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环和他母亲张炳莲，二儿子张保刚   图/程广鑫

8月4日傍晚18时40分，张玉环穿着黑灰条纹的短袖T恤和黑色五分裤，胸前挂着一团红花，在媒体和村干部的簇拥下，回到了阔别近27年的张家村。

母亲张炳莲、前妻宋小女、儿子保仁和保刚已在家门口等候多时。宋小女看到张玉环，扑上去抱住他。张玉环眼眶一下子红了，宋小女激动得晕了过去，被送往医院。母亲拉着他坐在新铺好的床边，颠来倒去地对记者说：“他受了好多苦，受了好多委屈。”

张玉环留着寸头，黑发，两颊肌肉已松弛，眼尾有了几道深褶。他已经年过半百，而当年离家时，他还只是个26岁的青年。

和前妻宋小女及母亲张炳莲拥抱后，张玉环红了眼眶 图 / 聂阳欣

1993年10月24日，江西省进贤县凰岭乡张家村两名男童被害，其中，一名6岁的孩子被人用麻绳勒死，另一名4岁的孩子则被人用手掐死，随后被抛尸在村西北方的下马塘水库。时年26岁的张玉环被锁定为嫌疑人。经过长达八年的案件审理及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江西省高院”）最终裁定，维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南昌市中院”）的原判，认定该案“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判处张玉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2年初，张玉环被转移至南昌市监狱服刑，期间坚持申诉，寻求平反机会。

2020年7月9日，江西省高院开庭再审“张玉环故意杀人案”。律师王飞、尚满庆称，张玉环此前两份有罪供述均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做出，属于非法证据，认定为本案物证的麻绳、麻袋，以及他手指上的伤痕，缺乏鉴定，不能证明其与本案的联系。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以“有罪供述真实性存疑”、“物证不具关联性”为由，建议改判张玉环无罪。

法院虽没有启动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但在8月4日的宣判中，听取了检、辩双方意见，认为张玉环的有罪供述真实性存疑，除有罪供述外，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实施了犯罪行为，间接证据亦不能形成完整链条，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判决他无罪，当即释放。

回家之后，张玉环面对记者，有点紧张，说每句话都会有短暂停顿，双手不停地抓裤子和胸前的团花。待母亲和儿子走出房间后，他怅然说道：“我已经认不出儿子和母亲，儿子长大了，母亲老了。房子也不认识了，一切新鲜得像坐飞机一样。”

“社会变化得太快了，现在我就跟傻子一样。手机我没用过，只在牢里见管教干部用，坐牢之前我有BP机。”他说。他仿佛从1993年穿越到现在。过去近27年的时光之路上，堆积了四五百封申诉信，脑子里的时间始终没越过1993年那个秋收季节。

张玉环母亲张炳莲在自己屋子里收拾出一间房，买好新的凉席和被褥，等待张玉环回家   图 / 聂阳欣

秋收

张家村在进贤县城的东边，一条主路贯穿整个村子，直通南面的523省道。二十年里，这条路从砂石路变成了水泥路、沥青路。村里的房子沿主路而建，鳞次栉比，一半是老式的红色砖瓦房，一半是新盖的水泥小楼房。村子里如今人已不多，只能看到老人，还有带小孩的年轻媳妇，很多人因为孩子读书和外出务工，陆续搬去了县城。

但田地没有荒。炎热而多雨的七八月之交，水田里的早稻刚刚被收割，晚稻的秧苗已经插了，等待着10月下旬再一次的收获。常年不在村里的人，也会记得家里的田地。

1993年10月，张玉环从上海赶回来割晚稻。他是家中次子，小学时成绩不好，跟着父亲找的木工师傅学手艺，十三四岁就随师傅去福建做工。1990年代初，他辗转于福建、上海两地接活，一年中，只有春耕和秋收时才回村里，干完农活，又匆忙离家。妻子宋小女有先天性心脏病，做不得重活，“他在田里做事，我坐在地上看。饭多半也是他做，他做得好吃，我不行，用大锅煮饭，明明煮好了，我还要扇一道火，就烧糊了。”

张玉环一家在村里算过得不错的人家，负担也少。村里人均日收入几元钱的时候，他因为常年外出做木工，一天就可能赚到十几元。宋小女说：“那个时候好多跟我们一起结婚的，分家时还要分到父母的外债，我们一分钱债都没有，还分到一只小猪。”

