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3日,年轻的蛋壳租户自杀后,与蛋壳合作的金融机构微众银行,针对租金贷租户提出了解决方案。但纠纷还在持续,蛋壳影响的,也不仅仅是年轻人。
跳楼的年轻人
一套三室一厅的房间,客厅被隔断成一间有阳台的屋子,可以住四户。推开红色大门,一堵墙和两间屋子照面,中间是一米多宽的走廊,走廊尽头右拐,最里侧就是小钟住的单间。十平米大小的屋内是一场火灾之后的样子:墙壁和天花板被熏黑,墙皮剥落出不规则的白色图案,靠窗的黄色座椅,椅背软化成一滩塑料,堆在地上,窗户还半开着。这场火灾发生于12月3日凌晨三点多,伴随着的另一起事故,是小钟当晚从18楼一跃而下。
小钟今年20岁,在广东省罗定职业技术学院的信息工程系读大三。小钟的大学学长告诉本刊,按学校的要求,大二学年结束后,是一年的实习期,学校会安排招聘会,学生自行寻找实习工作,实习期间不得在校住宿。所以有的学生把大二结束,当作另一种毕业。
今年8月中旬,小钟在蛋壳app上找到了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这套房子,每月加上水电费大约1500元。他与蛋壳签了一年的合同,以租金贷的方式年付,从第二个月开始,每月向贷款机构微众银行还房租贷款。
根据公开资料,蛋壳公寓成立于2015年1月,背后经营实体是紫梧桐(北京)资产管理公司,主营长租公寓。据统计,截至2019年末,蛋壳管理的公寓数量从最初的2500多间增加到约43.8万间,是同类型长租公寓平台的三大巨头之一。长租公寓的商业模式是“高收低租”,以高于市场价的租金收取房源,再以低于市场价的房租,租给租客。同时蛋壳会“长收短付”,收取租客一年或半年的租金,按月或季度给房东租金。租金贷则是针对无法一次性全款付房租的租客,蛋壳会推荐贷款,由租户和金融机构签订另一份借款合同,金融机构一次性把钱给蛋壳,租户则每月向金融机构还款。
图|视觉中国
在天河区18楼这套房间里,四个租户中有两位使用租金贷,两位一次性结清。孙河没有使用租金贷,8月初一次性付了半年房租。他住在被隔断的客厅房,有个阳台,每月1700元左右,与小钟的房间离得最远。孙河记得小钟是最后一位住进来的,房间最小,也最便宜。而这样的价格在较为接近市区的天河区租到一间房,孙河可以接受。相比之下,找房时他发现自如的租金更贵,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跟房东直租,“大部分房东也都跟长租公寓签约了。”
“他(小钟)是第一位主动跟我说话的人,在那个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互相认识。”孙河说,小钟第一天住进来,不知道一些公共设施是不是分时间段排队用,就去问他,“很有礼貌”,后来知道两人都来自广东惠州,就更亲近些,偶尔在微信聊天。
共同合租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孙河知道小钟一直在找工作。9月是房地产销售,10月换了另一份,出事前两天,他刚刚辞去第三份实习工作。其余时间,他大多在房内玩电脑游戏。小钟偶尔在微信上跟孙河说,不知道自己想要找什么工作,也没什么办法,孙河安慰他,刚毕业都会这样。“虽然他嘴上没说焦虑,但还是能感觉到一点。”
11月26日,四人租住的房间门口贴了一张纸,业主留了电话,称自己两个月没有收到租金,限房客一周内搬离。四人第一次建了微信群,商量后决定,由孙河出面和业主协商,希望能和业主共同承担损失。但电话那头不是真正的业主,“他是房东找来的代理人,只让我们搬走或重新交租金,没有商量的余地。”孙河说,四人决定等一周后代理人来赶人的时候,当面协商。不过还没等到那一天,小钟就出了事。
12月3日凌晨三点半左右,孙河起床上厕所。四间房只有主卧有独立卫浴,公共卫生间在小钟房间旁边。“我打开门,走廊开着灯,能看到烟雾,不算浓,味道不重,闻不出是什么东西烧了。”从走廊尽头右拐,往卫生间方向走,孙河看到小钟的门缝里冒出白烟,以为是他房间失火了。捶门、喊叫,小钟没有回应。孙河叫醒了另外两位室友中的一位,让室友继续叫人,他跑去一楼找物业,路上拨了119。物业两个人跟孙河一起到楼上的时候,两位室友都出来了。孙河当时没意识到小钟可能出事了,“他的房间那么安静,我以为他回家了,或者找朋友玩去了。”
消防员到楼上的时候,走廊上的烟已经变黑,呼吸开始困难。孙河和室友二人到一楼物业处等待灭火。四点左右,警察在物业找到孙河等人,确认他们的身份。那时候他才听警方说,外面有人跳楼,死者正是小钟。
坚定的维权者
小钟的家人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跳楼。他们家在惠州市下面的乡镇,自建楼房。在接受梨视频采访时,小钟的哥哥称,他在事发后才知道弟弟是贷款租房,但他觉得一万多的贷款不算什么,十多万对家庭来说都没有太大压力,小钟自己也有一张几万块的银行卡。12月2日下午,钟妈妈还在微信上和儿子聊天。她听儿子说起过蛋壳跑路,房东贴告示赶人,就打电话问儿子有没有钱,如果房东再赶人,可以直接回家。小钟跟妈妈说过两天回去,要先把房间里刚买的东西寄回去。再往后,就是12月3日下午六点半,钟妈妈发过去一条微信:“源源,你电话怎么关机了?”
