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介绍德国社会学家Wolfgang Streeck所撰写的一篇反思研究方法的文章。该文收录于Wolfgang Streeck于2016年出版的文集《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How will capitalism end?），其原题名即为《如何研究当代资本主义》（How to study contemporary capitalism?）。本文将扼要介绍、评述Wolfgang Streeck核心论点，并于必要时摘译原文。
（本文译文所示原文页码皆为How will capitalism end?一书的页码。本文所译原文，为求上下文通畅，皆根据作者理解有所处理。加粗着重皆为本文作者所加。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原文。）
托卡·帕森斯（1902－1979）哈佛大学社会学者
Streeck的研究方法反思针对的是帕森斯以来从北美扩散的社会学范式的弊病。而这一反思，其经验材料的基础，则是Streeck所洞察到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欧洲状况。换句话说，Streeck是用欧洲现实反思“美国理论”。在Streeck看来，帕森斯以来的社会学与经济学学科分工，其实反映了一种割裂性意识。这种割裂性意识所割裂开的“经济”与“社会”其实便是主流经济学圈出的“理性行为”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与“非理性行为”世界（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Streeck看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从来是要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整体性意识在经典作家那里是常识。为此，Streeck提议当代社会学要重新发掘经典作家：经典经济学家如，斯密、帕累托、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经典社会学家如，韦伯，桑巴特，莫斯、凡勃伦；德国历史学派以及马克思。
从这些经典作家那里我们能够获得的教益是，资本主义既表示一种经济也表示一种社会。而研究资本主义则要求一种不分割经济与社会的概念框架。
那么，如何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呢？我的第一个回答是：不是作为一种经济而是作为一整个社会（作为一个社会行为系统和一系列社会制度）。这样一种研究对象将归于社会学研究的范畴，而非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实际上这种研究方式也是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要求辨认出潜在于或隐匿于所谓的“经济运行规律”之下的行动者和利益。正是这些行动者和利益将经济关系转写为社会关系，并使得前者表现为后者的一种特殊形式。视经济为一种社会，或者说，为社会性与政治性构造的。这种处理方式是将社会视作一种经济（也就是“理性选择”研究方法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对立面。（p.201）
无疑，Streeck提议采取一种始终从整个社会出发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立场。但是，Streeck拒绝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静态的、均衡的状态。事实上，仅仅就西欧经验而言，资本主义的变异与动荡即是可以被切实体验到的：二战后的繁荣、六七十年代高涨的城市社会运动、产业衰败、去管制与金融化，乃至当代的金融危机。只要回到历史实际，“均衡”理论便是幻觉。而为对持续发生的资本主义历史变迁进行分析，Streeck引入了波兰尼的理论。[i]在波兰尼那里，整个社会中的“经济”部分日益独立化，并逐渐“脱嵌”于整个社会，甚至反过来持续对整个社会进行着“经济化”。Streeck将波兰尼这一轮廓性描述处理成一种对持续不断发生的“资本主义化过程”的分析框架。
[i] 对波兰尼论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巨变》（更早一版译为《大转型》）。
“把社会问题简化为经济问题，是对自由的降格”//卡尔波兰尼
我们首先从一个定义开始：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以资本主义方式制度化其经济的社会。这里，资本主义方式意味着物质供应与资本的私人积累相结合。而资本的私人积累以货币单位计价，并通过市场中的自由契约交换完成。而市场则由效用的个体计算所驱动。由于其对于私人占有资本的顺利积累所产生的持续供养的依赖，这样一种社会可以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或者置于资本主义之下的。
称一个社会是资本主义的，也意味着视其为处于风险之中的社会。这里的风险指的是，在这样的社会中，支配其经济的社会关系会突入并接掌之前曾是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p.202）
不难发现，Streeck对“资本主义方式”的界定继承了马克思等人的策略：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和超越。我们要将主流经济学视作把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切入点。正式在主流经济学家那里，资产阶级眼中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被充分地进行了描绘。在马克思那里，所要处理的理论分析对象是斯密、李嘉图等人。而Streeck则明显试图批判性吸收当代主流经济学中对于制度、契约等的研究。
在Streeck看来，要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张力和演变动力，就要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与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间的互动进行研究。为澄清这一方法，Streeck对当代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其中，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依然建立在“经济”与“政治”的割裂性假设上。[ii]在这种研究方法下，“经济”与“政治”之间是对峙存在的“输入”与“输出”关系，而非是有机整体关系。
[ii] 本文以引号将当代学院内的政治经济学与Streeck提倡的经典政治经济学相区分。
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或者一个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在其现行基础上，这样的社会必须处理其经济的社会关系、其特定的生产与交换关系如何与其非经济性的社会关系相连与互动。……而前者有向后者扩张、按其共处的社会语境进行支配的内在动力。