变故发生在收割晚稻的那几日，此后，一切都不同了。1993年10月24日上午，张玉环把收割好的稻谷拖回家，铺在晒谷场上。下午，他听说同村两个小孩找不到了，其中一个是对面邻居家的。他跟着村里人一同找，直到晚上也没找到。

小雨淅淅沥沥地下起来，张玉环惦记着晒谷场的稻谷，新收的稻谷要晒两天。其他人都已把稻谷收进了屋，准备改天再晒，但张玉环等不及，因为第二天他要动身去上海。他在稻谷上盖了一层塑料膜，独自在晒谷场守着，怕被人偷。

谁也没想到两个小孩竟是死了。第二天中午，附近北岭林场医生张幼玲听说，小孩尸体在村西北面的下马塘水库里被发现，直觉有些不对劲：“我们跟下马塘水库隔了一座山，是丘陵，不高，但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能走过去，而且，我们张家没有田地在那个地方，小孩不会记得路。”他顾不上午休，冒雨骑自行车去水库，被告知尸体已经转移到后山，又调转车头，在小道上飞奔，心里的疑惑更大了：枯水期的水库只剩下底部一层水，怎么会淹死人？

2020年夏，丰水季的下马塘水库   图 / 聂阳欣

他赶到后山时，村民们正准备埋葬尸体，一群人围着打土坑。大家不敢看小孩尸体，用草席遮住放在一边。张幼玲走上前掀开，头皮一下就麻了：一个孩子面上有两道从嘴角向外延伸的勒痕，另一个孩子的脖颈两侧，分别有四个瘀痕和一个瘀痕，那是一只手掐过后留下的痕迹。他让家属赶紧去报警。很快，警方认定是他杀，并且是熟人作案。

张玉环去不了上海了，警察封锁了村子，挨家挨户录口供。他雨夜守谷的举动变得非常可疑，在后来的公安机关案卷里，雨夜守谷成了抛尸前的掩护，他被认为是一个胆大心狠的杀人犯。警方列举了几条怀疑张玉环的理由：村民反映，他在案发后一反孤独沉默的常态，情绪激动，变得活跃；他左手、背部有几条带血的伤痕；死者生前曾将他家炊房里的盐、酱油等物倒入水缸；现场打捞上一个麻袋，而张玉环家麻袋数量较多。

张玉环和张民强老家的房屋，左边新盖的水泥房是张母的住处   图 / 聂阳欣

“凶手”

1993年10月27日，张玉环被警方带走。一个星期之后，他先后做出了两份有罪供述，在作案地点、作案经过、作案工具、藏尸地点、抛尸过程和藏尸工具等方面互相矛盾。

后来在再审的法庭上，张玉环解释，两份有罪供述均在24小时不间断的刑讯逼供下做出，他当时处于“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状态：“他们放出狼狗咬我，咬在大腿上，裤子也被咬破了，满腿都是血……将我双手反铐在背后，用扫把撬手臂，同时对我拳打脚踢。我的肋骨被打断一根，要我按办案人员意思编造口供，不然就活活打死我。”

警方根据张玉环的口供，从他家取出一根镶嵌红头绳的麻绳，认定这些是勒死其中一个被害人的工具，又将从水库里打捞上来的麻袋认定为运尸工具。警方鉴定得出结论：张玉环上衣提取物与打捞上来的麻袋都是黄麻纤维，同时，“张玉环左食指和右中指的掌指节背侧的伤痕手抓可形成。”除此之外，本案未做任何其他鉴定，包括对认定的关键物证麻绳、麻袋做DNA鉴定，以及对认定为抓伤张玉环的小孩的指甲做提取物鉴定。

家人以为张玉环只是去协助调查，很快会回来。不料，数日后警察到村里宣布：案件已经破了，张玉环是嫌疑人。当时，有罪推定的思维依然普遍，村里人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个结果。村民后来告诉本刊记者：“即使有非议也不敢说。没看到是谁干的，谁也不敢出头。”

受害者家属把怒火发泄到宋小女和张玉环的母亲身上，横眉怒视，甚至出手打人，村长也把张玉环从家谱里除名。然而，家人一直无法相信他是杀人凶手。

1995年1月26日，南昌市中院一审开庭，判决认定，张玉环用手卡、绳勒、棍打的方式，将两名男童杀害，并抛尸水库，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庭上，张家人第一次见到被带走后的张玉环，听到他说有罪供述是屈打成招，大哥张民强很愤怒，当庭骂道：“不应该承认，即使打死了，也是死你一个，不会牵连家里人。”