事实上,蛋壳的危机早在今年初就有所迹象。虽然1月17日,蛋壳公寓在美国上市,但不久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城市退租增加,出租率下降。6月,蛋壳公寓的创始人兼CEO高靖被带走调查,造成资金链断裂。9月初,监管进一步收紧。住建部就《住房租赁条例》向公众征求意见,明确提出将“高进低出”和“长收短付”等长租公寓企业惯用的经营方式,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监管范围。种种前因在10月爆发,租户、房东、供应商、员工等各方人士都被卷入。
孙河早在9月就意识到蛋壳出了问题,当时他刚搬入没多久,就断了一个星期的网。“正常来说断网不会超过一天,我打电话给蛋壳客服,他们告诉我网络出故障,在维修。”孙河去网上查资料,发现蛋壳当时已经有资金链问题,8月就在别的地区断过网,签新的运营商。但当自己房间的网络修好,且再没断过,孙河以为问题解决了,“没想过后来问题会出这么大。”
图 | 视觉中国
同样地,在北京的租客大海,9月隐约听说蛋壳出了问题,但没太在意。国庆节后,作为全款年付租客,大海没有收到蛋壳承诺的每月400元返还租金。两周一次的保洁也断了。10月底,大海联系到业主,提出几人一起去蛋壳总部看看情况,业主当时没同意。而11月12日,业主没收到房租的第二天,就要求大海等人搬走。
大海从2019年6月开始用蛋壳租房,之前几年住在北京村民自建的群租房,大兴火灾后,群租房属于违建,逐渐被拆除。大海觉得蛋壳比较正规,统一装修、专人保洁,住着省心。今年7月续租时,选了全款年付。没有用租金贷,一是因为不想碰贷款,二是年付,服务费可以打折。大海的三个室友,有两个也是全款年付到明年5月、8月,只有一个使用租金贷的室友,在11月搬走。
使用租金贷的租客,是蛋壳公寓的主流。蛋壳公寓的招股书和财报数据显示,2017年末、2018年末和2019年末,通过租金获得的现金流入中,依靠租金贷获得的现金流入占比分别为85.5%、88.4%和73.8%。也是这部分占大比例的租户,不久前被视为租户中的最大受害者。因为他们不仅要面对随时无房可住的危险,还要每个月还贷款,逾期会影响个人征信。
12月2日,微众银行发布公告,承诺在2023年12月31日前,对蛋壳租金贷客户的剩余贷款本金给予免息延期安排。12月4日,小钟坠楼一天后,微众银行再次发布公告,称租金贷客户退租后,蛋壳公寓欠租户的预付租金,可用于抵偿租户在银行的贷款,最迟12月31日前可开放办理。这意味着租金贷用户可能在月底就有解决方案,而像孙河、大海这样的全款半年付、年付租客,还不知道租金何时能退还。
从11月初到现在,大海已经与房东拉锯了一个月。他告诉本刊,年付的租客有很多人跟房东协商、或者说妥协了。有人半价付房租继续住下去,有人被房东赶出去,但大海是坚定的维权者。他的房东最开始坚持要租户搬走,后来协商可以半价支付房租,12月6日,镇政府也介入协调,大海等三位租户可以在半价的基础上再减几百块。但大海想到矛盾爆发之初,“北京市,甚至全国的房东都有些不讲理,上来就砸锁砸门,而且有的蛋壳管家在10月、11月明知蛋壳出事,还在跟客户签约,我就很生气,不想轻易接受调解。”大海说,他想等到最后,看看究竟是谁更有道理,“我知道这有点较真,但我就想先把这个道理弄明白。”
矛盾纠纷接待点
大海在政府介入下与房东调解的经历绝非个例。11月19日,北京住建委成立蛋壳公寓专办小组,陆续在北京设立了100多个接待点,处理蛋壳相关的矛盾纠纷。大量的房东、租客涌入,在政府工作人员与蛋壳员工的帮助下协商。除了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地的街道办也介入处理纠纷。12月7日,南京明确了第一批免费过渡房源30套,受蛋壳事件影响的租客可免费租住1-2个月房源。
12月11日,本刊记者走访蛋壳公寓总部朝阳首府。大厦周围停有数辆警车,入口摆放着窄长的蛇形栏杆,供排队使用。玻璃门上张贴着各种公告,其中就包括紫梧桐(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拖欠房屋租金、所有者收回房屋的声明。
如今的蛋壳,俨然变成了“空壳”。二楼办公室内,员工的个人用品早已清空,部分蛋壳员工留了下来,和政府工作人员、公安、志愿者等人共同维护现场秩序,调解纠纷。“我们也仨月没发工资了,但总要有人留下来处理售后啊,我们要是不在,他们可能就真打起来了。”一名蛋壳员工在工作间隙对记者感叹。
蛋壳公寓总部二楼办公室,如今是北京最大的接待点之一。(张佳婧 摄)
