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抗工作组压制，全国红卫兵大串联
从我们厂到上海市，乃至全国，运动开始时，都有敢于联系本单位情况贴大字报的群众。这实际上也谈不上揭批走资派，揭露的绝大多数问题仅是单位工作中的错误、缺点而已。但这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党委、工作队的围攻镇压。出现这种状况不是偶然的。
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在1966年5月23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点名彭真等是“反党分子”、“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23日当天，刘少奇还亲自主持会议批判朱德委员长，认为他对批判彭真、罗端卿、陆定一、杨尚昆不力，逼朱德检查。6月27日，刘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点了彭、罗、陆、杨的名，说他们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说“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接着，他们又抛出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夏衍，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中央党校副校长范若愚等人叫大家批判。他们还在前门饭店对乌兰夫进行批判，说他是“大野心家”、“赫鲁晓夫式人物”。5月21日至7月25日，刘少奇、邓小平亲自在前门饭店主持会议，连续地批判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棠，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在刘、邓中央指导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点名抛出一批“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代理人”、“反动学术权威”，上海就有复旦大学教授周谷成、周予同，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华东师范学院教授李平心，文艺出版社社长李俊民，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作家协会的叶以群、王西彦等人，发动大家批判。
文革开始那一段，也就是毛主席批评的那“五十七天”的“资产阶级专政” 期间，北京大中学校学生在刘少奇主持中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鼓动下，发动了起来。运动轰轰烈烈，好像“五‧一六通知”中点到的罪名都齐了，但这一段运动实际上搞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党委一手操纵下的“运动群众”。一旦突破了框框，比如清华、北大学生起来揭发党委的问题，并揪斗了一些校领导之后，刘少奇就派出工作组，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要镇压，抓了许多人。陈伯达在口述回忆中说，1967年“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在6月23日的记载内容说：‘仅在首都二十四所高等院校里统计，反革命工作组把10211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2591个革命教师打成反革命。’”当时，北京大学工作组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中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工作组将批斗党委的行动（即所谓北大“六一八”事件）作为反革命事件镇压了。刘少奇肯定了这一做法，批示道：“现将九号简报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工作组处理乱斗的做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地都可仿造北大办法处理。”毛主席回京后看到这个简报和刘少奇的批示，大怒，说：“怪不得现在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有了后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们当时对这些情况并不清楚，《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虽看到了，但并不知道背景。那个刘少奇转批到全国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只下发给了各级党委，下面干部群众都不知道。