张玉环当初因为担心连累家人才认了罪，没想到认罪仍连累家人，回到看守所后非常后悔，就把床单绑在窗户上上吊，幸被狱友救起。自杀不成，他决心为自己讨个公道。他在上诉材料中写道：“想起自己的冤情，我曾经自杀过，要不是同号子的囚犯救了我，我早已不在人世了，现在我希望政府认真尽快地把案情追查清楚，恢复我的自由。”不久，江西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张民强回忆：“当时心里好高兴，等待重审，一等就是八年。八年当中，走了南昌市政法委、南昌市中院、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每到一个部门，人家都知道这个事，但回复都是‘等’！” 张玉环难以忍受漫长的等待，又自杀了一次，用牙刷捅自己的喉咙，再次被人救下。张民强理解弟弟的苦楚：“他在看守所八年，人生这八年完完全全浪费了，判又不判，又不放人。”

2001年11月7日，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南昌市中院重审判决再次认定该案“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判决结果与原审相同。张家人大失所望。张民强说：“弟弟在法庭上辩护的时候，邓小斌律师还在法庭上为我弟弟竖起了大拇指，认为弟弟辩护得非常好，我弟弟一定可以无罪释放。”张玉环再次上诉，但被驳回。同月28日，江西省高院作出终审裁定，张玉环被判死缓。

被认定为案发现场的张民强的房间，如今屋子片瓦不存，家具已朽烂成木片   图 / 聂阳欣

家信

张玉环在看守所的八年里，家人无法探视，他只能通过写信与外界交流。

1996年11月，江西省高院作出发回重审决定20个月后，他给母亲张炳莲写信：“我最后一次求妈妈，想叫您带着我的儿子去省政府叫喊我的冤情，在省政府呆（待）十来天，没有钱，讨饭都要坚持下去，也许会引来社会上的痛（同）情，有可能也会碰上个大清官，我只有这样做才能为我洗清明白。”

他知道家里难，但不知道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自从警方宣告他是杀人嫌疑犯，宋小女在村里住不下去，带着年仅4岁和3岁的两个儿子投奔娘家。她先去卖菜，却越卖越亏。“我总想着张玉环，又不会算数，经常多找钱给人家。”后来，她去深圳打工，把大儿子给张炳莲抚养，小儿子交给自己的父亲。1997年，父亲去世，从此两个孩子都待在张炳莲身边。

之后，村里重新分责任田，张玉环和宋小女不在村里，田地被收走，还在读小学的儿子张保仁和张保刚分到了半人份的田地，张炳莲和小儿子分到两人份的田。全家共有六七亩水田，七八亩旱地，所有的农活都由张炳莲和两个孩子承担。

“我们七岁就跟着她（祖母）种田，种水稻、花生、西瓜、芝麻，西瓜熟了就把它搞掉，种花生。花生搞掉了就接着种玉米或者种油菜，有季节性的。”张保刚回忆，“种稻谷的时候，我们早上三四点就要起来，扶着牛去耕田。”

张炳莲精打细算，舍不得用肥料和打虫药、除草剂，土地一年四季没空着，但收成不好。张保刚和哥哥一年只有年三十那天才能吃一次肉。“她种了好多，可是没肥料长不出来，人家的玉米杆手臂一样粗，她的玉米杆像手指一样细，我还以为玉米就该是这么小的。小时候什么都不懂，也很奇怪，为什么人家都不用除草，我天天都要去拔草，三亩地要拔好久。”

2001年1月24日，张玉环给母亲写信，商量和宋小女离婚。“我听说她在福建找了一位男朋友（我也不清楚是真，是假）？妈，这次过年小女回家对你还好吗？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您，如果下次万一她要离婚，就要她离吧，我有一项任务托付小女，就是保仁、保刚抚养问题。”

宋小女离婚是迫不得已。她到深圳后，因为不识字，没能当上服务员，在餐馆后厨做帮工，包饺子、洗碗、拖地……什么杂活都干，还牵挂着张玉环和两个孩子。劳累、失眠、愁闷，她还患上了子宫瘤。“我以前在张玉环身边，连感冒都没有得过，在深圳心里压着事，我也没发现，子宫瘤越来越痛，不得不开刀了。” 她害怕，若是出什么意外，儿子没人照顾。

