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无论剧烈的声响是如何消失掉的，后metoo时代的到来已经势不可挡地强迫着当下中文互联网场景中每一个个体，去一次次目睹并参与到出现在我们视野里，越来越具体而尖锐的性别议题当中。近日发生的由短视频博主papi酱给孩子取名一事而起，无数网友参与到关于“冠姓权”的讨论中即是一例。然而在茫茫杂音当中讨论谁嗓门最大，则注定会湮没一些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冠姓权背后的利益纷争
根深蒂固的父权制传统延续到今天，在大部分家庭中掌握最高话语权的仍然是男性家长。尤其是在现代工业化大家庭解体的背景下，核心家庭中“男性家长掌权”的情况更加凸显出了两种性别之间的对立，比如父亲与母亲之间的权力差。这种权力差的明显表现之一便是，尽管我国的婚姻法明确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但绝大多数人都“墨守陈规”随了父姓的，随母姓的罕见现象容易引起旁人对前者家庭情况的窥探猜疑，不少随母姓者甚至会遭到异样的眼光。
传统婚姻制度中的 “娶”、“嫁”虽然说的是同一桩事，即婚姻成立，但在这两个动词之间也存在着权力差。“下嫁”以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等惯用搭配和俗语完美体现了女性在婚姻当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婚后的女性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男性的财产，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女性结婚后需要在原本的姓名前加上男方的姓氏，这才标志着她进入了男方的家族，这样类似的习俗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十分普遍，甚至是走在妇女解放前沿的欧美国家也不例外。而“入赘”，也被称为“倒插门”，则是男方到女方家成亲落户、进入女方的家族，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所生育的后代自然也是随母姓，从而为女方的家族传宗接代。但“入赘”的男性往往会受到其他男性的鄙夷，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很低。由此可见，被过度强调的姓氏重要性完全是源于社会风气对宗族和血缘的重视。姓氏是家族的象征，冠姓则意味着为家族传承血脉，这也是宗法制思想的体现。即使是随母姓，也同样是为了家族血脉——在这一系统里，比起性别，姓氏才至关重要。当这一系统与传统的婚姻制度（即女性进入男性家庭）相结合，使得女性的地位进一步降低。
从这次papi酱冠姓权争议事件中可以看出，今天的男性仍有许多不能接受孩子随母姓，这与传统中对“入赘”男性的歧视其实也是相通的。他们认为，孩子不随父姓就会令自己显得没有“男性气概”与“男性尊严”。这便是父权制的狡猾之处，它将在具体历史情境下形成的风俗与“性别气质”强行关联了起来，即便到了现在，尽管将传宗接代视为头等大事的人已经不再是大多数，后代还是会被默认为随父亲的姓。
从根本上来说，姓氏本身就是父权制的产物，无论是随父姓还是随母姓，都不会改变这一性质，女权主义斗争的目标并不拘泥于让女性拥有对孩子的冠姓权，而是让姓氏不再具有封建的家族血缘意义。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女性争取冠姓权的行为是没有必要的，那些认为争取冠姓权的女性“上纲上线”、“别人自己家的事情管不着”的言论更是浮于表面并没有深刻了解问题的本质。如果随母姓能够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随母姓的人数与随父姓的所持平，那么这至少能够对姓氏的宗族神圣性造成一定的撼动，促使更多人去反思姓氏的的存在，最终从根本上动摇宗法制。虽然争取冠姓权本身并不是女权斗争的目的，但它可以成为我们实现最终目的的手段之一。
谁是“婚驴”？
导致这次事件引发热议的原因，不仅仅是对冠姓权的争议那么简单。在首先提及papi酱孩子姓氏问题的一条微博下，出现了许多贬低papi酱的言论，认为她“好好的独立女性怎么就成了婚驴”，由此引发了一波网民对“极端女权”的讨伐，这些言论让在国内舆论环境中原本就备受争议的女权主义再度陷入了公众讨论的漩涡。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假女权”，只有“不是女权”。关于“真假女权”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假女权”、“田园女权”等称谓只会污名化女权主义本身。