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多少人或哪些人会因之生病或者死亡，并不仅仅是一个流行病自身感染特点的问题，也是特定社会的政策和组织特点的问题。
在现代饥荒问题研究上作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对饥荒根源的主流理解——自然灾害导致的总体粮食供应的锐减——是根本错误的。森认为，干旱或洪水是可能的自然现象，可能会带来饥荒问题，但这不能使得饥荒本身成为自然灾害。他指出，大多数饥荒年与之前或之后的年份相比，平均（人均）粮食供应没有大幅下降。
饥荒的根源不是粮食供应总量或人均可用粮食量的下降，而是某一社会群体获得粮食的机会减少（通常是由于收入锐减带来的）。森认为，如果政府愿意的话，是能够为这些受到影响的群体发放足够的补贴以买到能够果腹的食物，或者以其他方式提供食物。如果政府不这样做，就会造成饥荒。从本质上理解饥荒问题的话，其有着许多社会和政治根源。
同理，如果将新冠病毒大流行敲响的人类的丧钟视为自然灾害不可避免的后果，就同样地犯错误。这一流行病源于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致命的病毒，这种病毒打破"物种屏障"，传染到人类身上。然而，病毒对人类的影响不仅取决于病毒的特点或其造成的感染症状，还取决于特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在美国，新冠病毒的糟糕影响暴露了其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严重缺陷。这些缺陷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了！
医疗服务的不平等
免费医疗有什么意义吗？德国的公共卫生官员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感染冠状病毒的死亡人数较低，部分归功于免费的检测和护理。人们很早就接受了检测。那些检测呈阳性的人被隔离。他们的密切接触者也接受了检测。需要住院治疗的人也及早得到了治疗，因此死亡的概率较小。很少有人到达最严重的阶段，所以很少有病人需要呼吸机和其他限制性的医疗条件。与其他国家相比，免费检测无疑对于病毒检测的广泛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的公共卫生专家也指出，免费护理在大流行期间的病毒检测中起着怎样的促进作用。《纽约时报》援引波恩大学的流行病学家亨德里克·斯特里克（Hendrik Streeck）教授的话说：“一个喉咙发痒且没有医疗保险的年轻人不可能去医院并因此产生感染更多人的风险。”
如果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取决于个人支付能力或者对并非覆盖全民的商业保险的购买能力，那就很可能发生如下情况：那些最需要护理的人们得不到治疗，同时那些不是很需要护理的人却能得到护理。例如，有报道称，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病甫一爆发，在其他人还不能接受病毒检测的时候，富有的人和有影响力的人就接受了病毒检测。在美国，有近2800万人（超过非老年人口的10%）没有医疗保险。约1/3的购买医疗保险的人们在支付自付费用方面有困难，有时不得不放弃护理或药品。当不得不自付医药费时，人们可能会拖延或放弃治疗，但是这可能导致传染病的全面传播。初始症状较轻的人可能不会就医，不接受检测，并在不知不觉中感染其他人。由于缺乏及时的护理，他们不得不忍受越来越糟糕的健康状况。与此同时，那些得到治疗的人也会面临让人绝望的经济后果。非营利组织FAIR Health最近的一份报告估计，在美国，一个没有医疗保险的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住院6天的总费用会高达7万美元。
雇主对工人的权力
追踪人们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不同方式，尤其是其中能够轻松应对和不能应对的两类人群，就能够描绘出一幅美国社会不平等的地图。《纽约时报》记者使用手机数据，追踪了随着危机的发展，不同人群减少公共活动的程度。他们利用平均收入的数据来确定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虽然所有收入水平的人的活动都大大减少了，但数据显示，高收入人群一般比低收入者更早开始呆在家里，低收入者的流动程度一直高于高收入人群。唯一一次，两者真正接近的时间是——你猜对了——在星期六和星期天。
随着危机的发展，媒体报道中已经有雇主要求工人继续上班的现象。例如，非必要行业企业停工命令之后，视频游戏零售商GameStop因为继续营业而遭到抨击。该公司的管理层声称，它有权继续营业，因为它出售人们在家工作所必需的物品，是"必要的零售业"。员工和其他人的意见与公司针锋相对，他们认为公司从人们对游戏产品的逐渐增长的需求中获利，却让工人冒着生命健康的风险。3月下旬，在工人和公众的强烈抗议下，GameStop让步了）。与此同时，在那些继续开工的"必要"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们发起了抗议，反对公司要求他们在不安全的环境中工作。例如，亚马逊、全食和Instacart（美国的“盒马生鲜”。译者注）的工人们围绕着安全装备和其他安全措施缺乏的问题，组织了罢工或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