她最终同意和弟弟一直向她推荐的男人见面，提了三个条件：“第一，我家张玉环被冤枉关起来了，我随时要去看张玉环；第二，帮我照顾我儿子，不用对他们多好，比别人好一点就行；第三，我想去乡下看婆婆。”男人点头，宋小女改嫁了，两人一起去西安开了两元商品店。又过两年，宋小女接儿子们过去一起住。

儿子们太小，又去了外地，不能来看望张玉环，他隔几年便给儿子们写一封信。2004年元旦，张玉环在信中嘱咐兄弟俩：“你们不要太顽皮了，在学习上努力追求上进，为将来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彼时，张保刚早已辍学，他只读到小学四五年级，“家里条件不怎么好，成绩也不怎么好，就没读了。”张保仁一直在家读完初中，没再继续上学。上学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村里小孩不和我玩，跟我说，‘你是杀人犯的儿子’，即使去旁边镇上读中学，同学还是会议论，你去读书，村里的小孩也会去，都会知道的。”张保仁回忆。

2005年，兄弟俩从西安出发，去潮州打工，此后珠海、苏州、广州、福建，一路漂泊。张玉环无法及时掌握他们的行踪。2008年3月，他鼓起勇气向儿子们敞开心扉：“这些年来我一直不敢去面对你们……我也很想一家人能够快乐幸福地在一起，我也想能够自己照顾、抚养、教育着亲生骨肉，我也很想很想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可是，现实无法成全我，更无法改变这一切。”信寄到西安时，兄弟俩去了广东，那封信又被退回到张玉环手中。

8月4日，张玉环无罪释放，回到老家   图/程广鑫

申诉

被定罪之后，张玉环和家人从未停止申诉。

宋小女的方式是写上访信。因为身体原因，她只读过四年一年级（一直复读），不识字，信是用拼音一个字、一个字查字典写出来的，内容很简单：“你好，我是张玉环的妻子，我老公是被冤枉的，我大儿子（当年）4岁，小儿子（当年）3岁，你们要帮我洗刷冤屈。”寄信地址她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往北京送的，寄了五六封，全部石沉大海。

张玉环的大哥张民强也没有更好的办法。重审判决后，他多次写信申诉到江西省高院立案处，但无人过问。好心人跟他说：“张玉环的案子在这里是没有用的，你要去最高人民法院申诉，看看是否有人帮你立案，一旦立了案就一定会翻案，像张玉环这样的案子如果真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有三个张玉环也要立即执行死刑的，张玉环保住一条命是有原因的。”

当时，张玉环刚到南昌监狱服刑，被分去做衣服。因为不服判决，他用剪刀把做的衣服全部剪掉，被管教罚禁闭。张民强知道后劝他，一边努力做事，争取减刑；一边继续申诉，“我们就写给最高院、最高检、全国人大、中央政法委，一个礼拜写一封信，四个地方都写一遍，一个月就过去了。”

有时候，张玉环把自己写的申诉材料交给张民强，大哥会帮他改掉错别字，改顺语句，再拿到打印店让店员输入电脑里，批量打印。张玉环在监狱里面一星期寄一封信，张民强在外面也一星期寄一封，一直寄到2017年。16年中，只在2008年10月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回函，说已经转给江西高院，但一直没有下文。

张民强后来跟律师王飞和尚满庆说起这件事，才发现那封回函并不意味着进入了再审程序，这只是一个信访程序，也才知道律师每次交给法院材料，都会拿到回单，而他们寄去的信没有回单。“走了好多弯路，也没有专业人士教我们，请律师要钱的，我们家没有钱。”张民强介绍，有好心人曾给他推荐了两名律师，但他家出不起钱，连差旅费也承担不起，最后不了了之。

2016年，在张民强看不到再审希望的时候，江西乐平奸杀案再审，原告被改判无罪。这个案件像一个信号，让一些像张家这样的人意识到，江西司法环境正在发生改变。

张玉环和张民强老家的主屋，瓦片碎了一地，植被在砖瓦缝隙中生长出来   图 / 聂阳欣

转折

张幼玲至今还记得这样的景象：暑气蒸腾的夏季午后，他骑车穿过田地，汗流浃背，见张玉环的母亲顶着日头，一个人在田里干活。这让他心如刀割，自我安慰道，“我是出于正义感，他（张玉环）罪有应得，就应该是这样。”

