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晶被冒名顶替是1997年，我考进青岛海洋大学，认识了很多山东同学。

苟晶在接受媒体采访（图/网络）

陈春秀被顶替是2004年。山东省查出242名冒名顶替者，是2016年，有两名是中国海洋大学（我的母校）的，211、985高校。

这说明至少从1997年开始，冒名顶替就没断过。它甚至有蔓延之势，在苟晶第一次高考那年，他的班主任只敢让女儿顶替苟晶的“中专定向委培”资格。而到了2016年，连海洋大学都有两名顶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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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这次冒名顶替风波人们更应该关注的层面。

山东省有关方面相继公布了陈春秀和苟晶案的调查结果，我认为速度很快，结果也是可信的——一个人要读大学，需要办的手续非常清楚，按照程序逐步核实就行了。

教育部门的通报，把陈春秀和苟晶的被顶替，归结为当时档案管理等不够严格，这个说法还值得商榷。

事实上，即便是1997年，如果有任何一个环节（通知书、档案、户口和入学审查）不能“摆平”，冒名顶替就很难成功。

到了2016年，高考录取的环节早就采纳指纹、人脸识别等先进技术，仍然有242个人顶替成功——可能真正印证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句俗语。

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的山东农家女陈春秀（图/网络）

不管是陈春秀案还是苟晶案，我们从通报中都能读出一种恐惧：所有环节的人，没有一个意识到那是在作恶，在影响“另一个孩子”的前途。他们在为了自己的（或者关系人的）孩子而奔走，在“想办法”，却很少想到那会对一个无辜的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一个乡长（陈春秀案顶替者的舅舅）或者高中班主任，就可以轻松搞定多个环节的十几个相关人员，这已经不是权力的问题，而是“流行文化”了。

这是属于基层的残忍，所以当处理结果下来，有些人甚至会为当初的“作恶者”感到惋惜，他们看上去也没那么坏——几乎都是普通人，只不过比被顶替者的处境好一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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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山东，尤其让人扼腕叹息。

山东被称为“葱省”，有不少我认识的山东朋友，也很喜欢吃大葱。他们会说，做人就应该像大葱一样，向上生长，“清清白白”——但是在现实中，却有那么多人不清不白。

这就是关于冒名顶替事件的重点所在，今年的高考马上就要开始，考生家长们看到这种冒名顶替的新闻，最该担心的是这样的“不幸”会不会发生在自家孩子身上。

我至今仍能记得，1997年高考公布成绩后，和我的开心不同，父母和亲友的反应是紧张，他们担心会有冒名顶替的事发生。直到从收音机上听到录取名单中有我的名字，父亲从镇上拿回一份报纸，上面也有我的名字，大家才放下心来。

山东省及时公布调查结果，给了家长们信心。

人们希望苟晶和陈春秀的悲剧不要再发生，社会必须公平对待那些十七八岁的孩子，不仅是因为他们是“未来的栋梁”，而是因为他们更单纯，更善良，也更脆弱。

所以，我不太理解为什么现在舆论的方向变成了开始指责苟晶。她或许“虚构”了一些事实（两次高考都没到中专线，而不是她宣称的成绩那么好），被录取的是煤炭学校的委培，而不是什么矿业大学——但是，这有什么关系？难道你们关注冒名顶替，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无比清白的苟晶吗？

毫无疑问，舆论对苟晶的关注，和她“虚构”的悲惨处境有关。两次被顶替，媒体还没报过这么惨的；其中第一次是被班主任的女儿顶替，这比被陌生人顶替更让人气愤，因为班主任作为掌握着信息优势，每天都面对自己欺凌的对象，还要在台上讲人生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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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假想了一个场景，更是加深了这种悲剧感：苟晶的复读，可能注定是徒劳，因为班主任的女儿已经用了她的档案，她就没有参加考试的资格了。

当初看到这个猜想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很幼稚。

我相信，每一个能够冒名顶替的，都能制作一份“看上去合格”的档案。苟晶的班主任最后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女儿用了苟晶的档案，但是并没有影响到苟晶复读再考——1997年，每一个复读生都可以拥有一份新档案。

苟晶的高中毕业证书（图/网络）

很多人对苟晶的恨，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有媒体总编辑指责苟晶“污染互联网道义空间”（他自己一直在掌管着道义空间呢），还有人称那些对苟晶进行人肉、到她直播间辱骂的行为，是“人民的起义”——这可真是人类历史上最痛快而轻松的起义了。

人们痛恨苟晶，是因为发现她“说谎”，骗了自己。这和当初被她的故事打动，在网上为她呼吁一样。

其实，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己。被感动的时候，证明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发现“被骗”，加倍谴责苟晶，则不但洗刷了自己被骗时的智商受辱感，也让自己的正义感加倍了。

不管邱老师和苟晶最后境遇如何，这些人总是赢家。他们是在狂欢，但是也可能是最冷静的，因为他们从来顾及的只是自己的感受。

然而，你不得不为这样的狂欢感到担忧，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最初那个追问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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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丰。来源：冰川思享号。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