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经济作为数字时代的包买商经济，通过基于高效算法所构建的零工经济平台，实现了对于按需劳动的大规模众包或即时匹配。这极大地降低了进行各类工作所需的信息、技能、资格等类型的门槛，为一些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灵活工作机会和更大的市场需求。但是，对于占据多数的低技能全职零工劳动者而言，“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是这种高度灵活性的代价”。在激烈的“逐底竞争（Race to TheBottom）”中，低技能全职零工劳动者不得不进行自我规训，主动选择工作和生活间界限的模糊和越来越强的自我剥削，日益陷入不稳定化（Precarious）的生存困境。
（一）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兼职劳动者：灵活性和收入提高
许多研究显示，能够“自主安排工作时间”和“为自己工作，做自己的老板”是劳动者参与零工经济的重要原因。但事实上，这种灵活性对于经济相对独立的高技能劳动者及兼职劳动者和依赖于零工经济的全职劳动者造成了大不相同的影响。
对于许多具有较高专业技能的劳动者（例如在线商务顾问、在线法律顾问等），数字平台的信息传播和匹配效率显然增加了他们通过专业技能赚取收入的可能。例如，零工经济不仅给传统的独立商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提供了更大的市场需求，也为医生或程序员等全职工作者创造了类似于私人医生和家庭医生、按需软件开发等收入较为丰厚的工作选择。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调查，在线零工经济参与者中从事专业和商业服务（Professional and Business Services）、教育和健康服务业（Educationaland Health Services）的比例达 47%。另一项调查则显示，年收入在 10 万美元以上的全职独立工作者从 2011 年的约 1.9 万人上升到 2018 年的 3.3 万人。
此外，基于数字平台的零工经济所推动的新一轮标准化和模块化大规模分包，极大地降低了进行各类工作所需的信息、技能、资格等类型的门槛，并允许劳动者在一定程度内自主选择工作的时间。这给予了低技能兼职劳动者更多的工作选择和更灵活的时间安排，使其可以在零工经济中获得一定的补充收入。较低的门槛也给予了缺乏劳动技能、健康状况限制、教育水平不高或有犯罪记录等竞争力较低的劳动者参与工作的机会。据对劳动众包参与者参与原因的调查，众包劳动者中约有 32%表示是因为众包劳动可以带来额外收入，还有 22%表示是因为自己更愿意在家中工作。此外，还有 10%的受调查众包劳动者表示健康状况的限制是参与劳动众包的原因。还有一些劳动者是出于爱好、社交需要或对零工经济的好奇而参与零工经济。但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低技能零工工作报酬的下降，因为兴趣爱好或补充日常收入参与零工经济的劳动者倾向于退出。
（二）低技能全职零工劳动者：工作不稳定化与去灵活化
依赖于零工经济平台的低技能全职劳动者，则面临工作的日益不稳定化和灵活工作的“去灵活化”。这主要体现在劳动收入的不稳定性、工作日程（Work schedule）的全职性和不稳定性两个方面。
低技能零工劳动者首先面临着劳动收入的不稳定性。这一方面表现为不稳定的工作可及性（WorkAvailability），另一方面表现为平台补贴和奖励规则的频繁变更导致的劳动所得迅速下滑。对于众包劳动者而言，工作可及性的不稳定意味着难以找到足够的与自身资质符合且报酬较高的任务，同时不同时期合意任务的数量是无法预计的。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88%的受调查众包劳动者想要工作更长时间，平均而言他们希望花比目前多近一半的时间从事众包工作。由于合意任务的缺乏，约有 49%和21%的受访者分别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和三个及以上的众包平台上接单。但由于全球众包带来了激烈的逐底竞争，对在生活成本较高国家生活的低技能零工劳动者而言，这种努力仍然无法确保一个可以维持日常生活的、稳定的最低收入水平。对于按需服务劳动者而言，工作可及性的不稳定主要表现为评分不高时难以拿到足够的订单，甚至可能因评分较低（例如低于 4.6/5 分）或接单率较低（例如低于85%）而被平台取消接单资格。