可接下来的一件事，让他产生了动摇。2002年，他的一个朋友持刀抢劫，和张玉环关在同一个牢房里。他去看望朋友时，问张玉环情况怎么样。朋友说，张玉环在牢里绝食、闹腾，一直叫冤。2012年，朋友出狱，去张幼玲家喝酒，跟他说，张玉环还是一直叫冤。

2016年底，张幼玲看完乐平案的报道，想起张玉环，心里像堵着一块石头：“张玉环究竟是不是被冤枉的？我要把这个弄明白。”当年，他看出小孩的死不是意外，让人报警，张玉环之后被抓。而此时，他想为张玉环争得一个机会。

2016年的12月，他找到江西记者曹映兰介绍此案。曹映兰认为值得报道。她后来回忆：“当时乐平案刚刚宣判无罪，给一些有同样遭遇、但一直申诉无果的人看到了希望。” 2017年1月24日，她来到张家村采访。稿件最后因为诸多原因没有发，但她相信，张玉环是受冤枉的，就把张玉环案介绍给自己在报道乐平案时认识的律师王飞和尚满庆，希望他们能免费代理。

王飞和尚满庆看完判决书，觉得难以置信：“这么简单的案件，这么不充分的证据，我甚至觉得都没有证据，就把人给判了。”终审裁定书上称：被告人张玉环从责任田抱禾草回家，进厨房喝水时，见本村小孩张某荣（男，六岁）、张某伟（男，四岁）在他家的屋檐下玩，将台阶上的土往阶下扒，联想到张某荣以前打过他儿子，倒掉过他家的油盐，心生怨恨。

“为了小孩调皮去杀人，这是一个成年人干的事情吗？他（张玉环）有两个孩子，跟被害的男孩年龄差不多，我觉得做父母的，推己及人，他不会有杀心，除非精神有病。所以，我直觉判断这个案子有问题，然后再看证据，所有所谓的物证都是，张玉环嘴里边说出来一个东西，公安就去找一个东西，但问题绳子和麻袋跟这两个小孩有什么关系？这是没有证据能证明的。”王飞向《南方人物周刊》说道。

案件的判决也处于相对特殊的时期，尚满庆分析：“那个时候其实是严打末期，刑事政策是‘两个基本’，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就可以认定案件，它实际上是降低了刑事的证明标准。结合这样的时代背景，我们认为这个案子可以去试一试。”

2017年3月，王飞和尚满庆到南昌监狱与张玉环会面。尚满庆对张玉环的第一印象是木讷，“我个人感觉张玉环确实不像杀人犯，我们接触过真正的杀人犯，而他估计是跟人打架都很少的家伙，杀人可不是在家里宰鱼那么容易的，要（有）很强的心理（素质）。那天他很兴奋，像小孩一样。我们跟他会见的时候隔着玻璃，拿着电话交谈，他身体自然不自然地在向玻璃靠近，想要接近我们，他的管教干部就让他坐下说，他的兴奋是溢于言表的。”

拿到案卷后，王飞发现了更多疑点：“张玉环供述里称用手卡了其中一个孩子的脖子长达三四分钟，但尸检却显示，孩子颈前皮下及肌肉未见出血，这不符合法医学的基本常识；在警方认定的死亡时间11时30分后，还有多位小孩称在12点多看到被害人在后山上走路；缺乏DNA鉴定也使得判决书上认定的抓痕、麻绳、麻袋并不确定是否与案件相关，而且这些都无法再检测了。被害者尸体在当年被早早火化，这也是家属多年来怀疑张玉环是凶手的原因之一，火化并没有经过家属同意，有他人干预的嫌疑。”

2020年7月下旬，《南方人物周刊》曾向当年办案警察咨询“张玉环案”细节疑点，对方回复：个人不能接受采访，要得到组织同意。本刊记者之后向进贤县公安局、进贤县政法委和南昌市公安局提交采访申请，但截至发稿时，尚未获得答复。