上海的镇压行为则与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曹荻秋市长有直接关系。曹在运动初期一次会上讲：“运动尽量不要乱，真正的牛鬼蛇神总是要跳出来的。一是注意不使群众乱，二是暴露出来后要抓住他。”上海市委的思路与1957年一样，是要抓“右派”、抓“反革命”，先“引蛇出洞”，认为文化大革命仍然像历次政治运动那样，就是要揪下面干部群众中一批“牛鬼蛇神”。他们照老规矩老套路做起来驾轻就熟。如果说他们一开始对运动不理解，又有刘少奇批示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这样搞我以为尚可理解，但是在“十六条”和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以及周总理亲自去北大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学生、老师公开平反后（也就是1966年8月份以后），仍坚持镇压群众运动，就无法理解了。总不能说刘少奇批的简报比中央正式文件更有权威吧。在上海，至1966年底还在镇压、围攻敢于起来揭发单位领导问题的群众。这使得广大干部群众感到他们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与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联系起来的路线问题了，于是一些干部群众开始对上海市委提出质疑。
党中央、毛主席看到了这一点，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支持群众，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指示他们可以一律免费乘车，吃住由地方政府负责。同时在全国开展了大串联，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进京串联的革命群众，先后受到接见的达到1100多万，号召全国各地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0月1日国庆节这一天，毛主席和林彪、周总理等中央领导走下天安门，到广场上与红卫兵见面，大家挤着要和毛主席握手，场面轰动感人。毛主席回到天安门城楼上，对周恩来总理及中央文革的人讲：“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见《王力反思录》第337页）
我们当时虽不知道这样详细的情况，但从许多红小兵报上也看到了一些，心情十分激动！
二、“万炮齐轰上海市委”
从1966年8月26日至10月初，先后有三批首都红卫兵来沪串联，人数达几万之多。上海市委设立了接待站，报刊上也宣传欢迎毛主席派的红卫兵来上海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到10月份，有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首都三司”）、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北京大学的 “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北京“东方红公社”和中央美术学院的红卫兵络绎不绝地来到上海，这些来沪的红卫兵人数虽不多，但活动能力非常强，到上海经过一段时间串联后，矛头直指上海市委，明确提出“炮轰上海市委”。此前虽然上海也出现了揭批单位领导组织围攻、镇压群众甚至关押批斗群众的事情，但还没有出现敢把矛头指向上海市委的情况，还都指望市委能主持公道，相信市委能解决各单位压制群众的错误做法。
8月31日，一群首都红卫兵到延安西路33号上海市委办公大楼门前，要求曹荻秋接见，被拒绝了。于是他们大呼：“八·一八在天安门广场要求见毛主席，毛主席就见我们了，你们上海市委有什么了不起，就这么难见？”几十名红卫兵冲进市委大院，大叫：“你们不接见就造上海市委的反！”9月2日，他们在大楼对面刷出“万炮齐轰上海市委”的大标语，说上海市委烂掉了、修掉了。围观的群众中有同情、支持的，也有反对的，特别是市委组织了许多工人到市委大楼保市委。我们厂党委也以“工矿企业红卫兵”（都是围攻我们的保守派）名义组织队伍去与首都红卫兵辩论，在辩论中还发生了红卫兵被打的情况。同时，市委大楼对面出现了《我们老工人要说话》的大字报，认为“炮轰上海市委”是反动口号，是阶级敌人干的，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据后来揭发，这张大字报是市委工作队策划，由厂里一位秘书起草，再叫国棉二厂老工人黄桂生等36人签名而炮制出来的。国棉一厂以老劳模杨富珍名义贴出了《给毛主席的急电》。那时节，市委大楼外人山人海，到处是大字报、大辩论，甚至还发生了肢体冲突。
那几天我们也曾去轧闹猛（凑热闹），想看看上海市委究竟是什么问题，所以既没有去保市委，也没去炮轰市委，甚至对炮轰市委感到刺眼，不理解。当我念到正方的辩词时，觉得也有一定道理：解放十几年，上海工业有很大发展，工人阶级地位有很大提高，即使有缺点，也不至于“炮打”、“火烧”吧。从反方的辩词中我也了解到不少情况：北京工作组镇压学生、“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背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及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情况等等。要我说出上海市委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我没根据，也不会讲。但我对照自己厂里和许多单位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压制和打击的情况，总觉得他们的做法同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决定》不一样。
