都得到宪法的支持，至少在涉及政治因素时是这样。但我们没有达到进行经济宪法改革所需的权力平衡。 

我们正在为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改革反叛乱宪法。我们没有制定新宪法，但所有这些协议都朝着社会、宪政、民主国家的方向发展。宪法已经包含了 1950 年代的重要权利。事实上，在社会经济秩序中，私有财产只要具有社会功能就会受到尊重。四种不同形式的财产得到了承认。 

我们想要包括的经济要点是将私人占有土地最大额从 254 公顷减少到 100 公顷；作为公共物品的食物权和水权；公共部门工人的罢工权；农民结社的自由。但我们没能达成这些。我们确实达成了一项协议，开始使经济民主化一点点，包括创建一个社会经济论坛，以讨论工资、养老金、城市土地所有权合法化等问题；公共土地将分配给农民，所有战斗人员和生活在冲突地区的人们都将获得土地和信贷。

1981 年 2 月 23 日，两名身份不明的游击队员在萨尔瓦多圣塔安妮塔举着横幅合影。（罗伯特·尼克尔斯伯格 / Getty Images）

寡头政治和军方抵制改革。协议签署后，有两个转变：和平协议的民主过渡，包括尊重参与、尊重自由、尊重廉洁的选举竞赛——在人民中获得更大支持的项目或计划，都会获胜，但不能再出现欺诈，投票中心也不能再军事化——加强机构、分权、制衡制度等。另一转变：新自由主义经济转型，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当马解阵线在十八年后赢得选举时，我们发现经济经济退缩了3.6%。这是一个极度不平等的国家，靠汇款为生。我们不再种植基本谷物，我们一切靠进口。这是一个暴力的国家，因为和平协定的一个缺陷是没有实践和平文化，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暴力文化。由于不执行真相委员会（Truth Commission）的建议，有罪不罚现象继续存在，司法部门没有得到充分清理，随之而来的是毒品贸易和武器销售。而这些团伙来自美国。 

当我们进入行政办公室时，我们遇到了这一切——而这与夺权不同。 

HG：纳伊布·布克尔（Nayid Bukele）政府拒绝接受和平协议。他以专制集权知名但也有很高的支持率。在你看来萨尔瓦多的现状和内战前有什么异同？ 

ND：首先最大的不同是社会经济体制的差异。当年的寡头权力来源于其占有的土地，而今天的寡头权力来源于金融投机和商业，但现在与当年一样都是一个寡头统治的社会。此外，现在来自境外汇款是维系消费繁荣的主要原因。在政权的形式上，现在不再是军人专制，但政府仍然是威权主义的，政权仍然掌握在一个经济寡头群体手里，只是与当年相比，现在执政的群体还在发展之中，尚未成熟。 

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公然违背自己的规则和法律的政府。这与过去有什么异同呢？首先，这种政治上的封闭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权力的过度集中。一小群不尊重权利、自由和规则的人控制了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我们不再有分权制衡，不再有对民权，对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在当年，批评政府的人会被杀害，被失踪，哪怕持有罗梅罗（Romero）像的邮票都会被视为犯罪，所有的和平斗争都被作为犯罪，这种政治压抑是十分严重的。 

与之相比，在今天的萨尔瓦多，政府在试图控制人们的思想。不管是谁，只要反对或批评政府，就会被视为敌人：不是政敌而是需要被彻底消灭的敌人。根据和平协议现在不能有政治犯了，所以布克尔（Bukele）用扭曲司法的方式来搞迫害，用司法机关来诬陷反对他的政客——即便罪名是无中生有或根本不在刑法典上。他已经完全控制了司法机关，推翻了和平协议中对司法独立的规定。 

2021年5月1日（布克尔控制高院及其它重要司法机关）是对和平协议的公然违背，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现在政府已经开除了一个拒绝接受恶意指控案件的法官，和一个参与过埃尔·莫佐特（El Mozote）审判的法官。然后还有之前2020年2月9日的事情，那时总统动用武力强迫议会为自己投票。这样动用军队也是严重违背和平协议的。此外，和平协议要求非战时军队要裁员，而且不能参与治安管理，他违背这一规定想要将军队的人数增加一倍。 

他毫不在乎地公然违背宪法和和平协议带来的改革。事后他会自辨说自己不相信这些东西，说和平协议是一个腐败的协议，说它唯一的作用是维护贪污的政客，用这些理由来掩盖他自己的腐败。比如他改变了信息公开机构的职能，清洗了政府规范监督机构。归根结底他是在为以自己为首的执政集团争取资源以更有效地贪污腐败。 