零工经济劳动者劳动所得的迅速下滑可以以在线打车按需服务业为例得到说明。在各在线打车平台的扩张阶段，它们对司机的补贴和奖励十分高，司机的小时工资可能高达 34 美元/时。但在随后多次进行薪酬设置变更和费率调整后，打车按需服务业的零工劳动者劳动报酬直线下滑。据 MIT 在 2017年 2 至 9 月的调查，优步和来福车（Lyft）司机扣除车辆运营和维护费用后每小时所得的中位数仅为8.55 美元，其中 54%的司机每小时驾驶所得甚至低于所在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家政按需服务行业和按需送餐服务业的零工劳动者也面临收入的持续低迷。以 58 到家平台上北京地区的清洁服务为例，日常清洁服务的价格为 35—40 元/时。按照平台抽成约 20%的惯例计算，劳动者不计平台补贴的薪酬可能只有 30 元/时左右，平均而言略高于北京市 2018 年最低工资标准。同样，据研究，澳大利亚 Deliveroo平台上受访的大多数送餐员得到的每小时收入也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对众包劳动者而言，收入的不稳定性更加严重。调查显示，当仅考虑付薪的众包劳动时间时，受访者平均每小时收入为 4.43美元/时；当将不付薪的劳动时间（例如搜索工作机会的时间、被拒绝支付的任务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也考虑在内时，每小时收入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则仅有 3.31 美元和 2.16 美元。这远远低于劳动者所在国的最低工资标准。
零工经济对劳动者更为隐蔽的影响是使工作日程进一步不稳定化，并通过平台薪酬机制设置促使劳动者自主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这加剧了工作和生活界限的模糊，并导致了灵活工作的“去灵活化”。例如，中国某大型在线打车平台曾设置“优秀司机额外翻倍奖”，即“司机当周成单率 60%以上，当周完成 80 单以上，且当周评分 4.8 分以上，平台额外奖励当周基础车费的 80%，上限为 2000 元”。来福车也经常设置类似于“周一凌晨五点到周五凌晨五点间完成 34 单，领取 63 美元奖金”的一系列“挑战”。由于司机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平台的奖励或补贴，负有经济压力的司机们往往主动选择提高工作强度，上线更长时间以寻找接单机会。家政按需服务业的劳动者面临的工作日程不稳定性更为显著。以中国某家政按需服务平台为例，“劳动者需向企业承诺每周 6 天，每天早 8 点到晚 8 点的服务时间段
……企业通过技术匹配使小时工的服务时段基本被填满”，并且只要用户下单劳动者就无法自行取消订单。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声称的“灵活性”只能起到安慰作用，零工经济劳动者为了挣得足够的收入或符合平台的要求，必须延长在线的劳动时间，主动选择工作与生活界限的模糊。而工作日程的不稳定性和去灵活化将导致劳动者面临显著的工作和家庭间冲突，并最终影响劳动者的身心健康。
（三）社会保障（Social Protection）机制和双向制约机制的缺乏
无论是兼职劳动者、高技能劳动者还是低技能劳动者，他们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困境。一是平台企业通常将劳动者定义为独立承包商。被视为独立承包商的劳动者“不为平台企业的福利计划所覆盖，也不享有受法律保护的加入工会或集体谈判的权利”。调查显示，参与劳动众包的零工经济劳动者中只有约 60%享有健康保险，约 35%享有养老金或退休计划。而这大概率来自于劳动者的其它工作、家庭成员的工作福利或政府支持的普惠福利。同时，越依赖于众包平台的劳动者享有的社会保障越少。在众包劳动是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中，仅有 16%享有退休计划；而在众包劳动仅是补充收入来源的劳动者中，这一比例达到了。
二是零工经济平台并非简单的信息中介；相反，平台积极地制定规则，并利用平台产生的直接数据及用户的评分和评论，对零工劳动者进行严格的挑选和监督。零工经济平台可以由于劳动者评分或成单率低于标准而停止劳动者账号的使用权限，并频繁调低奖励和补贴水平、更改服务要求等一系列规定，而劳动者对平台的这些行为仅能选择“接受”或“退出”。除在与平台的博弈中处于绝对劣势外，零工经济劳动者往往相对于服务购买者缺乏谈判能力。这是因为评分和评论系统往往是单边的，仅允许用户对零工劳动者进行评分和评价，并且和劳动者能获得的薪酬密切挂钩。劳动者通常无法对于不良评论进行反驳，因此难以拒绝如完成额外任务等不合理的要求。即使一些平台允许用户和劳动者进行双向评分评论，但由于用户的利益受到劳动者评分的影响很小，这也只是一种“看似公平”的“不公平规则设计”。在劳动众包平台上，劳动者所提交的任务还有可能会受到任务发布者的不合理拒绝。调查显示，“近90%的受访者报告他们提交的任务曾被拒绝支付”，“仅有12%的劳动者认为自己经历的所有拒绝支付都是合理的”。此外，“平台的用户对于劳动者的不良评价将影响劳动者获得新工作的可能性”，而用户并不需要为作出不良评价而给出理由，劳动者也通常没有任何有效抗议或申诉的渠道。
正如美国国家就业法项目副主任所言，“尽管不同平台之间可能存在许多差异，但是有一点无疑是相同的：它们都尽力将风险转嫁给执行服务的劳动者，同时将财富集中到运营平台的企业所有者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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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富胜、吴越。来源：《经济学家》2019·6 《零工经济是一种劳资双赢的新型用工关系吗》。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