1966年10月3日报载《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明确提出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指出：“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我们组织反复学习，对照本厂运动的实际情况，深深感到正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与党中央、毛主席相对抗。不仅我们一个厂，上海其他单位也基本如此，这不仅是某个单位负责人的错误，而是确确实实有一条错误路线。
三、上海工人、红卫兵串联，酝酿组织起来
1966年11月5日下午，北航“红旗”红卫兵吕英豪等到我们厂来串联，了解厂里的文革运动情况。我们如实介绍说阻力很大。他们也介绍了北京工作组镇压学生的问题，后来他们得到中央的支持，赶走工作组，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师生平反。说到上海时，他感到不仅我们三十一厂，其他系统、单位也都存在打击革命群众的情况，要我派几个人，第二天下午到愚园路311号（“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去开个会，其他系统也有人参加，主要是凑凑情况，了解上海工厂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状况。我答应一定去。这时我想起了王洪文，就打电话到国棉十七厂找王洪文，他说他们不知道明天有这样的会，也许红卫兵认为纺织系统有三十一棉代表就可以了，所以没再找其他纺织厂。我说没关系，反正串联一下，凑凑情况，叫他一起去参加。王洪文同意了。
11月6日下午，我和厂里仇歧贵、方林松三个人去了愚园路311号(这是一幢洋房)，进去见到北航“红旗”的吕英豪，还有许多从首都到上海来的红卫兵，以及一些上海各系统工厂企业的代表，都不认识。经介绍，我认识了上海“炮司”的江必雄（上海师范学院学生）、红鸥（是个中学女生），“上海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反会”）的方劲戎等红卫兵。印象深的还有中央美术学院的包炮，也许因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改的名，真实姓名没介绍。（包炮对其名字做过解释：包父曾给他起名包常甲，文化大革命初期，包常甲的同学们说其好说好动，便给他改名为“包炮”，他现在的身份证上就是包炮，1966年改的。见金大陆、金光耀《上海工总司的“助产婆”》）现场还有许多“首都三司”的红卫兵，但为首的姜涛那天好像没参加。
来自工厂的有：
上棉三十一厂：黄金海、仇歧贵、方林松
上棉十七厂：王洪文、唐文兰、袁斯成
良工阀门厂：陈阿大
合成纤维研究所：叶昌明
江湾铁路装卸机械厂：谢鹏飞、蒋周法
江南金属制品厂：王汉清
有色金属压延厂：孔繁胤
人民电器厂：张伯生
新新机械厂：王湘伯
【叶注：查对叶昌明的《工作笔记》第10页，记录有参加筹迠“工总司“的17个发起单位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筹委会″，17人名单中无王湘伯，故发起单位应无新新厂。但同时记录的工作人员中有王的名字，推测王应是17个单位中的人，但不是新新厂的；或王虽是新新厂的，但是较后来的，不属发起单位。】
大德拈线厂：陈金星
八二二厂：岑麒麟
五一电机厂：丁德发、董世明
玻璃机械厂：潘国平
【叶注：据叶昌明《工作笔记》补录黄漏写的另5个单位如下
147服装社：徐美英（女）
上钢三厂：戴祖祥
沪光灯具厂：黄文海
保温瓶二厂：范佐栋
迠工局基础公司：沈林春】
会议我记得是包炮主持的。以上各单位代表纷纷揭发本单位如何对参加运动、贴大字报揭发领导问题的人进行围攻、打击和迫害。印象较深的是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谢鹏飞等人的揭发，他们不仅被大字报围攻，而且遭批斗、毒打，甚至被宣布为“反革命小集团”关押起来，他们那天把血衣也带来了。叶昌明揭发了上海市委所树立的，全市四大学习毛泽东思想标兵之一“红雷小组”，是个弄虚作假的假标兵。大家听了后都非常气愤。
会上，包炮等首都红卫兵介绍了北京和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情况，认为：上海市委肯定在顽固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镇压文化大革命，所以上海工厂企业群众起来后，几乎全部遭到围攻压制。这次首都红卫兵到上海来，就是按中央精神，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来的，结果受到上海市委一手组织的“上海红卫兵总部”围攻，有把他们赶回去的意图。（这个“红卫兵总部”是上海市委一手支持搞起来的，主要是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中学生。文革初期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除四旧”为名大肆抄家，批斗地、富、反、坏、右，上街剪小裤脚管、剃鸳鸯头、敲高跟鞋，大多是这些红卫兵干的。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搞的恶作剧，就像北京的“联动”、“西纠”红卫兵，不过不像他们那样残酷杀人、打人，搞集中营的一套。）这是彻头彻尾地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当前许多单位出现的情况根子在上海市委，市委问题不解决，基层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这样下去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会被镇压下去……不愧是大学生，讲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他还讲到，中央改组、撤换北大和清华党委，公开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反党分子的学生、群众平反，这表明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心。我们听了后豁然开朗。
