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凯申物流董事长常凯申先生从运输大队长干起，白手起家，成功上市，拥有空中、海上、陆地三位一体的现代化运输体系，服务周到细致，闻名海峡两岸。凯申先生还是知名的军事家，微操能力举世无双：上至三军总司令，下至连排长等各级军事干部，均可同时兼任，凡事亲力亲为，领导力极强。基于其出色的人格魅力和过硬的专业素质，近些年常凯申先生在大陆赢得了一大批粉丝。
但大家有所不知，常凯申先生在宣传方面亦有过人天赋，堪称KMT中央宣传部长。常先生领导的KMT，经过1927年的反革命政变上台之后，为了愚弄百姓和维持其统治，组建了以《中央日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为中心的覆盖全国的党营新闻事业网。革命成功离不开枪杆子和笔杆子，常先生也深谙此道。
1928年，遵照凯申大帝的旨意，国民党确立了“以党治报”的方针，加强了舆论管理，非党的新闻事业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指导与管理，实质在于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控制全国的舆论宣传为其反动统治服务。当时一位负责宣传工作的官员说：“‘以党治报’就是要使全国‘新闻界党化起来’”。KMT总裁常先生终于不负众望，兼任起了“宣传部长”一职。
这个“宣传部长”颇具包拯遗风，铁面无情，要求严苛。国民党旗下党报《中央日报》除了一般的“阐明党义，宣扬国策”外，更重要的是以“拥护中央、消除反侧、巩固党基、维护国本”为职责。如此重要的机关报，社长必须由凯申的亲信担任，而且必须得是党内杰出的才干。但是伴君如伴虎，在西迁重庆的七年，《中央日报》竟然经历五次改组，社长、总编辑、总主笔、总经理等先后更换五任，每一次均出于常公的过问。可见常公为了党国的宣传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难道不是一个称职的“宣传部长”吗？
为了加强对新闻事业的统制，国民党使出了三条锦囊妙计——立法强化管理、书报检查制度、实名认证制度。
第一，立法强化管理。
如1928年颁布的《暂行反革命治罪法》规定：“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内容及不利于革命之主张者，处两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审查刊物条例》规定，“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及所在地方最高级党部宣传部的审查”。1929年颁布的《宣传品审查条例》，宣布“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妄造谣言以淆乱视听者”为反动宣传品，必须“查封或究办”。此外还出台了《出版条例原则》《查禁反动刊物令》《查禁伪封面的书刊令》《指导党报条例》等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律例来剥夺言论自由，使民间媒体几无生存空间。常公在宣传事业当中贯彻了他一贯的原则：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
而“反动”的宣传不光可能带来牢狱之灾，还很可能带来杀身之祸。民国报业巨子史量才，1912年与张謇等人从英国人手中购买了《申报》，后独家经营此报。他关注社会热点，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为宗旨，敢于抨击时弊，揭露当局的黑暗统治。《申报》由此声名鹊起，受到世人称颂。“九一八事变”之后，史量才在政治上进一步觉醒。他聘请爱国人士黄炎培做《申报》的设计部长，请李公仆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他一改“自由谈”的面貌，经常刊载进步左翼作家如巴金、矛盾的作品。他先后刊登鲁迅等人批评常凯申的文章，反对其围剿红军。他积极反对常凯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引起了常凯申的强烈不满。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便是常公的宣传工作的指导方针，可谓是发扬光大了满清“文字狱”的传统。
第二，书报检查制度。
国民党早在1927年便实行新闻检查制度。抗战时期，以所谓战时需要为由，设立了专门的新闻检查处，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战时”出版管制，新闻检查登峰造极。当时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共产党报纸便经常遭遇这种管制，以至于不得不用“开天窗”的方式表示抗议，可后来这种“高级黑”的方式也被禁止。1939年4月起，凡是原稿未经审查的，一律停止发行。同时，常凯申要求加强新闻审查措施（没有最严，只有更严），据统计，1941年到1945年，国民党政府相继颁布了200多个和新闻统制相关的法律文件，明确规定任何出版物中都不得出现批判国民党党纲、党义和总裁个人的言论，不得鼓吹“过激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
此外，1943年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抗战期间宣传名词正误表》，这可以说是近代新闻事上的一个“创举”，国民党将其法西斯主义的野蛮和愚昧表现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举例而言，“边区政府”“抗日政府”等均是敏感词，被禁止使用。“两面派”“解放”“各阶层人民”“亲日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属于“谬误名词”，必须加以修正才能使用，比如说“妇女解放”必须修正为“妇女复兴”；“拥护抗日的领袖”必须修改为“拥护领袖”，真是充满创意的滑稽之举。
更令人惊奇的是1947年颁布的《特种行业限制办法》，将书店业和印刷业与理发业、洗澡业、娼妓等行业统称为“特种行业”，并称这些行业都是“藏污纳垢”的行业。常公不愧为宣传界的奇才，其思路之清奇远超常人所及。
第三，实名认证制度。
强化报刊登记制度，是摧残民营媒体的手段之一。早在1927年10月，国民党上海政府便制定了《小报取缔条例》，其中规定：“凡在本市出版小报，须详开报馆地址及发行人编辑人姓名地址”，呈报批准后方可发行。
抗战胜利后，由于民众的强烈反对，国民党被迫取消书报检查制度，代之以报刊登记制。如上海市新闻发布组和社会局一起负责本市媒体登记审核，扼杀进步的和不同政见的报刊。1946年，南京政府内政部发出通令，称“自抗战胜利结束以后，各地报社、通讯社、杂志社纷纷成立，多未经核准，擅自发行，决即严行查禁，以杜流弊。……此后未经核准登记擅自发行之新闻纸、通讯社、杂志社，应依照出版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停止发行”，将一切媒体的生杀大权掌控在自己手中。已经核准的媒体，还需重新登记，如果和委员长有二心，那势必要将你除名，可见常公深得依法治国理念的精髓。
在这些“合法”管控的手段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国民党还有很多见不得人的手段来实现其专制统治。例如恐怖暗杀手段，文化界被残害的仁人志士不计其数，如上海的“左联”五烈士，如李公仆和闻一多……
还有就是污蔑造谣，有意控制舆论。比如众所周知的“匪首贺龙又被击毙”事件，国民党在战场上打了败仗，经常自欺欺人地谎报军情，吹嘘自己。再比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各地爆发学潮，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北上抗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对此事件造谣污蔑，引发众怒，其出版社被2000多名爱国学生和市民捣毁。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民的怒火就像地下的岩浆，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随时可能爆发，而一旦爆发，任何力量都无法把它压服。
即使面临生命危险，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也没有放弃在国统区的宣传，并且卓有成效地戳破了国民党的谎言。因为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抗战胜利之后，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风起云涌，由黄炎培的《延安归来》的不送审出版引发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拒检运动”，最终迫使国民党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
随着蒋家王朝的覆灭，常凯申式的“宣传部长”也溜到了台湾岛，贴在大陆人民口上的封条和禁锢人民思想的枷锁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我们再也不需要“为笔的解放而斗争”，这足以告慰那些为此流血牺牲的烈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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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火龙果。本文为作者投稿，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