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什么，人为什么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要结婚？这个问题不少的年轻人都曾问过自己。有些人在长辈催婚时问起自己，从而进一步怀疑起了结婚的必要性；有些人在自由恋爱，即将走向婚姻时问起自己，或是觉得婚姻神圣无比，或是觉得婚姻压力沉重；也有些人在相亲后走向婚姻，追问起婚姻的本质，常常也会感叹双方根本就没有感情基础，这样的婚姻，是否过于草率和功利。在现实当中，这些思想上的纠结亦导致了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人口出生率下降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婚姻和生育的本质开始剖析。

婚姻的本质——从历史到现实

关于婚姻的本质，许多人都做过深刻的阐述，我在这就不另起炉灶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封建时代，婚姻不要说和两个人的感情没有关系，甚至和两个人本身都没有关系。在包办婚姻的年代，结婚时男女双方可能在结婚当时才第一次见面。双方的父母家族和媒人事先就已经把婚事确定好了。在那个年代，婚姻既不神圣也不温情，它的目的是赤裸裸的。绝大部分的女性在婚姻中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物品被送到男方家庭里的，她的任务就是帮助男方家庭完成传宗接代，顺便承担部分家庭劳动。女方家庭则会因为对女方的抚养和后续劳动力的损失得到一些彩礼作为补偿。婚后女方和娘家基本断绝了社会关系，而是作为男方家庭的一份子继续生活。只有少数社会阶层较高的家族，会把婚姻作为两个家族间联系的纽带。但无论怎么说，当时的婚姻和爱情，还是基本不相关的两个概念。

在现代社会，女性地位上升，两代人的小家庭也逐步取代过去农业社会中的大型宗族，成为社会的主导家庭形式。虽然如此，婚姻的物质、经济属性依旧压倒它的感情属性，成为了婚姻的本质属性。在法律上，《婚姻法》花了大量的篇幅对婚后夫妻的共同财产进行了界定，同时也认为对子女的共同抚养是夫妻之间极为重要的一项义务。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地区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等婚姻形式仍延续至今，这种婚姻和历史上的包办婚姻一样，完全不考虑双方的感情基础。哪怕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介绍婚姻和相亲婚姻等形式也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参加相亲的双方也并不会考虑什么感情基础（在相亲之前也不可能存在），而是会把自己的物质经济条件条条列出，综合对方的条件考虑双方是否匹配，考虑婚后两人生活能否顺利。这些足以说明，当下婚姻的本质还是一种契约关系，它相对独立于个人感情而存在着。

爱情和婚姻——统一并对立

婚姻的本质固然是一纸经济和联合抚养后代的契约，可以说它实质上是独立于爱情的。但从一百多年前开始的自由恋爱之风早已吹遍了神州大地。恋爱婚姻已经成为了婚姻中的主流，年轻的人们甚至普遍认为婚姻是恋爱的延续，把婚姻和爱情牢牢地绑定在一起。可是它们俩是一对好搭档么？

答案是否定的。不管文人和商家如何鼓吹爱情的忠贞牢固，人的情感实质上还是一种非常脆弱、非常不稳定的东西。爱情更是如此，它可以在来临时如洪水激荡，也可以在日常的鸡毛蒜皮中渐渐消磨。把婚姻和感情进行深度绑定会损害婚姻的稳定性，几次情感上的波动完全可以使得一段婚姻走向终结。“离婚冷静期”政策的逻辑也与此有关，因为大量的婚姻是由于婚内冲动走向结束的，所以政府认为，给离婚设置一些障碍让双方冷静冷静，婚姻就能继续了。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婚姻的高标准给恋爱双方的感情基础和经济基础提出了很高的心理预期。当前制度规定下的婚姻意味着之后一生的共同生活，组建家庭和抚养后代的重担，有很多人会因为觉得自己的经济状况和感情状况都没法满足婚姻的要求，从而选择不继续恋爱或者不走向婚姻。婚姻制度成为了一个昂贵但无用的“白象”，它的高标准不单使得自己的达成越发困难，结婚率连年走低，也在很多时候使得很多原本进展良好的恋爱关系无疾而终。

改善社会婚姻现状——保守的回潮和他山之石

有不少人对当下社会的结婚率低离婚率高的现状并不满意，他们觉得这个状况是不正常的，需要改变。有部分人开始回忆起了“Good Old Days”，觉得过去没有这些问题，是不是过去的婚姻制度比现在更好呢？网络上甚至颇有些人对包办婚姻大加赞赏，认为它比自由恋爱更加省心，也更加稳定。

政府其实也在关心婚姻问题（当然它实际上是在关心生育率问题），它拿出的方案没有包办婚姻这么保守，但也已经颇为人诟病了。离婚冷静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夫妻双方的离婚自由，而离婚自由本身是用来保护在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的女性的，对离婚自由的任何限制都会造成对女性权益的损害。另一方面，离婚冷静期也进一步推高了大家对婚姻的心理预期，使得更多人选择不结婚。

