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迈克尔·佩雷尔曼（Michael Perelman）
翻译/子牛 从头越 沉浮 飘渺
校对/日珥
《每月评论》编者：为了纪念迈克尔·佩雷尔曼于2020年9月21日去世，现重新发布该文章。（原文写于2003年1月1日）
知识产权的急剧发展代表着商品化的新阶段，也愈加催熟着资本主义的恶果。不断扩大的知识产权将会加剧阶级之间的差距，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快大学的企业化进程，将社会置于无休止的法律纠纷之中，还会损害个人自由。
虽然无法精确衡量知识产权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但是玛乔丽·凯利（Marjorie Kelly）仍大致计算了一下知识产权覆盖的规模。1995年底的时候，500家公司的标准普尔（S＆P）指数的账面价值仅占市场价值的26％。其中，仅无形资产的价值就已经是有形资产价值的三倍。虽然并非所有无形资产都是知识产权，但绝大部分都是。
尽管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与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密不可分，但资本家对知识产权模棱两可的态度才有所改变。在19世纪的前60年中，美国的公司并不尊重知识产权。比如，他们经常只给发明者付很少的钱，甚至不付钱。此外，美国甚至不承认国际版权。
19世纪的自由市场派更是强烈反对知识产权，认为这是封建性的垄断行为。直到1870年代的大萧条削弱了人们对市场力量的信心之前，这种看法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一直占主导地位。但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企业就迫切希望将利润恢复到自己可以接受的水平。
起初，企业主试图组建卡特尔和托拉斯来削弱对手的竞争力，结果遭到了激烈的抗议。国会于是通过了《谢尔曼反垄断法》（也译为《休曼法案》）。但是，公司完全可以利用专利这一合法手段钻反垄断法的空子。通过专利池，企业得以瓜分市场，排除新的竞争者。如此一来，知识产权对于建立垄断资本主义就尤为重要。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黄金时代”的衰退，美国的出口顺差消失，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再次加强。企业领导人秘密游说政府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为其行业带来优势。就像19世纪末期一样，当经济状况开始恶化时，企业便将产权视为增加利润的一种手段。而公众从来不知道政府送出了普通民众多少重要的权利。
荒诞的知识产权世界
如今，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有用的发明专利和音乐版权。有的专利申请非常古怪而滑稽，法官都不想认真对待。比如，现在律师会建议运动员为投篮或接传球申请专利。
除此之外，美国作曲家、作家和发行商协会（ASCAP）也一直在想方设法赚取更多版税，为此还曾起诉女童子军在篝火旁唱“划，划，划你的船（Row, Row, Row Your Boat）”和其他歌，但是受到了媒体的负面报道，便只好作罢。在女童子军报道出现的同一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起诉了美国在线（American Online，译者注：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线上服务公司），因其上传了正在进行的NBA比赛得分和统计数据。在另一起案件中，有人还一本正经的申请了如何正确搬箱子的专利。还有一起有名的案件中，一位患者发现医生从自己体内发现了遗传物质，并申请了专利，但没有告知他。患者起诉要求赔偿，然而法院维护了医生有权对患者基因进行编码的专利权。
对知识产权的荒谬主张正在越来越多的出现，人们成功地说服了专利商标局对从颜色到特定数字的所有产品都授予产权。专利商标局甚至将“皱眉”的表情符号注册为“绝望网”的商标。2000年，拉尔夫·劳伦（Ralph Lauren，译者注：同名国际著名服装品牌的创始人）在上诉法庭上赢得了胜利，他的律师们迫使1975年开始发行的美国马球协会官方出版杂志改名，因为劳伦声称拥有对“马球（衫）”一词的知识产权。在一个类似的案例中，澳大利亚管理学院的教师在该组织的网站上列出了一门有20年历史的课程“有效谈判技巧”，而一个美国的培训小组“卡拉斯”要求学院将该课程描述从网站上撤下，因为“卡拉斯”在“有效谈判”、“高级有效谈判”和“有效销售谈判”等表述上拥有美国商标。
一位专利制度的批评者甚至成功地为基尔霍夫定律赢得了专利（这一定律于1845年首次提出，证明了流入节点的电流等于流出的电流）。如果一个对专利制度持批评态度的人都能够操纵专利商标局登记这种荒唐的产权主张，那么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和法律资源，他们能够宣称对多少知识产品的独占权啊。
为了说明这一点，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理查德·史泰尔曼（Richard Stallman）在一次争论不休的会议上向时任美国专利商标局局长布鲁斯·雷曼（Bruce Lehman）提出质疑。史泰尔曼拿出了一份厚重的打印资料，这是他早些时候和几个同事一起编写的计算机程序。他解释说，该程序目前在一百多万台电脑上使用，其中包括美国空军和英特尔、摩托罗拉等大公司的电脑。“仅仅几行代码就足以侵犯一项专利，而这个编译程序有一万页，” 史泰尔曼指着文档说。“这个程序侵犯了多少专利？我不知道。没人知道。也许你可以读一下代码然后告诉我？”他向雷曼提出挑战。