包炮和上海一些红卫兵建议上海工人一定要组织起来，否则在一个个单位里都是少数派，都在受压，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我们与会的人都赞同这个建议。此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大家商议先出去吃点东西，然后每单位留一个人，回到这里继续商议。
四、“工总司”名称的由来
我和王洪文吃了碗面回来继续开会。会上戴祖祥和岑麒麟提议成立一个“上海工人赤卫队”。这个名称我当时认为不错，因为电影《洪湖赤卫队》大家都比较熟悉，“赤卫队”性质十分明确是支革命的队伍。但是当岑麒麟‘拿出一个用石膏刻制的图章时，我感到奇怪，坐在我身旁的王洪文也感到奇怪。我讲：“今天通知我们来开会，只是说来交流一下情况，并未说要成立组织。虽然下午大家同意成立一个组织，也只是几个小时前定的，怎么连大印都刻好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其他人也感到有点不对头，王洪文激烈反对岑的做法，要他讲清楚是怎么回事。很多人顿时都哄了起来，说岑麒麟、戴祖祥是政治扒手，真主意假商量。还是包炮出来打圆场，说岑、戴（和徐美英等人）前几天来联络站串联过，并议论过要成立一个上海工人造反组织，戴祖祥是上钢三厂搞宣传的，会绘画、篆刻，出于好心用石膏刻了一颗章，没什么阴谋，大家别误会。
闹了一阵后，我对王洪文说：“大家乱哄哄的，谁也不认识谁，互相都不了解。”王洪文是搞保卫的，这方面有经验，于是他提出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家庭出身、个人政治面貌、为什么造反等情况，以便互相了解。经自报，当时中共党员只有两个，一是王洪文，还有就是八二二厂技术员岑麒麟。但岑有在“四清”运动中“暂缓登记”的问题。有的书说当时有三个党员，还有耿金章，不是事实，那天的会耿金章根本没参加。
被岑、戴这么一搞，“赤卫队”这个名字不好用了，于是北京红卫兵提出来就叫“造反队”。我一听“造反队”，感觉很刺耳，便指出：“一个名称、一句口号要能吸引、团结群众。叫‘造反队’，工人，尤其是一些老工人难以接受，现在是共产党领导，造反，造谁的反？会引起误会。”此时有个北京红卫兵站起来大声地似说似唱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坚持用“造反队”这个名称，有些工厂同志也同意。我又提出：“若用‘造反队’名称，应明确它的定义，得加上‘革命’两个字，叫‘革命造反’。”大家一致同意。这时又有人（好像是王洪文）提出：“上海工人组织起来后别像北京红卫兵那样，出现三个司令部，应该加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家一听，都表示同意，组织的名称就这样定了下来。
在讨论“工总司”什么时候成立时，大家认为越快越好。红卫兵消息灵通，提出上海市委即将开三级干部会议，成立大会要抢在三级干部会之前。最后讨论决定于11月9日在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工总司”成立大会。
大会怎么开，对于我们这些工人来说一点经验都没有。还是红卫兵经验丰富，他们提出开大会要组成大会主席团坐在台上，要产生主席团主席，要有个头，还要有主持大会的执行主席、大会发言人，要组织发言稿，要出海报、“工总司”宣言等等。在讨论主席团成员时，包炮提出是否今天参加会议的单位作为发起单位，每个单位派一名代表组成主席团，上台就座。这点大家没争议，都同意，但希望红卫兵对主席团成员搞一下组织调查，毕竟大家第一次见面，互相并不了解。红卫兵同意了。后来经调查，陈阿大因父亲在运动中为资本家私藏黄金，岑麒麟因“暂缓登记”问题，未上主席台。
【叶注：成立大会主席团不是17人，先提约7人，调查后定5人。岑不是人选，应是范佐栋，调查后似因成份问题拉下。】
在讨论主席团主席时，红卫兵，特别是北京红卫兵竭力主张要潘国平担任，认为他年轻，仅20出头，能说会道，参加过在市委大楼前的红卫兵大辩论，造反精神足。但我不同意。我跟潘初次见面就感到他海派习气严重，不稳重。（后来的事实证明，潘国平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他在“工总司“成立后没多久，就有了一堆生活作风、经济上的乱七八糟问题。如他竟然跑到福建去贩木头，用的还是军区车子，人家一听“潘司令“用军车贩木头，你再保也保不住了。总部开了好几次会批判他，决定保留他的职务、回厂劳动。连张春桥也没有办法再保他了。） 当时我提出主席团主席由王洪文担任，因为王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又是保卫科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比较稳重。我的意见提出后首先得到包炮的赞赏，大家也没提反对意见，就一致通过了。至于执行主席，没多争论就同意红卫兵的意见，由潘国平担任。在11月9日正式开大会前，我们发现主席团里一个女同志都没有，便临时决定增加一个女同志，是一四七服装社的徐美英，她很早就与“首都三司”有串联，6日的会她虽没参加，但在巨鹿路筹迠时她搬来缝纫机，日夜帮着做大旗、袖章。