每当一个进步的观念深入人心之时，想要退回到过去保守形式的行动总会招致大多数人的反对。自由恋爱给人带来了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这和包办婚姻对人身的控制截然相反。与其回忆过去婚姻制度运行良好时人们的表现，告诫现在的年轻人要吃苦，要同舟共济，还不如想想现在的婚姻制度是不是本身已经开始过时，以至于年轻人不愿意选择它了？

答案是肯定的，当下年轻人的生活和二三十年前已经很不相同，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再选择在自己的家乡发展事业并终老，而是在与家乡相隔万里的城市求学、工作、定居，在职业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更换多个城市。对于情侣来说，很可能现在身在同一个城市、同一所学校，几个月后就只能通过电话、微信联系了。在这种不确定的生活面前，婚姻这种横跨一生，还包含抚养义务和财产共享的契约显得过于笨重且奢侈。在这种单一制度框架下修修补补，也很难给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的趋势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一些限制性的政策措施甚至有可能让公众对婚姻这个原本美好的东西产生更多负面的印象。

在欧洲已广泛推行的“同居协议”制度可能也能够给我国的婚姻制度提供参考。欧洲各国的同居协议有微小的差别，下面我们以法国施行的制度“公民团结公约”（Pacte Civil de Solidarité，PACS）为例简要介绍。“同居协议”和婚姻在形式上类似，都是排他性的伴侣关系，在如税务、保险和福利上，都把“同居协议”家庭和婚姻家庭一视同仁，也约定了协议双方在物质上需要互助并共同承担债务。但在各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上，“同居协议”都不再把男女双方如婚姻一般严格绑定在一起。在财产方面，协议双方在签订协议之后的财产默认相互分开，但亦可以在相互约定的情况下拥有共同财产；在抚养权方面，伴侣中一方拥有对子女的抚养权，但双方在协议存续时仍旧对子女进行共同的抚养。与此相对应，同居伴侣也不拥有对方财产的继承权。整体上来看，可以把同居协议看成是一种“宽松的婚姻”，有些人把它看成“试婚”，作为正式结婚前的过渡，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协议关系作为家庭结合的最终形态。能够确定的是，自同居协议出现以来，选择它来取代婚姻的人越来越多。2017年，法国的婚姻登记数量为233915例，同居协议为193950例，且差距还在逐步缩小。

作为一个新生的制度，同居协议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没有历史包袱，这使得它可以以一种更加非正式的方式进行。在法国，婚姻需要举办正式的婚礼仪式、需要去教堂、需要在法院进行登记，流程古典且繁琐，这是婚姻的历史包袱。在国内，婚姻也同样有着如彩礼、嫁妆、酒宴等历史的包袱，有多少年轻人是因为这些而对婚姻感到反感，从而对婚姻甚至恋爱望而却步的呢？在婚姻已经越来越不被人待见的现在，一种新生的、目前在国外运行良好的制度不失为对现有制度的良好补充。当然，对政府来说，这种制度还在一定程度上切割了婚姻和生育抚养之间的关系，在同居关系下，伴侣就可以抚养子女，抚养权归属一人的制度设计也使得在伴侣关系破裂后，子女能够得到有效的抚养。生育抚养和婚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脱钩，那还有什么必要非得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存续，折腾什么“离婚冷静期”呢？

养育后代——大范围的困境

5月11日，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在公众几个月的期盼中终于公布。在生育人口数量、总和生育率、老龄化人口比例方面，普查数据展现出的结果固然没有之前舆论宣称的那般可怕，但依然足够触目惊心。2000年总出生人口约1200万，在四年之内，出生人口从2017年的1723万降至2019年的1465万再到2020年的1200万，四级跳水。在这1200万的出生人口之中，还有40%多是85后生育的二胎，待到2-3年后二胎红利释放完毕，出生人口只怕还要快速下降。202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1.3，在全世界范围内排名倒数第十。由出生率下降带来的老龄化等问题注定会冲击未来的国内社会。

生育子女必要性的丧失给生育率提供了下滑的轨道，物质条件的限制则把生育率在这个轨道上狠狠推了一把。新的丰富的生活方式让人们更加专注于追寻自身的人生意义而非生物上的、基因的延续，传宗接代这种古老的思维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无视。随着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和城市原子化社会的形成，不管是养儿防老还是养育子女参与宗族间竞争也都已经失去了其必要性。如果说必要性的丧失只是让大家有不生育的想法，那么物质条件限制则几乎把生育这条路堵死了。城市中飙升的房价、房租和教育经费给新生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每天长久的劳动时间也使得夫妻双方都没有充足的时间精力抚养婴幼儿，只能将这副重担推给老一辈。另外，年轻人工作辛苦和阶层提升无望也会反应在生育意愿上，很多人会心怀着对还未出生子女的怜悯，觉得自己何必再把一个新的生命带到世界上和自己一起受苦。这些现实的压力使得生育子女从一个可有可无的地位进一步跌落，变成了一种不合算、甚至是根本无法选择的行为。也无怪年轻人越来越不想养育子女了。