二元经济
知识产权改变了竞争的性质。大多数不享受知识产权保护的行业都陷入了激烈的竞争中，而竞争降低了它们的利润。相比之下，拥有知识产权的公司仅仅面临有限的竞争，可以享受更高的利润。
例如，美联储董事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最近对国会表示：“相比之前，当前的周期性事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美国大部分企业实际上缺乏定价权，因为日益全球化和放松监管的环境加剧了竞争。在这种低通胀环境下，企业几乎没有将成本增长转嫁给客户的能力。”
我们来破译一下主席的话。对于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农产品、钢铁和其他类似商品，竞争有力地限制着利润。如果整个经济都像这些行业一样，一场严重的危机将足以吞噬它，尤其是那些依赖知识产权的行业往往会特别脆弱。例如软件、药品或电影的再生产成本是微不足道的。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这些行业边际成本很小，固定成本很高。如果没有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此类行业的激烈竞争将意味着肯定的破产。因此，这些部门的垄断是必要的，而垄断是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来实现的。
几年前，格林斯潘则强调经济的一个不同方面，激动地谈论了无重量经济（译者注：以提供无形产品和服务为特征，以信息科技和知识产权为支撑的产业）：
“1948年的世界与1996年大不相同。美国经济，在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比现在更被视为技术和生产力最高代表。当时工业力量的典型模式是匹兹堡地区和密歇根湖畔的一排排巨大、烟雾缭绕的集成钢厂，产成品是大的有形的实物。
在现今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中，思想观念和想法替代物质资源和人力劳动的程度，对半个世纪前的人们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1948年，电子设备由真空电子管驱动。但今天，体积小得多的晶体管就能提供远高于原来产品的性能和品质。光纤已经取代了笨重的铜线。同时，建筑和工程设计的进步，使得与二战后相比，建造占地面积大得多的建筑时，物质材料的使用却越来越少。因此，虽然当前经济的实物产出的比重可能只略高于半个世纪前，但去除价格变动因素后的增加值却增长了三倍多。”
除了明显的夸张之外，格林斯潘的话指的是高科技奇迹。但是，所谓的无重量经济更多的是与政府授予大公司的对知识财产的法定控制力有关。例如，耐克、微软、辉瑞等公司出售的产品，其成本价值与高价格并不匹配，而这仅仅是因为知识产权使他们免于来自其它生产厂家的竞争。
然而，格林斯潘在最近的公开发言中指出，“如果一家公司的增值更多地来源于无形资产而非实物资产，那么它将是天生脆弱的。”如果没有国家提供强有力的保护，这种脆弱性对知识产权持有者来说将更加可怕。如果立法机构或法院不对知识产权持有人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话，这些公司一天都活不下去。
知识产权的代价
知识产权正在以多种方式破坏社会。首先，知识产权将扩大阶级差距。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富人变得越来越富有，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福布斯400强”是由美国最富有的400人组成，其成员的净资产总和比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高出1万亿美元。
1995年至1998年间，这一精英群体成员的平均年收入从5000万美元增至惊人的1.1亿美元。微软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耐克的菲尔·奈特（Phil Knight）和其他所有互联网亿万富翁的巨大财富，与困扰当代美国的大量贫困形成鲜明的对比，它提醒着我们收入分配与知识产权之间的联系。
这种新的财富分配的典型例子是，《福布斯》杂志一项调查显示，1999年，除了由继承获得巨额财富的人之外，世界上四大最富有的人中，有三人的财富要归功于微软——知识产权的主要持有者之一。这是与所谓的新经济相适应，在这种新经济中，“DOS Capital”（译者注：DOS是微软的计算机磁盘操作系统MS-DOS的简称）已经取代了Das Kapital（《资本论》）。
如果知识产权确实提高了生产力，那么著名的涓滴效应也许可以证明这种令人发指的财富分配不均是合理的。但事实上，知识产权在许多方面都对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首先，知识产权损害了它们本应促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产权之于科学，犹如收费站之于公路交通。知识产权和收费站都形成了瓶颈，阻碍了向前的进程，而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上，关于谁来收取通行费以及应该收取多少通行费的争议层出不穷。目前的知识产权制度对新技术的流动的限制程度，给社会带来了另一种无法估量的代价。
举例来说，几乎没有新技术是单独一个人或是单独一个公司的产品。想法和发现被马克思称为“普遍劳动”，需要利用多种信息来源。弄清楚谁应该获得对某项技术的合法授权是不可能的。只用想象一个拥有十万个组件的大型软件系统，它可能使用数百种以前获得专利的技术；因为每项专利的检索花费大约一千美元，所以在这个程序中搜索所有可能的专利很容易就花费超过一百万美元，这远远超过了编写该程序的成本。
