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源于美国演艺圈的#MeToo运动使公众的目光再次聚焦女性权益。一时间，来自多个国家、不同行业的女性纷纷发声，勇敢地说出自己遭受的性侵犯或性骚扰经历。在拉美国家，#MeToo的控诉之声亦此起彼伏。比如巴西三百多名女性指控自称为“上帝使徒约翰”的知名心灵治疗师事件、智利高校的反性骚扰事件，以及同样来自演艺圈的墨西哥女演员萨尔玛·海耶克（Salma Hayek）和阿根廷女演员西尔玛·法尔丁（Thelma Fardin）的控诉等。
然而，#MeToo运动在拉丁美洲激起的不过是轻波微澜，真正掀起千层浪的是一场名为“一个都不能少”（#NiUnaMenos，直译为“一个女性都不能少”）的本土运动。从形式而言，#MeToo更多是一场个人在网络媒体独立发声以控诉性侵犯的接力，而“一个都不能少”则是一场众人同时参与的集体行动，通过游行的形式呼吁停止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
一、被暴力摧残的女性：冰冷数据背后的拉美之痛
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涵盖家庭暴力、性骚扰、强奸、贩卖妇女、强迫卖淫等，还包括一些不良传统习俗，如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基于男孩偏好的强迫堕胎、强迫婚姻等，但其中最极端的形式为针对女性的谋杀。这一性别暴力在西班牙语中写作“feminicidio”或“femicidio”，译自英语单词“femicide”。但直至2014年10月，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才将“feminicidio”一词正式收入字典。
“女尸是在花卉区一片小空地被发现的……那是1993年1月。从此，以这具女尸开始，计算后来妇女被杀的人数。但有可能此前就发生过妇女被杀事件……五天后，1993年1月结束前，路易莎·塞里娜·瓦斯盖斯被掐死……2月中旬，清洁工人在圣特莱莎市中心的一条小巷里发现了另外一具女尸。”幸运的是，这段关于女性陆续被杀的文字并非现实，而是源自智利作家波拉尼奥的长篇小说《2666》；但同时又不幸的是，这个虚构的故事是以发生在墨西哥的真实事件改编的。1993年起，墨西哥北部边界城市华雷斯发生多起女性失踪和被杀事件，在当时引起拉美各国乃至全球的关注，但时至今日，华雷斯仍处于“疼痛的震中”。2019年该市又有172名女性被谋杀，这一数据比2017年增加了56%，且绝大多数案件的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
华雷斯不过是拉丁美洲的一个缩影。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一项报告，在2007至2012年间，全球女性被谋杀指数最高的二十五个国家中，超过半数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联合国拉美经委会长期关注该问题，但受各国统计渠道不同或提供信息不完整等因素影响，至今无法获得一个完整的数据以全面呈现该地区各国因性别而惨遭谋杀的女性数量。2018年，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只获得十五个国家提供的材料，但数据显示该年度仅在这些国家就有至少3287起相关案件。
这些记录在册的数据只是冰山一角，实际发生的针对女性的性侵犯、家庭暴力和谋杀潜藏于寒凉的水面之下，不堪设想。拉丁美洲在联合国官网上被称为全球女性处境最危险的地区。究其原因，这自然与深深根植于拉美社会的男权至上的观念脱不开干系。男女权力的不平等决定了女性的弱势地位，发生在亲密关系内的暴力行为、或是发生在公共空间的性骚扰等行为常被视为是可以被接受和容忍的行为。不容忽视的是，拉美多国日渐加剧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和失业等问题，在引发社会动荡的同时也使女性处境进一步恶化。以墨西哥为例，大部分因性别而惨遭谋杀的女性均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人口，她们多数文化水平不高或是文盲，从事的职业报酬很少。此外，相关法律的空白、惩治机制的缺失或执法不严，也是拉美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虽然近年来多国相继出台新的法律政策以加强对女性权益的保护,
