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滞胀”危机前夜的金融泡沫，加上深度老龄化的前景，促使以“德国工业4.0”为代表的国家战略纷纷落地，向智能制造业寻求产业升级的可能性。“机器换人”这一话题，也就持续挑动着不同群体的神经：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是对失业的担忧；对于企业主来说，是人力成本上升和招工困难带来的焦虑；对于政府来说，则是以技术手段缓解劳资矛盾的想象。

“机器换人”的动力是什么？“机器换人”对就业有怎样的影响？后发国家实现“机器换人”的一种可能路径是什么？这是本文试图思考的问题。本文所讨论的企业均为制造业企业。

一、资本有机构成理论

如果一个企业使用更先进的机器，其劳动生产率在某个时间段内高于该行业的平均水平，其单个商品价值在工人工资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主所获得的利润就会高于一般水平，若单个产品的价格定得比其它企业低，该企业主就能争夺更多的订单，耗垮大量半死不活的小微企业老板，这种机器普及之后，各个企业纷纷效仿，这种超额利润也就消失了。

资本，其本质是人与人之间雇佣与被雇佣、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它在我们眼前的表现则是老板、工人、机器、原料、商品这些东西，在生产过程中采取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两种形态。按照在价值增值中的不同作用，马克思将资本的构成划分为不变资本（其自然形态为生产资料）和可变资本（其自然形态为劳动力）。我们衡量一个部门或者一个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看一个工人能掌握和调动多少生产资料就可以了：一个垄断企业，其机器昂贵，所需原料更多，自动化程度高，因而人工更少，其不变资本所占比重就高。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就叫做资本有机构成。

为追求超额剩余价值，以在竞争中取胜，企业主总是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经过接近两个世纪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斗争，国际工人运动在历史唱片上刻下了“八小时工作制”的音轨，时代的留声机总是随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大起大落，断断续续地播放出劳工权利在各国留下的法律、道德遗产——使资产阶级更倾向于在公共舆论中讨论更先进的机器设备，而将延长工作日和提高劳动强度的密谋隐藏在调整机器运转速度的装置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就成为了一个历史趋势。而这一趋势的两个结果是：失业人口，平均利润率下降导致的经济危机。

二、影响政府与企业主决策使用机器的因素

企业“用工荒”、人力成本的上升，是政府官员与企业主决定大规模使用机器的最关心的因素。

2010年之后国内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减少（所谓“人口红利”的即将消失）、“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是对“用工荒”的最流行的解释。但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自2011年以来，除了2020年，农民工总量并未减少。2020年减少的517万农民工，有466万是外出农民工，疫情因素显然影响较大。农民工总量从2011年的2.5亿上涨到2019年的2.9亿，总量一直处于上升状态，那么，制造业企业为什么又存在“用工荒”现象？这是制造业企业的高强度的劳动、单调枯燥的环境、低工资收入和严苛管理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使得许多工人离开了制造业，新兴的平台经济恰好吸纳了这些群体，外卖和快递行业成为新的选择。

2010年，以本田工人为主要代表的集体行动，激发了工人重组工会和要求工资集体谈判的需求。2011年，《社会保险法》实施，要求企业缴纳社保的集体行动增加。2014年前后的工厂搬迁潮（除了向国内中西部地区转移外，东南亚更廉价的劳动力也已经引起了一轮瞩目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也引发了频繁的劳资冲突。工人的组织化倾向和越来越引人注目的行动力，使官方与企业都感受到了压力。

2008年以前，在三十多年的全球代工模式下，中国的产业资本全面融入世界市场，以低廉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吸引外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国内转移，作为加工、组装基地，为世界范围内大大小小的工业产品打上“made in China”的标记，无论是绝对的出口规模，还是多种轻工业产品的市场份额，都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式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依靠美国国内的财富效应，促进居民消费，购买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发展中国家再使用外汇购买美国的国债，使其得以实现利润回流，股市和房地产高涨，进一步加强财富效应。中国的世界工厂模式决定其在世界生产链条种处于利润率最低的位置，资本家为了提高利润率，就将这种地位造成的窘迫转嫁到工人身上，压低工人工资，以苹果手机为例，每卖出一台，苹果公司就独占58.5％的利润，而代工厂的工人只能拿到其中1.8％。因此，我们看到工资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的现象。在第一轮工潮的推动下，2010年到2014年，工资增速高于GDP增速，2015年以后又重新落低。四年间的猛增，是未剔除通胀因素的，资本家所感到的人工成本上升，也只是工人要求对前些年持续走低的补偿而已，而东南亚更加低廉的人工成本，又固化了这种认识。