2018年五一前后，王飞去了一趟张家村，走访判决书里提及的人，前往被认定为作案现场的张玉环家和抛尸现场下马塘水库。这次调查再一次佐证了他的想法。“一个不真实的杀人案通常伴随很多不合逻辑的情形。我找到当时协助警方办案的村长，他说警方让他把张玉环找过来的时候，张玉环正在吃饭，吃得很香，也很自然，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都杀了人，还吃得这么香？张玉环的屋子，门口就是村里的主干道，道路两边都是房子。说他杀人的那个房间，就是靠路那侧的房间，窗户一点遮挡物都没有，连玻璃也没装，这太不真实了。”

其后王飞把这一次调查的笔录提交给法院，2018年6月，江西省高院对“张玉环案”立案复查，2019年3月份决定再审，2020年开过两次庭前会议后，于7月9日对案件进行公开审理。王飞、尚满庆为张玉环进行无罪辩护。庭审中，检察院建议改判张无罪。8月4日，江西省高院宣判张玉环无罪。在羁押了9778天后，张玉环重获自由。

张玉环得到平反，但王飞和尚满庆不认同法院认定的“疑罪从无”：“张玉环根本称不上疑罪从无，都没有直接的证据，没有正当性的理由去怀疑他，如果仅凭一个人表情不自然，以前和他人有口舌之争，就把人抓进去，刑讯逼供让他招认，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杀人嫌疑犯，对吧？”

8月4日，张玉环无罪释放，回到老家   图/程广鑫

回家

2019年3月，看到再审裁定书以后，张玉环相信自己一定会平反。“全家人、这么多律师都在帮我，我不担心。”

2020年7月，张玉环案重审，宋小女提前带着两个儿子从福建赶回。7月9日，她穿上新衣服，花了两个小时梳头，戴上儿媳买给她的蝴蝶形镶水钻发夹，等待张玉环回家。“等张玉环回来，我就变成长不大的孩子了。”宋小女笑道，但很快，她意识到这样溢于言表的情绪不大合适，就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补充说：“我还要跟我老公一起生活，他对我特别好，赚钱做家务，不要我做任何事。”不过，当天法院宣布择期宣判。

8月4日宣判前，张民强被进贤县政法委叫去商谈张玉环释放的事项。张民强希望弟弟能“堂堂正正地从法院大门走出来”，“当时他们同意了。”但法院宣判张玉环无罪时，后者并没有现身。当日19时左右，他被直接送回张家村。审判长称：“出于疫情的原因，决定不让张玉环出庭，直接从监狱释放。”

张玉环回到家中，看到房子已经多年没人住，瓦片碎在地上，植被从屋里裸露的泥土中破土而出。当年结婚时，他亲手打的高低床、五斗柜和衣柜也都腐烂成木片，难以看出原来的模样。张炳莲在自己的屋里，收拾出一间房，铺上新买的凉席和被褥，旁边放着宋小女新买的牙刷和毛巾。

他被亲人和媒体包围，显得有些局促，双手乱摆：“村子里的人，都不认识了，变化太大了，连我的母亲和儿子也认不出，母亲和大哥头发都白了。我的儿子，当年只有三四岁，现在这么大了，我的孙子都有11、12岁了，还从没见到过。”

张玉环过去在监狱里，只能看着家人的照片，在探视的时候听人说：“你有孙子了，你有两个孙子了，你有三个孙子了，你有四个孙子了。你一出来就子孙满堂。”

“宋小女改嫁，我不恨她，她也是生活所逼。儿子刚才见面时怪我，心里恨我，我也能理解，我没有做好父亲，也没做好儿子。”他希望政府能够给他两间拆迁房，让他和儿子有住处，再分几亩田地，让他孝敬老娘。张保仁和张保刚的户口在这里，他们孩子的户口也在这里，未来，他们可能会结束在福建的漂泊生活，回到故乡，和张玉环一起生活。但宋小女在张玉环适应环境后，就会回到重组的家庭。

“我两个月前刚查出糖尿病，眼睛也不行了，很大的字也认不清，要戴老花眼镜。最可怕的是我和社会脱节了，我连空调都不会开，昨天是我第一次摸到空调遥控器、手机，我儿子给我买了一个，也还不会用，他让我慢慢学。”张玉环说。

张玉环无罪释放后，他的侄子写道：“‘张玉环案’无法一白遮百丑，更不能做到以风光的冲喜，去抹平整个家庭长达27 年的冤屈和命运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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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聂阳欣。来源：南方周末。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