生育率断崖式下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部分人希望政府能够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惊醒，希望严酷的现实能倒逼政府进行劳动关系、房产、福利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他们的目标能否实现暂且不论，起码他们还是看到了当前社会中的严重问题，希望改变。他们的焦虑也使得他们非常不信任政府延迟发布的人口普查报告，第一时间对它发出了未必成熟的质疑。而另有一拨人则坚定地站在了维护现状的一端，他们认为所有的问题都不存在，而那些希望做出任何方面改变的人要么是想通过改革牟取私利的小资产者，要么是渴望通过改革破坏现有社会稳定的境外势力。他们抓住了改革派质疑普查报告时出现的问题，给他们打上了错误的标签，仿佛这样就能证明社会根本不需要改变。

拜托，你们如此费心劳力地维护政府的权威，维护普查报告的正确性，可普查报告指出的社会现状，难道就那么令人安心么？政府自身都已经认识到形势的危急和改变的必要，可“秩序党”们还是一直高喊着“秩序”，举着名为“保守”的骑枪冲向所有希望做出改变的人们，却不想自己费心劳力回护的所谓保守的体制，不知何时就有可能抛下他们，拥抱他们厌恶至极的革新。

除了“现状最好论”之外，“秩序党”们还能拿得出手的一个东西叫做“改革无用论”。他们举出了很多的例子，试图证明过去的发达国家，不管怎样改善劳动关系和福利制度，怎样通过物质手段鼓励生育，都无法将总和生育率提升到足以维系世代更替的2.1以上，欧洲各国都是如此。支持生育的宗教传统也不管用，美国生育率近年也跌至1.7左右；公有制和社会主义也不管用，苏联的生育率也在上世纪60年代跌破了2.1之后再未恢复。“所以，”秩序党人说，“不管做什么都是没用的，生育率下降是工业化社会的必然现象，接受它就好了。”更有甚者还会说：“农业社会生育率高，你们这么想要提高生育率，那你们回农村去生活吧。”仿佛生育率的提高和文明的进步严格对立，试图通过改革提高生育率的人是想要让文明倒退一般。

可是我国的生育率是全球倒数第十，不是中游水平；总和生育率不是1.8、1.9，而是1.3。在前两年计划生育政策才刚刚放开，鼓励生育对国内来说还是一个基本全新的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什么资格嘲笑他人在这条道路上做出的探索呢？潮水已经涨到了脚边了，竟还有一群人说，“你们这些鼓动大家逃跑的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或者“反正逃跑也没有用，不如躺下等着潮水淹没我们吧”。这就是秩序党人给出的方案么？

确实，当前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几乎没有维持在2.1以上的，但发达国家们鼓励生育的实践，确实能够给我们提供参考。在提高生育率的道路上，并不是做什么都没有用，而是直至目前大多数国家做得还不够多或者没有在最有效的方向上施策。劳动条件和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都曾在历史上使得不同的国家的生育率由降转升，居住条件对生育率的影响也显而易见。苏联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的城市民众仍住在狭小逼仄的筒子楼中，生存空间的限制压制了民众的生育意愿，使得其他鼓励生育的政策难见成效。世纪初北欧“城郊化”发展带来的民众居住条件改善则促成了当时北欧生育高潮的到来。

而到了20年代的现在，在调整社会生育状况的道路上，新的拦路虎又悄然到来。在不同的国家，婚姻关系受到的冲击开始挤压生育率，使生育率走向下降。毕竟没有稳定的婚姻关系，肯定不能生育子女嘛。但在法国，这一个问题起码截至目前已经被解决了。在2017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仍维持在1.91的高位，这简直是发达国家之光。国内舆论常常会认为法国等西欧国家的生育率水平主要靠非洲和穆斯林移民拉高，本土白人马上就要被换种了。但法国的白人总和生育率在2017年也达到了1.88，和全国水平相差无几。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前文提到的“同居协议”制度，在2018年，有50%以上的新生儿都是来源于“同居家庭”的非婚生子。法国也进行了制度安排，使得非婚生子和婚生子享有同样的权利。这种将婚姻和生育脱钩的制度，在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趋势难以改变的条件下，不失为一种保持生育率的好办法。

当然，在现在的国内，甚至连基础的劳动制度改善和公共服务建设都还没有开始，很多人还在996中挣扎，看着高昂的房价房租叹息。这时候讨论婚姻制度改革实在太过奢侈，就和讨论社会化抚养一样。对未来的畅想能够给人希望，路还是要从脚下走起。

作者/李鹏程

编辑/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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