无论你如何进行划分，金字塔上层的人们，更有能力去选择远程工作而不是必须在岗工作。我们可以在收入的分布数据中得出这个结论。劳工统计局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职业、教育和种族/族裔上呈现出非常相似的结果（鉴于当前的危机，《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应该回过头来报道这份调查结果）。大学学历以上的人们远程工作的可能性是没有高中文凭的人们的13倍。从事"管理、商业和金融"的人们比生产、建筑、维修、运输或零售业的工人更有可能远程工作。白人远程工作的可能性大约是非裔美国人或拉丁人的1.5到2倍。
当然，雇主不能强迫工人来工作。工人有拒绝的法律权利，但做某事的法律权利与做某事的实质性权力大相径庭。在美国，中等收入及以下的人们中，平均有90-95%的收入来源于工作;超过中等收入占比五分之二的群体中，平均有80-85%的收入来源于工作。这个国家对工资就业的依赖程度甚至高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是如此之少。大多数美国工人通过雇主获得医疗保险：那些拥有医疗保险的人中，约60%的人基于工作获取的；除了那些65岁以上的拥有老年医疗保险人以外，大约75%的被保险人有工作（在许多其他高收入国家，工人通过社会保险制度获得医疗保险，或通过公共卫生服务直接获得护理）。对于大多数美国工人来说，丢掉工作意味着没有收入、没有医疗保险。这使得大多数工人和雇主之间存在巨大的权力鸿沟。即使自己和身边的人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工人们也有可能冒着风险去上班，仅仅因为他们承担不起失去工作的代价。
失业带来的苦难
在美国和其他受影响国家，新冠病毒已经引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截至3月21日的当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保险金的人数达到了330万，是之前最高记录的四倍多（基于半个多世纪连续数据）。截至3月28日当周，超过680万份申请被提起；截至4月4日当周，这一数字已经是660万。劳工统计局最新的工作报告仅显示“整体”失业率（原文是headline，指“失业人口数/全部人口数”，这一算法跟失业率的一般算法“失业人数/在业人数+失业人数”相比，结果会很低。译者注）略有上升，至4.5％，这可能是由于基础数据是在上个月初，在大规模的裁员之前搜集的。不过，经济学家贾斯汀·沃尔夫斯（Justin Wolfers）在上述第一批报告之后估计，实际失业率超过13％，是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点。此后，这一数字被其他人通过同一计算程序进行不断的修订，已经高达17％。
失业对工人造成的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是工人收入减少和雇主提供的福利的降低。然而，社会科学家也发现了由于社会孤立，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的丧失给工人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心理影响。失业对心理和生理健康造成的整体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德雷克塞尔大学和密歇根大学（t Drexel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研究人员发现，失业使得死亡风险增加约70％。相比之下，每增加一岁，死亡风险的增加约为7％。因此，失业就等同于一个人老了10年。
简而言之，尽管引起COVID-19的冠状病毒株是全新的，但是COVID-19造就的社会后果所依赖的社会条件却根本不是新的。缺乏对生存所需的基本物品的普遍社会保障；雇主和工人之间的权力鸿沟；对工资性就业的依赖以及失业的脆弱性。这些是资本主义美国日常生活中的苦难。它们不是从冠状病毒开始的，也没有因为冠状病毒而开始成为问题。当前的危机以特别鲜明的方式阐明了这些现实。
本文作者：亚历杭德罗·罗伊斯（ALEJANDRO REUSS），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Dollars＆Sense前主编。
原标题：Not Simply a “Natural Disaster”
网址：http://dollarsandsense.org/archives/2020/0520reuss.html
本文为labour notes网站和 Dollars＆Sense网站合著作品的一部分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译者：泡泡。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