【注：“面对日益严重的针对女性的极端暴力行为，十八个拉美国家修改了相关法律，以加大对因女性身份而被谋杀的凶杀案的制裁力度：哥斯达黎加（2007）；危地马拉（2008）；智利和萨尔瓦多（2010）；阿根廷、墨西哥及尼加拉瓜（2012）；玻利维亚、洪都拉斯、巴拿马及秘鲁（2013）；厄瓜多尔、多米尼加及委内瑞拉（2014）；巴西及哥伦比亚（2015）；巴拉圭（2016）；乌拉圭（2017）。”】
但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仍呈增长态势。2019年的《联合国妇女报告》明确指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在制定消除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的法律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其问题在于法律的执行力不足”。
墨西哥华雷斯城被害少女的粉色十字架，留神架上的被害年份
二、“一个都不能少”：一场席卷拉美的紫色运动
“迪安娜·加西亚的尸体是在桥下一片空地被发现的……此事发生在2015年3月。两个月后，琪娅达·帕埃斯被杀。她十四岁，已经怀有身孕。杀害她的正是孩子的父亲、十六岁的马努埃尔·曼西亚。”这段笔者模仿小说《2666》所写的文字，是根据发生在阿根廷的真实事件改写的。虽然阿根廷的女性被谋杀指数要远远低于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等国，但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女性生存局面，迪安娜和琪娅达的死亡触动了民众共同的情绪，“一个都不能少”运动由此拉开帷幕。作为一场关注现实、聚焦女性权益的社会运动，“一个都不能少”自发轫之初就与文学紧密相连。2015年3月14日，迪安娜的尸体被发现。3月26日，一场特殊的阅读马拉松在阿根廷国家图书馆举行。该活动由几位女性作家、记者和艺术家策划，旨在通过集体阅读的形式唤起民众对女性暴力事件的重视。人们纷纷登台朗诵，用源自不同文学作品的声音碎片，拼凑起同一个关于女性暴力的伤痛故事。这场阅读马拉松的主题为“一个都不能少”，语出墨西哥诗人苏珊娜·查维斯（Susana Chávez）。苏珊娜1974年出生于华雷斯，是最早用文字记录身边的罪恶、祭奠被暴力扼杀的女性的当地诗人。2011年1月6日，华雷斯的街头又多了一具女尸，她的头被套在黑色袋子里，左手被残忍地截断。几天后，死者被证实就是苏珊娜·查维斯，她被三个年轻人强暴、虐待并杀害。凶手并不知晓她的真实身份，她被害仅仅因为她是女性。苏珊娜·查维斯曾于2005年提出“一个女性死者都别再多，一个女性都不能少”的口号。十年后，这一口号在阿根廷获得重生。2015年5月，年仅十四岁的琪娅达·帕埃斯被男友杀害。5月11日，女记者玛塞拉·奥赫达（Marcela Ojeda）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呼吁社会各界的女性联合发声，“难道我们还要继续沉默下去吗？”网友纷纷转发或跟帖回应。有人指出：“每三十小时就有一名女性被杀，仅仅因为她是女人。”有人留言：“够了，针对女性的谋杀！”6月3日，数万人佩戴紫色头巾，走上阿根廷街头，振臂高呼“一个女性都不能少！”。此后，“一个都不能少”运动每年都组织大规模游行，一年聚焦一个主题，持续为争取更多的女性权益而抗争，相继提出了“身为女性，我们希望好好活着！”“够了！针对女性的男权暴力！”“让堕胎合法！”等口号。2019年阿根廷深陷债务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困境，“一个都不能少”运动在口号中加入了“我们拒绝成为负债累累的女性”。自2015年起，阿根廷民众的诉求得到了阿根廷政府的回应，如承诺增加预算，投入更多经费用于预防和整治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等。