【叶注：据《革命造反年代》中叙述，徐美英参加了6日下午的会议，因家有小孩就没参加晚上的会，但她单位另有一人参会的。大会主席团人选经红卫兵调查后，只存下四个人，于是决定补充一位女性，徐当选。】
后来许多书里都说这次会上产生了王洪文、黄金海、陈阿大、潘国平、戴祖祥五人“核心组”，或说五人“筹备组”。但我记忆中这次会上根本没讨论过什么“核心组”或“筹备组”。如果说筹备，也是这天参加会议的各个单位共同筹备，并没有提及，更没有明确称我们是“筹备组”，仅仅是叫“发起单位” 。也没讨论过“工总司”的什么司令、副司令，常委、委员的领导班子。当时根本没有想得这么正规，一切都是偶然发生，自然形成的。按理说大会结束后，大会主席团也应该结束使命了，然而由于王洪文担任了大会主席团主席，潘国平任执行主席，因此后来无论纵向还是横向联系“工总司”的，总会找王、潘二人，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王洪文是“工总司”主要负责人、“司令“，潘国平是二把手、“副司令“的印像。
当时也有一些参加过11月6日筹备会，作为发起单位人员，进过大会主席团，在会后回厂不再来“工总司”的，如江南金属制品厂的王汉清、新新机械厂的王湘伯、人民电器厂的张伯生。尤其是张伯生，还是“工总司”《宣言》的起草人（“工总司”《宣言》由张伯生会同红卫兵起草，张伯生执笔。发言稿则由发言人各自准备），后来在“工总司”什么职务也没有。
【叶注：王汉清、王湘伯、张伯生在“安亭事件“后，都在总部工作过不长时间，叶昌明的《工作笔記》第一册中记有他们的分工。据《革命造反年代》中记述，张伯生在1967年底召开的第四届工代大会上被选为“工总司”委员。】
筹备工作并不那么组织严密，分工也不是有条不紊，而是偶然组织起来的，互相都不熟悉，一切都显得有些乱。我们11月7日到巨鹿路和上海“炮司”红卫兵在一幢宅院内，连张办公桌都没有，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也很复杂，许多人见也没见过。没参加6日会的一些人也到巨鹿路做起了“接待员”、“守门员”，各自积极帮助筹备。徐美英搬来一台缝纫机，日夜赶制袖章和“工总司”大旗。第一批袖章没处印制，是我们厂的陈竹柏用硬纸板写刻了毛体“造反队”三个字，镂空后用黄漆刷上去的，上边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字样，下边是编号。（以后大批印刷就依“造反队”这三个字，编号取消了。有人说袖章样式是戴祖祥设计的，有可能，但那是后来大批印制的。大旗也是戴祖祥设计的。）第一批手刷的袖章，十几只最小编号的保留下来，准备送到北京给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领导。第二批量大些，是我和丁德法去手帕一厂和我自己所在的三十一厂印染车间，请他们机印的。上海针织厂也赶制了一批，“造反队“三个字都是毛体。要参加“工总司”的单位陆续不断，可袖章来不及做，市委又不支持，拿不到那么多红布，后来大量出现的许多仿宋体、印刷体等字体的袖章，都是一时拿不到，一些单位自己印制的。像“一兵团”、“二兵团”等山头并不正宗，但袖章上面也都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字样，队员都认为参加的是“工总司”。为了拿袖章，我还在巨鹿路被仪表局蔡云龙（人称蔡大炮）带许多人围了一整天，从早上九点围到下午七点，大家都没吃没喝。
我们这些厂里出来的人中规中矩，考虑借会场、出海报、拉会标，还有成立后要有个对外办公的地方等，议来议去困难重重。至于海报，写写容易，可去哪印？怎么组织人全市张贴？借会场找谁？要多少场地费？有点一筹莫展。红卫兵小将却嘲笑我们婆婆妈妈，几句话就解决了。他们提出把会场放在文化广场，并称借会场、挂会标、写海报、贴海报他们统统包了，说到时候只要我们去开会就好了。“红反会”的方劲戎说巨鹿路691号的“炮司”总部（原是私人医生陈筱宝的私宅）房很大，就到那儿去办公。海报仍由张伯生和首都红卫兵起草，但具体写哪些内容会上并没有讨论。
6日的筹备会议结束时已经是11月7日凌晨，最伤脑筋的是第一批袖章的红布还没着落。有人提出去借，说以后叫曹荻秋结账。除此，大家也想不出其他办法。在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感应下，不知谁弄来一辆车，王洪文、范佐栋、丁德法、潘国平和我等七八个人一起到了八仙桥协大祥绸布店。此时天尚未亮，店门没开，我们便从弄堂里找到后门，敲开门后涌了进去。开门的值班店员很紧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向他解释：“上海工人组织成立了‘工总司’，做袖章缺点布，想从你们这里借些红布，以后会请市委给你们结账的。你不要怕，我们不是坏人。”范佐栋还出示了工作证。那人情绪稳定下来，说他们店里没有红布，不信可带我们去看，便带我们去了店堂。几经查找，确实没有红布，只找到一板红绸，大约半匹，就拿去了。为使他放心，范佐栋还给他写了借条。后来毛主席、党中央支持上海“工总司”，市委给了经费，由丁德法去协大祥结了账。
这些绸布数量太少不解决问题，我们又顺金陵路向东走。当时金陵路上有许多批发部，到近四川路时有个棉布批发部，正巧有个职工出来上厕所，我们就涌了进去。当时里面有两三个值班的，起先也是很紧张，我们说明来意后，他们很支持，主动从上面帮我们搬出四捆红布，这一下解决大问题了。因为他们很支持，我们连借条都没有写。
这便是叶永烈书里写的所谓“工总司深夜抢红布”。我是直接当事人，经过就这么简单。王洪文担任市委领导后，一次毛主席同他谈话时还提到“抢红布”一事，主席说：“那时候有什么办法？人家不承认，不给你们嘛。”
五、“工总司”《宣言》的产生及其大背景
11月7日，我们到了巨鹿路691号，和红卫兵们一起紧张地筹备成立大会。有书上说“工总司”《宣言》的稿子出来后，经过了几次讨论，事实上一次也没有正式讨论过。那时很乱，互相谁都找不到，根本没可能坐下来讨论。也许有几个人碰过头，但我忙于制作袖章，没参加过。《宣言》稿子出来后，据说由叶昌明拿到市委接待站交涉，印了一万多份。《宣言》全文如下：