知识产权催生了一种浪费性的诉讼制度。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仅英特尔的年度诉讼预算据称就至少有1亿美元。毫无疑问，从那时起，该项费用更是显著增长了。
知识产权还产生了一种不利于科学进步的技术保密氛围。最后，对知识产权的追求正在加速大学的企业化进程。现在，大学会定期向企业出售大学实验室开发的专利权，而这通常是损害大众利益的。
石油还是知识产权
尽管能源是维持生活的核心，更不用说也是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但是现在，知识产权在维持美国经济的国际金融平衡方面同样至关重要。只要中上阶层继续乘坐他们的SUV，并且他们的巨型豪宅仍然需要供暖和降温，那么美国的国内石油供应就仍然非常重要。但是，随着生产转移到低人工成本的边缘国家和地区，国内生产物质产品的能源需求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去工业化的金融制衡力量，因为其创造的收入有助于平衡大量的物质商品进口。不幸的是，这种支付手段仍然严重不足以偿还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进口。
加强知识产权也许是当今美国最紧迫的外交政策目标，甚至可能比石油更为迫切。政府的努力远远不止是支持这种知识产权持有者的合法权利。它的全部力量都被用来对付那些胆敢仿造迪斯尼卡通或耐克商标的恶人。《纽约时报》的或许是最热心的全球化支持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就说：
“如果没有隐藏的‘拳头’，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将永远无法运作。没有F-15战机的设计师麦克唐纳·道格拉斯（McDonnell Douglas），麦当劳就无法兴旺发达。而保护硅谷技术世界安全的秘密拳头，叫做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没有美国的执勤，就不会有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
为了避免持怀疑态度的读者将弗里德曼的巧妙措辞仅仅视为一种华丽的辞藻，不妨看看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的话。1999年2月，他被派到西雅图向微软员工讲话（几个月后，西雅图成了抵制他原本要倡导的政策的象征），部长告诉记者，“我要指出的是，像微软这样的公司现在所享有的繁荣，离不开我们强大的军事力量。”弗里德曼和科恩都表达了美国政府外交政策或许最为核心的内容。
企业与知识产权控制
典型物质商品的产权保护相对简单，因为大多数商品都是在商店或仓库里储存的，店主只需看管这些商品，以确保未经授权的人不会占有这些商品。就知识产权而言，商品是否有形无关紧要，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地方下载歌曲或程序。因此，保护知识产权需要控制人而不是物。所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必然比对实物商品更具侵入性。
知识产权的提供者恳求政府修改法令限制现代技术侵犯知识产权，即使这些修改给资本主义本应为之服务的消费者带来不便，但这些知识产权的所有者们往往能成功说服政府。
一个加拿大的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例，尽管可笑，但实际上细思极恐：一个农民种植转基因种子而被指控“窃取”孟山都的知识产权，农民抗议说他没有种植孟山都的种子。但法官裁定，即使法庭没有证据证明遗传物质并未从其他农场的花粉中飘落到他的田产上，这位农民也有义务约束他的田地不侵犯孟山都的知识产权。根据判决书，“来源……实际上并不重要……种子的生长、专利基因和细胞的再生以及收获作物的销售，都算是未经许可擅自使用原告发明的核心部分，被告这样做侵犯了原告的专利利益。”当然，即使在一个企业主导的社会里，指望农民阻止花粉飘落到他们的田地也会使人很难相信。
结论
因此，知识产权是一种破坏科学、给经济带来昂贵诉讼负担、侵犯人身自由的财产权。更荒谬的是，公共研究构成了知识产权巨大进步的基础。然而，除了促进知识产权扩张，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人却找不到更好的提高利润率的方法。
作者介绍：迈克尔·佩雷尔曼（Michael Perelman）在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教授经济学。本文选自他的《剽窃创意：知识产权和企业对创造力的埋没》一书（Steal This Idea: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Corporate Confiscation of Creativity，帕尔格雷夫，2001年）。他的其他著作还包括《再审视美国经济的病理学：经济政策的棘手矛盾》（The Pathology of the U.S. Economy Revisited: The Intractabl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Policy，帕尔格雷夫，2002年）和《资本主义的发明：原始积累的秘史》（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The Secret History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杜克大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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