2018年的堕胎合法运动不仅引发了全民对该话题的思考与讨论，甚至还影响了立法机构的决定。最终，堕胎法案在阿根廷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在参议院以三十八票反对、三十一票支持和两票弃权的结果被驳回。尽管如此，女性争取堕胎权在阿根廷乃至整个拉美地区都可谓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19年底，新当选的阿根廷总统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表示对堕胎合法化的支持，并承诺会推进立法改革。“一个都不能少”运动还得到了拉美其他国家民众的广泛响应，其影响还扩大到了少数族群。如2016年11月，多个印第安族群打出该口号，谴责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社会下的男权压迫以及针对马普切印第安女性的暴力行为。“一个都不能少”运动不断“复制”出多个版本，成为一场席卷拉美的紫色运动。
三、记录“她们”的声音：并非虚构的现实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将同时代的人定义为“紧紧凝视自己时代的人”，他们“能够用笔探究当下的晦暗，从而进行书写”。在这场维护女性权益的浪潮中，拉美的“同时代人”没有缺席，他们纷纷提笔，用文学的诗意勇敢地向针对女性的暴力说“不”。宝拉·罗德里盖斯（Paula Rodríguez）主编的《“一个都不能少”》（#NiUnaMenos，2015）是这场运动的小传。该书第一时间记录了阿根廷多地游行组织者、参与者的心声，此外还有暴力幸存者的悲恸讲述，以及受害者亲友的控诉。“剪切、复制，在一段证词后再加上另一段证词，从而构建起一部叙事的合唱。本书的初衷是希望将历史直截了当地呈现于此，而后才是细细体会书中每个人物的故事及个中差别。”埃伊诺娅·巴斯凯斯（Ainhoa Vásquez）所著《智利的女性谋杀：一段虚构的现实》（Feminicidio en Chile. Una realidad ficcionada，2016）则以跨学科视角将社会现实与文学、影视、音乐等叙事形式并置考察，理性分析背后萦绕的是一个又一个沉痛的追问：那些惨遭杀戮的女人、失踪的女人、被肢解的女人，谁为她们歌唱？谁替她们书写？谁给她们伸张正义？阿根廷记者玛丽亚娜·卡瓦哈尔（Mariana Carbajal）则走近受害者，鼓励她们讲述深锁内心的那些关于性骚扰、性侵犯或家庭暴力的伤痛往事。“当你把那些痛苦经历讲出来后，一切就会随之改变，属于个人的随之也会变成社会政治的。所以，请别再沉默了！”此后，卡瓦哈尔基于采访素材写下了《我相信你，我的姐妹》（Yo te creo hermana, 2019）一书，表示自己“希望这部由各种声音拼贴而成的书能够形成回声，促使更多女性勇敢地讲出她们的故事”。
如果说上述作者以一种非亲历性的“他者”视角探寻了拉美女性之殇，来自秘鲁的洛蕾娜·阿尔瓦雷斯（Lorena Álvarez）则以亲历者的姿态，超越个人伤痛，冷静思索隐藏在女性之殇背后的深层原因，尤其是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和政府的不作为。阿尔瓦雷斯于2018年发表处女作《我不杀你，因为我爱你》（No te mato porque te quiero）。此前，她曾公开控诉丈夫对她的暴力行为，小说书名即来自前夫常对她说的一句话。但这部作品并非一部属于她个人的伤痛自传，而是她通过深入调研和大量一手资料，以女性之名写就的控诉书，旨在揭示秘鲁司法体系的黑暗和不作为。阿尔瓦雷斯认为，除了男权主义，有罪不罚也能伤人致命。因此，她在扉页写道：“谨以此书，献给这个国家那些因保持沉默而得以幸存的女性。你们没错，错的是那些试图让一切维持原样的人。此刻，我奋起抗争，是为你们而战。”2019年，阿尔瓦雷斯推出新作《女人首先得死：谋杀女性的凶手在秘鲁》（Primero muerta. Asesinos de mujeres en el Perú），作品以“数字会说话”开篇，用数据勾勒出秘鲁针对女性的极端暴力事件的概况，然后用六起谋杀案撕开社会疮疤，将施暴者之恶和女性受害者之痛置于聚光灯之下。