最高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毛泽东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就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搏斗中宣告成立了！
我们上海工人从来就有革命造反的光荣传统。过去，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起来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打出了人民的江山！今天，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企图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阴谋。上海市委也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各单位派出了大量“工作组”、“工作队”，以及采取其他种种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给运动订下了条条框框。他们抓住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挑动工人斗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在有些地方造成了解放十七年来空前未有的白色恐怖，使上海的阶级斗争盖子至今尚未揭开，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大大落后于全国各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决不能坐视不管！
因此，我们就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垮！斗倒！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要造反，当然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甚至会遭受迫害，遭受牺牲。革命，还能轻轻松松？造反，还能一帆风顺？我们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的造反精神不可丢！割掉我们的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砍掉脑袋也不过碗口大个疤！过去，我们连国民党的大刀水龙也不怕，今天，难道还怕你们小小围攻和恐吓吗？！过去，我们连杀头坐牢都不怕，今天难道还怕你们扣什么“反革命”、“反党分子”等等帽子吗？！
老实告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爷们，我们工人造你们的反是造定了！这个反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逼出来的。我们既然起来造反了，这场造反仗打多久，打到什么地步，就由不得你们了！反正，不获全胜我们决不收兵！
全市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小将、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集中火力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攻，彻底铲除其流毒，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从而对世界革命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上海工人造反队全体队员向您宣誓：我们对您永远赤胆忠心，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革命需要我们流血，我们决不皱眉，革命需要我们献出生命，我们决不后退！我们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干净、彻底地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使人民江山永不变色！
我们的最高统帅是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们的战斗武器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行动纲领是十六条。
我们的任务和目的是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彻底清除其恶劣影响。斗垮、斗臭、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