资本主义必须被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社会秩序进行研究，而非作为一种整个社会之外或与整个社会相分离的静态的、无视时间的经济系统理想型。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社会秩序恰恰是事关社会性与经济性之间的关系。这一社会秩序自西欧十九世纪早期开始充分运作，并持续演化至今。如此来看，经济学理论所呈现的经济便利下的技术性安排、为实现专家控制的不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结构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与历史建构的动态复合。这是一种制度性限定条件和机遇、期望、权利、资源和权力间的复合。这种复合对周遭社会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其影响包括：其对权力、地位与生存机会的分配，其行动特性与能力，其社会认同与生活方式。（p.203）
Streeck特别区分了比较政治学中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与其主张间的差异。[iii]“资本主义多样性”虽然看到了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异，但是，该理论所试图寻找的其实是资本主义在不同条件下如何实现其均衡状态。在这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是非历史性的，其意图只是寻找给定条件下，资本主义如何实现自身的均衡。
[iii] 对“资本主义多样性”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Peter A. Hall and David Soskice所编的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回到Streeck本身的分析上。在Streeck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向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扩张绝非仅表现为国际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配。在所有地域，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非资本主义关系。同时，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既不意味着比资本主义“好”的社会关系，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关系，而只是指尚未被资本主义方式支配的社会关系。即使在人的经济生活中，Streeck援引波兰尼的分类，亦存在市场交换形式之外的互惠与权威（再分配）的形式。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已经极为发达的西欧，也是有可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开发”的新“边疆”。
Streeck所援引的社会学研究之一便是对“家庭”的研究。西欧二战后广泛存在的是所谓的“福特主义”家庭。在“福特主义”家庭中，男性进入工厂劳动、获得整个家庭生活所需的工资，而女性则作为全职主妇留在家中从事家务、照看孩子。在这一背景下，女性的劳动成为了可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开发”的新“边疆”。在德国，不仅仅政府以各种方式激励女性进入市场，社会中也形成了“不工作”的女性可耻的道德观念。在这一背景下，衍生出不同于家庭主妇困境的另一种女性困境：一种困境是女性由于不得不兼顾家务劳动与工作，而被迫选择工作时间更为弹性、雇佣关系非正式、薪酬回报更低的行业；另一种困境则是由于低生产率女性的输入，家务劳动被以“帮佣”等形式转移在他国女性身上（家务劳动的购买）。
Streeck所综述的类似研究还有更多，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其原文。本文的目的，则是指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严肃对待阶级论的人对要勇于承受历史经验变化、新材料喷涌下对既有理论的冲击，而非背诵某种经书上的结论。
“原始积累”//William Clark / 1823 奴隶工甘蔗园
实际上，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与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间的区别就有诸多观察和分析。最经典的，莫若1848年《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历史扩张过程、原始积累的描述。更晚期一点，则有卢森堡与列宁对同时代各列强殖民扩张的分析。这样一种分析方式，亦在当时为这些左翼作者把握时代政治变迁提供了切入点。譬如，在马克思的文章与手稿中，我们可以频繁读到马克思称美国是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在西欧诸国，顽固存在着非资本主义社会力量。我们不妨回想一下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所勾勒的数个阶级间的缤纷关系。在这一视角下，二战后西欧史亦可以有一个阶级论的叙述版本。在二战后，基于美军在西欧的推进、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在西欧被普遍确立。但即使如此，北美与西欧各国内部的阶级力量对比状况也有巨大差别。按照奥菲的分析，二战后，由于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的高度组织化，西欧普遍出现的福利国家模式其实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一项阶级斗争和平协定。[iv][iv] 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
当然，如果一定要求取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对社会变迁的意义，那么，列宁曾根据其观察，进行了这样一个归纳：
必须把必不可免地（而且愈来愈不可免）要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反对派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的深刻原因，与自由派暂时活跃的浮浅理由区别开来。深刻的原因产生深刻的、强大的和顽强的人民运动。浮浅的理由有时是内阁中人员的更换和政府在某种恐怖行动之后通常力图暂时采取狐狸尾巴政策的做法。……自由派的声明的理由可能是浮浅的，自由派的不坚决的骑墙立场的性质可能是卑微的，但是对专制制度来说，它只能同土地占有者商人阶级当中的一小撮享有极高特权的巨头保持真正的和平，而决不能同整个这个阶级保持和平。
（1904年12月22日；列宁该篇文字背景是，日俄战争导致沙俄财政与军事困难，而自由派借机提出一系列国家改良诉求，但是很快遭到沙皇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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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资研。来源：马各庄青年。责任编辑：克鲁）