阿尔瓦雷斯试图唤醒麻木的民众，让他们意识到打击侵害女性的暴力不是一场属于个人或者个别家庭的抗争，而是应该成为一场整个社会的斗争。墨西哥记者弗里达·盖雷拉（Frida Guerrera）的经历和洛蕾娜·阿尔瓦雷斯如出一辙。2006年的一天，长期遭受家暴的贝罗妮卡·盖雷拉决定离开丈夫，开始新的人生。她改名为“弗里达”，希望自己能像这位墨西哥女画家那样勇敢地与命运抗争。几年后，弗里达·盖雷拉从新闻上看到了一幅“墨西哥被杀女性地图”，标示着死亡的红点密密麻麻地遍布全国。看着这张死亡地图，悲愤欲绝的弗里达立志改变：“他们正在一点点地杀害我们，简直骇人听闻，但政府当局对此漠不关心。于是，我决定做些什么。我要讲述她们的故事，我不能让她们的人生经历和她们一起深埋大地。”2018年，《“别再让更多女性死于暴力”——墨西哥的女性谋杀：国家议程上的紧迫问题》（#NiUnaMás.El feminicidio en México: tema urgente en la Agenda Nacional）出版。在该书中，弗里达·盖雷拉通过采访受害者的亲朋好友，以沉重的笔触记录了发生在墨西哥的暴力事件，并基于此提出了一份如何与暴力抗争的女性生存指南。和洛蕾娜·阿尔瓦雷斯一样，弗里达·盖雷拉也在书中控诉了政府的不作为，她在感谢词中反讽地写道：“谨向‘有罪不罚’致以谢意，正因为‘有罪不罚’，才有了这本书。”
四、讲述“她们”的故事：文学的冰镐
除了上述带有浓郁纪实色彩的作品外，关于性侵犯、家庭暴力、针对女性的谋杀事件的关注与讨论已成为近几年拉美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诚然，此类作品并非新近才有，但不可否认这一创作趋势与“一个都不能少”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以阿根廷为例，2018年“一个都不能少”运动的主题为争取堕胎权，劳迪娅·皮涅伊罗、阿里埃尔·马格努斯和玛丽亚·莫雷诺等多位作家通过创作相关主题的作品以示声援。受#MeToo运动影响，不少曾经沉默的受害者开始借助文学的力量讲出自己的故事。上文提及的演员西尔玛·法尔丁于2019年出版自传体小说《不再沉默的艺术》（El arte de no callar）。在书中，法尔丁不仅讲述了她十六岁时曾遭到演员胡安·达特斯强暴的痛苦经历，还记录了父亲对母亲家暴的不堪往事。法尔丁坦言，“一个都不能少”和#MeToo运动给了她勇气，让她从沉默走向言说。她并不想在书中给出什么忠告，但的确希望作品能为其他女性和父母提供些帮助。较之于公共关系领域的性侵犯，发生在亲属关系内的性侵犯更具隐蔽性，而且受害人面临的处境更为复杂。贝伦·洛佩斯·佩伊罗（Belén López Peiró）在中学时常去姨妈家过暑假，期间不幸遭受了姨父的性侵。姨夫在家人和当地居民眼中是好父亲和好警察的形象，因此，当她勇敢说出真相后不但没有得到帮助，反而受到了质疑和诘问。人们不信任她，甚至认为她污蔑姨夫，并质问她：“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每个夏天都回来呢？”佩伊罗最终选择以文言说，试图用一部基于自身经历创作的小说来回答那些人的质疑。在《那些年，为什么你每个夏天都回来》（Por qué volvías cada verano，2018）中，佩伊罗将笔触直指来自家庭和社会对待受害者的集体漠然，并反问“你为什么不相信我？”“难道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错？”佩伊罗坦言，“我写作是为了伸张正义”。她希望这部作品可以鼓励那些仍在默默承受、不敢发声的受害者，可以成为她们抗争的途径，可以陪伴她们熬过那些痛苦的日子。与此同时，她也希望唤醒人们去反思，如家庭和社会应该为受害者做些什么，是否向受害者提供了应有的帮助还是间接成了施暴者的同谋。同样将文学当作疗伤工具的还有维吉尼亚·杜克莱尔（Virginia Ducler）。一般来讲，人在孩童时期所受的创伤相比成年后要更难愈合。年幼的杜克莱尔兄妹不仅遭到了来自父亲的暴力伤害和性侵犯，母亲的漠视和不作为更是将家庭推向了深渊。在《小维的记事本》（Cuaderno de V，2019）中，维吉尼亚以笔为刀割开尘封的黑暗童年，揭露深藏的家庭秘密。小说基于大量真实素材创作而成。