三、失业人口

中国政府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推动“机器换人”，以政府补贴鼓励企业购买机器人。2021年9月11日，在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领航峰会”上，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公司总裁曲道奎指出，中国已连续八年成为全球最大和增速最快的工业机器人市场，2020年市场占比达44%，中国市场占全球市场的实际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工业机器人密度达到187台/万名工人，超过全球平均水平113台。2014年9月，《东莞市推进企业“机器换人”行动计划（2014-2016年）》开始实施，东莞市政府承诺在今后三年内，每年拿出2亿元，给符合条件（减员、增效、提质、保安全）的企业发放10％-15％的购机补贴。

在这样的背景下，机器将会换下来多少工人呢？

根据东莞官方公布数据，从2014年9月至2017年1月，“机器换人”专项资金所资助的项目已经减少用工19万人（黄颍川、傅鹏、李倩彤，2017）。刚刚进入2016年，广东省东莞市政府发布的1号文件就关注了“大力发展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按照计划，到2018年年底，东莞市八成工业企业将实现“机器换人”；到2020年，将达到每万名员工使用机器人台数超过120台。根据黄瑜所调研的四家工厂应用自动化设备前后用工对比的数据显示，同一条生产线的人力缩减最低67％，最高达85％。根据许怡、叶欣调查的三家工厂记录的数据，一家汽车座椅生产企业（近九成生产线完成了以焊接机器人为主的改造）削减了三分之一的工人，一家大型空调生产企业（二十条生产线中有两条实现65％自动化率）削减近百人，自动化产线的工人比原来减少了一半以上，一家办公家具生产企业削减少量工人，由于招工困难，其在2017年开始小规模实践着人工辅助机器人的半自动化生产。据BBC报道，在富士康昆山工厂，2013年约有11万人，在转型为主要应用工业机器人生产后，2015年只剩下约5万人。2015年，富士康再次宣布将于2020年实现30％自动化。在广州、武汉的美的工厂，美的家用空调用工人数已经从2011年的5万人减少到2015年的2.8万人，未来将只保留三成工人。

农民工的流动性，为企业裁员提供了便利。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报告，2000年起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持续3.80年，而2008年起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只持续1.40年。对于政府来说，农民工没有城市户籍，失业后，当地政府反而不用承担再就业责任，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公共设施投入也会得到减轻。对于企业来说，只需要用不让工人加班的办法，就能把工人挤走，因为工人单靠基本工资（当地法定最低工资）是无法生活的。

学者们曾讨论机器会不会在消灭大量岗位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岗位，例如机器的操作、维护、设计、生产，或者培训、配送、客服等等，但目前都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持，都停留在预测的程度上。在历史上，制造业部门的工人人数确实是趋于减少的，从结构比例来看，有着显著的变化，脑力劳动和第三产业占据重要地位。

四、后发国家实现“机器换人”的一种可能路径

要减少单位产品中的活劳动的消耗，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价值，那么，只要制造机器所耗费的活劳动，少于机器所能够代替的活劳动，对于资本家来说，就是划算的。机器的效率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能够将人力从危险性高、机械性强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人类可以将获得的大量自由时间投入到创造性的活动中，从事科学实验、哲学批判、艺术创作——这是一个小学生都可以在科幻作文里写出来的场景。连资本家都能在镜头面前畅想出机器取代人力之后，国家通过再分配将产品分给大众，并将此命名为“共产主义”。

但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企业主决策使用机器的条件是：使用机器的成本必须低于人力成本。当工资水平长期在低水平线上粘连，对于企业主来说，使用人力比使用机器更便宜，那么机器就意味着浪费。

后发国家实现“机器换人”的一种可能路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开展集体行动，实现提高工资的经济诉求，并提出组织化的要求，以组织力量巩固行动成果，抵抗资产阶级的报复和进攻，从而进一步提高人力成本。

这一路径既是未来通货膨胀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因为生活资料的涨价会导致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上升），也是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同时又是进一步推动“机器换人”的强大动力。大量中小微企业每天都处在倒闭的阴影下，一个小企业的平均生存时间甚至不过三到五年的时间，而垄断企业依靠大量的资金投入，更新机器设备，光资金这一个门槛，就把中小微企业清场了：给工人发工资，一个人一年不过三五万，但若买一台几百万的机器，等回本的时候，企业也刚好寿终正寝，依靠补贴也是无济于事的。小微企业被排挤出场，意味着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集中程度进一步提高，垄断资本的势力不断加强，并将有一部分中小企业主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大量所谓中间阶级被挤出的结果，就是阶级分化日益鲜明，阶级对立日益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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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饮水机。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乔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