和半月前的人山人海不同,如今前往接待点的房东、租客虽已大幅下降,但人数仍旧不少。进入大厦内部,安保人员会率先指引房东、租客在不同的区域排队等候。这一动作,自然而然地划分出两个阵营。一边是普遍年龄较大,往往身着厚棉服、头戴毛线帽的房东,另一边则是年轻的北漂租客。无论在哪个阵营,队伍前后的陌生人很容易就攀谈起来,大家讨论着类似的问题,相互出谋划策。
前来调解的租客,绝大多数都是年付、半年付的客户,和租金贷客户相比,他们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与损失。年付租客刘丽雯近日遭遇了房东儿媳的人身攻击与恐吓。最初,她和房东儿子本已在居委会达成共同承担损失的共识,“我本来和他商量得好好的,我承担60%,他承担40%,我觉得他们北京人也挺不容易,也是吃着房租养活自己家人的。”没想到,在租住的房间重新签订租房合同当天,刘丽雯客客气气地端茶送水,内心十分感激,对方却临时变卦了。
租客在朝阳首府一楼的队伍(张佳婧 摄)
刘丽雯的月租原本是3500元,算上蛋壳的返现优惠,实际在3100元左右,房东儿媳揪住这点不放,称呼她骗子,越吵越凶。“当时人家两口子堵着我,他老婆就指着我骂,我气得都哭了”,最后,刘丽雯没辙了,只能报警,这次纷争才勉强平息。
队伍后排的一位男士和刘丽雯讨论了起来,他的房东让租客承担95%,“我说你爱咋弄咋弄,他就说我们换锁,我说你换锁是违法的。”刘丽雯同他分享了租客群里的维权方式——把相关的法则打印出来,贴在门上。
大海贴在门口的告知书。大海称:“这个告知书维权群里有模板,流传很广,房东第一次上门给我们撕了,我们又贴上去了。”(受访者供图)
房东一方,大部分是老年人。他们往往不太擅长使用电子设备,扫描二维码预约登记,在蛋壳app上进行操作,都需要人的指导。一位腿脚不便、拄着拐杖的老爷爷在离开接待点时和老伴念叨着:“我的钱呢?怎么都来了这还领不到钱。”老伴同他解释:“现在都是电脑上转钱。”
一位身体硬朗、思路灵活的老太太对我说,“你是记者,你能给我解决问题吗?不能就算了。我一个老人,面对六个年轻人,他们还不把我吃了。要他们搬也不走。我还指望着房租生活,这钱还要给老头治病呢。”没说几句,老太太便匆匆离开了,“我还要去找居委会呢。”
“嘭嘭嘭——”在一片嘈杂的人声中,几声撞击在办公室内显得异常突兀,吸引了人们的视线。一位中年女性与调解员起了争执,她大力地拍击桌面,声音洪亮,跟调解员要租客的身份证号。她叫李芳飞,是一位老年房东的代理人。“有朋友说看到了我代理的房子低价转租的信息。我想要身份证,因为我得知道谁住在里面。给租户打电话他不想接就不接。现在我们拿不到租金,也进不去自己的房子,这些蛋壳上面的租客反而要把房子转租出去,这怎么行?!”面对李芳飞的要求,调解员出于信息保护,没有提供。
拿不到租金,如今对李芳飞和老人来说已经不是最大的损失。一方面,在租客租住期间,洗手间出现了漏水,楼下住户要求赔偿6000元,她却进不去房子。如今,怎么维修?谁来赔偿?都成了问题;另一方面,李芳飞代理的房屋内有三个租客,分别是今年12月、明年4月、明年7月到期。但是,根据蛋壳公寓的规定,第一位房客到期以后,李芳飞仍然拿不到房间密码,更无法将空置的房间继续出租下去。“难道这个房子我们就一直让它空到7月份吗?那业主的损失多大啊?”
蛋壳公寓总部一楼张贴的一张告示写道:“为保证租客安全,只有整套房内全部租客均与蛋壳解约,业主才能与蛋壳完成解约,才能收到各房间的电子门锁管理密码。”(张佳婧 摄)
李芳飞告诉本刊,很多老人没有能力管理房子,所以才选择把房子交给蛋壳去运营,用租金去住养老院。“现在蛋壳不给钱了,谁来赔偿业主的损失?他们还要继续交养老院的费用。”
“和稀泥”是租客和房东对调解的普遍评价。至于协商的结果,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大海觉得,这“就看个人的谈判能力,也看自己的态度”。在矛盾纠纷接待点,调解人员希望双方各退一步,共同承担损失,这看似是一种相对理想、公平的解决方式。但对于所有人来说,似乎这一切,原本都不应该发生。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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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晓洁。来源:三联生活周刊。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