书的封面即是维吉尼亚四岁时的照片，她手里拿着一朵小花，开心地笑着。但天真烂漫的童年很快就破碎了，作家说道：“现在再看那张照片，小姑娘手里的花儿就像来自地狱，而这本小说，就是那朵我从地狱采撷来的花儿。”当暴力源自家庭内部，当至亲的父母成为施暴者和同谋者，孤立无援的孩子该如何自救？受害的孩童很难从这段暴力的亲密关系中逃离，更不可能收集证据控告父母。因此，维吉尼亚只能等到长大后才能摆脱噩梦，但内心的阴影和伤害会就此停止吗？小说中，母亲在开篇即已死亡。维吉尼亚说道：“唯有在文学中把母亲‘杀死’，我才获得书写她的勇气。要不然我根本做不到。而且，唯有母亲死了，一切才可能显得更为真实。如果母亲健在，却纵容暴力，那该多令人匪夷所思啊！”小说出版后，维吉尼亚的父亲以诽谤罪将她告上法庭。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令人唏嘘的是，维吉尼亚的兄长既是她的辩护律师，又是重要证人，而“《小维的记事本》则意外成了该案的主角，不仅是父亲实施家庭暴力的证据，同时又是父亲告她诽谤的证据”。当暴力撕裂了亲情，那些文学赋予的勇气是否可以真正让伤口愈合？而一本自传体的虚构小说又是否能为现实提供有力的证词？
针对女性的极端暴力或谋杀事件也是近几年拉美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2016年12月4日，一位名叫尤丽娅娜的女童失踪。几小时后，她的尸体在波哥大一个富人区被发现，死前曾遭到严重的性侵犯和虐待。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哥伦比亚。劳拉·雷斯特莱波（Laura Restrepo）由此创作了小说《诸神》（Los Divinos，2018）。作品围绕一个名叫“什锦水果”的五人团体展开。他们生活在上层社会，家境显赫，整日被女人围绕，被她们奉为高贵的男神。他们的外表光鲜亮丽，内心却阴暗邪恶，最终，一个女孩的出现让“诸神”露出了恶魔的真面目。小说中的女孩没有名字，就叫“小女孩”，由此，这个人物不再是具象的存在，而是被泛化成一个抽象的符号：“她可以是哥伦比亚女孩，也可以是一个来自阿根廷、墨西哥或尼加拉瓜的女孩，她可以是我们的邻居，也可以是我们自己的孩子。”雷斯特莱波通过叙述针对女性、尤其是女童的谋杀，试图探讨造成这一罪行的社会、历史、文化及阶级等深层原因。“不论是墨西哥的华雷斯，还是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拉美大地上层出不穷的性别暴力其实与阶级暴力密不可分。”
1960年11月25日，米拉贝尔三姐妹因反抗多米尼加独裁者特鲁希略而惨遭杀戮。为纪念这一事件，拉丁美洲女权主义大会于1981年宣布将11月25日作为反抗性别暴力纪念日。此后，联合国将这一天定为“制止暴力侵害女性行为国际日”。时至今日，侵害女性的暴力事件频发，形势依旧严峻。在拉美大陆，暴力的残酷和文学的诗意似乎总以某种隐秘的形式交织在一起。2015年以来，“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苏珊娜·查维斯笔下静默的诗行，最终幻化为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呼声，不仅在拉美多国的街头久久回荡，更是在文坛收获了袅袅回音。
诚然，仅凭书写的确无法为解决这一拉美痼疾提供方案，但至少可以让更多民众关注日益严重的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卡夫卡曾言：“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虚构的力量并非虚掷，它们恰如文学的冰镐，一字一击，终能唤醒民众和社会尊重女性、保护女性和重视女性权益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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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楼宇。来源：海螺社区。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