战后新秩序遵循的法律都是在全国和平会议（COPAZ）中确立的。全国和平会议里马解阵线（FMLN）和政府是谈判的双方，天主教会，联合国和议会反对党是观察员。所有这些新法案，关于警察，军队，选举监督，人权监察员等等，都在COPAZ中被确立并送国会通过。这些都是在谈判辩论后产生的。现在布克尔说“我不赞成这些法律规定的权力和职责”，试图取消这些法律和宪法。他是在一点点摧毁使他通过选举获得权力的民主制度本身。 

我们看到他正在迫害教会，迫害记者。他想查禁反对党，包括左翼的马解阵线和曾经代表寡头利益的右翼政党。现在新兴右翼正在布克尔的“新思维”党中成型。他想要的连任是践踏维护当前体制的宪法的行为。你可能会问“当前体制是什么”，当前是资本主义民主制，但没有资本主义民主我们的斗争就更难继续。 

根本上的问题是，你获得权力是为了干什么？布克尔获得权力又是为了什么？我们看到法律和规则被公然违反，但目的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更革命，更透明，更多民众参与，更正义的民主制度，而是为了让少数人变得更富，让他们获得更多凌驾于民众的权力。 

马解阵线一向都在追求更透明，更多民众参与的民主。比如我们支持全民公决，不是为了让权力更集中而是为了让我们国家更民主。布克尔政府的修宪提议则是要更加集权以为寡头的经济利益服务。 

HG：有些观察者将布克尔归为反霸权人士，尤其是在他和拜登政府的冲突中采用了反帝的语言之后。你觉得这该算什么呢？ 

ND：他和霸权主义的矛盾是次要的。川普在他（布克尔）违背了北方三角繁荣同盟的五个要求（繁荣，安全，移民控制，透明化，法治）中的两个时完全不在乎。现在有人要求他遵守协议，他说：“他们对我指指点点。” 

布克尔和美国是有矛盾，但这种矛盾是有限的。美国永远不会像封锁古巴一样封锁萨尔瓦多，现在美国关注萨尔瓦多只是因为政府受到来自进步派的压力。拜登像川普一样也得留意他的选民的意见。但我从未看到美国和布克尔间会有任何主要矛盾。 

刚开始布克尔做出一副左派的样子，但他在外交政策上干了什么？他与西撒哈拉共和国断交，拒绝在巴勒斯坦建立使馆，与委内瑞拉断交，拒绝了古巴的社会援助。他把川普派往萨尔瓦多的大使当成好友。他一直都是个保守派。在上台之前他访问以色列时，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儿子，他站在隔离墙的耶路撒冷一侧而不是伯利恒一侧。 

他对人民斗争的所有污蔑和否定，说这些都是一个笑话，对和平协议带来的宪法改革和新机构的否定，都是为了掩盖他对公共财产的掠夺，维护他的专制狂妄的政权。他自称是被神送来的，自称是世界上最酷的人，但归根结底他做的事情没有增进民主、民权和社会正义。他不愿意被质疑，而且那些旨在质疑和监视政府的机构，如人权监督员，监督法庭，一般监督员等，都被剥夺了权力，因为只要它们发出反对的声音就会被剥夺权力。 

他想让人民恐惧而不敢反抗。这是一种削弱左翼，削弱民众反抗的方式。但我们今天的民众也开始质疑政府。民众会上街游行保卫和平协议，会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比如在比特币法案在9月7日生效的那天，以及生效后在9月15日，10月17日，12月12日，然后今年1月16日。更多支持民主的群体加入了这一抗争。布克尔有极强的误导民众的能力，但许多人已经看穿了他，已经受不了他了。 

我们要保卫历史，保卫历史的记忆。现在布克尔在摧毁纪念碑。他不承认革命斗争的历史，也不承认政府和马解战线间的被国际社会公认的和平协议。他不尊重我们历史上的英雄，将之视为罪犯。我们今天的现状正是因为人民没有历史记忆，因为没有对历史的真正纪念，也因为马解战线没有在民众间取得文化霸权。

原文链接：https://jacobinmag.com/2022/01/nidia-diaz-el-salvador-chapultepec-peace-accords-bukele-fmln

原标题：萨尔瓦多的民主来之不易，然而现任总统纳伊布·布克尔正威胁着民主。（El Salvador’s Democracy Was Hard-Won. Now President Nayib Bukele Threaten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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