一部分女性用“婚驴”这样具有侮辱性质的名词来称呼另一部分女性，这样恶劣的行为和女权主义没有关系，只是个人素养的问题，无聊的谩骂和指责除了分化女性群体和使女性解放的道路变得更加艰难以外没有任何作用。不可否认，在现行的婚姻制度中，女性是受到剥削的一方，男性在婚姻和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往往使女性成为家务琐事以及生育后代的奴隶，女性进入男性家族的嫁娶模式更是深化了女性在父权制下的客体角色。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存婚姻制度的问题无法阻挡那些仍然有婚姻需求的女性选择进入婚姻关系。对于非城市中产阶级的大部分女性来说，社会习俗和家庭压力都在将她们推向婚姻，如果不结婚，她们便难以摆脱原生家庭的束缚、甚至难以经济独立，这并不是因为她们“自己不努力”，而是因为她们在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中的地位限制了她们的选择。相比能够选择不婚不育、嘲笑“婚驴”的女性，她们受到父权制更严重的迫害。而其她女性同胞对她们的辱骂恰恰是另一种形式的厌女，已婚妇女就这样进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使用“婚驴”这一词汇的女性大概没有意识到，个体在一个庞大的制度中是无能为力的。或许她们自己有种种办法能够逃脱婚姻制度的束缚，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女性都拥有这种选择的权利。许许多多的女性都在被迫成为“婚驴”，阶层的局限让被压迫成为她们难以反抗的命运，即便不在婚姻关系之内被压迫，也会以其它形式被压迫。这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共谋的结果，需要被击碎、被推翻的是制度本身，而不是抨击那些已经在婚姻关系中受到剥削的女性。
新自由主义下的独立女性骗局
不少人困惑的是，papi酱在公众面前展现出的一直都是一个主张平权的“独立女性”形象，却仍然让孩子随父姓，这令人难以接受。可是到底什么是所谓的“独立女性”？papi酱有着自己的事业、收入是丈夫的若干倍，也曾经公开表示自己和丈夫之间是“平等独立”的关系，过年都是各自回自己家，这就意味着她是一个“独立女性”吗？ 事实上，这套对于“独立女性”的判断标准也是人为构建的新自由主义产物。新自由主义鼓吹建立自由市场社会，认为个人靠自己的努力可以实现阶层流动，这也对近年来的女权主义思潮产生了影响，赞美女性企业家、鼓励女性个人的精英发展成为了主流话语。但在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双重阴影之下，阶层的壁垒并不是单单靠个人的努力就能打破的，无论有多少高收入的“独立女性”，在女企业家们看不见的角落里都依然会存在山村童养媳、逃婚的纺织厂女工、工作半辈子给弟弟买房的姐姐。新自由主义式的女权只会掩盖更加深层次的社会矛盾，用光鲜亮丽的“独立女性”形象来粉饰太平，对当今女性所面临的困境毫无意义。
既然“独立女性”本身便是一个伪命题，那么papi酱就更没有理由遭到攻击——她也只是一个身处于父权制之下的普通女性，她所拥有的财富也无法避免所有女性都需要面对的现实，比如婚姻、生育。不仅仅是她，那些会使用“婚驴”一词的女性也是同样，她们以为自己暂时避免、逃离了婚姻制度便比已婚、已育女性更加优越，就是在争取自由的进程中砸下了父权制这座大厦的一块砖，事实上她们只是沉浸于自己个人主义的幻想 ，而没有对整个体制产生任何影响。“如果没有女性愿意结婚，婚姻制度就自然不存在了”，这种想法更是天真的一厢情愿，在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选择之下，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你愿意看到的，即便你目之所及再也没有进入婚姻关系的女性，但只要被资本和父权制操控的婚姻制度还存在，那么在你的同温层之外、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始终都会有更多的女性同胞被迫成为“婚驴”。
用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来践行女权主义是危险的，它会令我们看不见真实世界的模样。这也是在除了争取冠姓权之外，女权主义斗争更应该关注的地方。女权主义的矛头要指向的不是男性更不是一部分女性，而应当是束缚每一个个体的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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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妮。来源：706青年空间。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