《宣言》基本观点全部符合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提法在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里有明确提出，而“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夺回来”等说法，也在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有明确提出；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实际也已明确指出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10月初，《红旗》杂志第13期正式提出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4日，中央召开各省市区及中央各部委主要负责人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正式会议是10月9日至28日），主题就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曾提出“五不怕”，全国人民都知道，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王力的《反思录》中也说到了主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决心：1966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周总理及中央文革小组讲：“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而早在8月1日，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就说：“……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毛主席还肯定了聂元梓等人贴北大党委的大字报，称赞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文献和毛主席的指示可清楚地看出，“工总司”的《宣言》是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而不是任何个人、作者的创作发明。《宣言》中提出的纲领、目的、斗争的方向都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相一致。《宣言》的字字句句，都蕴含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忠诚。《宣言》中热爱领袖和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是溢于言表的，尽管用词比较激烈，也无非是在表达对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的坚定决心而已。文革之后的专案组将《宣言》作为反革命证据来追究，于情、于理、于事实都说不过去，更经不起历史检验。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指出的：“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选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甚至连儿戏都不如。”真理向前多跨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
如果对历史背景不了解导致对《宣言》的理解出现偏差，还情有可原，但故意隐瞒、割裂、歪曲这段历史背景来审视这份《宣言》，就是大逆不道了。特别是有的人说，“我们要夺权”这句话肯定是“要夺共产党的权”、“夺人民政府的权”，所以这份《宣言》无疑是“反革命宣言”，是“造共产党的反”。1976年后对我们审查时，《宣言》这件事正是以“反革命宣言”来追究的。只要稍稍想想就会明白，在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毛主席的号召，没有中共中央多次下发文件，运动也不可能那样开展。后来某些原中央负责人讲当时自己的一些言行都是“违心”的，可笑！中共中央红头文件都标明是中共中央通过的，下面广大干部群众从文件的字里行间怎么能看出哪些人反对，哪些人保留，哪些人弃权？即使有人违心，也只能少数服从多数。群众只知道中共中央文件就是党中央的号召！只有那些没有政治道德，企图逃避责任的人才去讲“违心”论调，如果文革胜利了，他们又会说“当时我也同意的”。政治投机分子！
言归正传。开会前“红反会”红卫兵还帮助起草、油印、张贴了《海报》。全文如下：
海报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12点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希望全市各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我们，声援我们，积极参加大会，并热烈欢迎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高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
由于历史形成的传统思维等原因，大家对上海市委批归批，心底里还是相信的，还是将上海市委看作党的领导，希望市委能参加我们的大会，讲几句公道话，制止下面迫害革命群众，压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希望市委能承认“工总司”。这是当时大家的真实思想。
但是，到哪里去请？延安西路33号仅是市委的办事机构。还是红卫兵活动能力强，他们知道在康平路有个书记处（俗称“康办”），市委一些负责人在那边，就帮我们去请。在开会前听说请到了曹荻秋，他同意参加大会，大家都很高兴，也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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